论文总字数：31975字

摘 要

虽经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城乡二元化结构上的弊病依然存在，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比较高，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也仍然较大。

2006年联合国《普惠金融蓝皮书》中提出了普惠金融的概念，指出要将低收入群体包含在金融体系之内，特别是要扩大农村地区的服务范围，以形成具有普惠性质的金融体系。这成为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指导和实现路径。

近年来，普惠金融在我国的发展使得稀缺性金融资源开始逐步向农村等贫困地区进行配置，这极大地改善了城乡金融体系割裂发展的状态，扫除了农村金融服务的一些盲区。普惠金融的发展在我国产生了一定的减贫效应。特别是近年来数字普惠金融这种新型金融业态的兴起，更是极大地提高了普惠金融的覆盖度和精准性，也为农村金融准入门槛的降低提供了巨大的支撑。各界都期待着数字普惠金融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

本文在考察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现状以及普惠金融发展情况的基础上，以线性模型为出发点，在考虑结构突变的情况下引入非线性模型，进一步地通过空间计量模型解决数据主体间存在的空间相关性，探讨了我国的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实际影响。三个模型结果一致表明，普惠金融有效地减小了城乡收入的差距，有助于帮助低收入人群创造财富、走出贫困，加速落后地区的发展。

关键词：普惠金融, 城乡收入差距, 面板模型, 空间计量模型

Abstract

Despite year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the disadvantage of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still exists, the Gini coefficient of residents'income is relatively high, and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s still large.

In 2006, the United Nations Blue Book on Inclusive Finance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inclusive finance, pointing out that low-income groups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financial system, especially to expand the scope of services in rural areas, in order to form an 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 This has become the guidance and path to solve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in China, scarce financial resources have been gradually allocated to poor areas such as rural areas, which has greatly improved the split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financial system and eliminated some blind areas of rural financial services.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has produced a certain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in China. Especially in recent years, the emergence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 new type of financial industry, has greatly improved the coverage and accuracy of inclusive finance, and also provided tremendous support for the reduction of the threshold of rural financial access. All walks of lif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to further narrow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On the basis of investigat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urban-rural income gap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in China, this paper takes linear model as the starting point, introduces a non-linear model in consideration of structural mutation, and further solves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data subjects through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and explores the actual impa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on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China. The results of the three models show that inclusive finance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help low-income people create wealth, get out of poverty, and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backward areas.

Key Words: Inclusive Finance, urban-rural income gap, panel model,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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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日期：年月日日期：年月日

目 录

摘要 1

一、导论 6

1.1研究背景和意义 6

1.1.1问题的提出 6

1.1.2研究意义和研究目标 7

1.2基础概念界定 8

1.2.1普惠金融概念界定 8

1.2.2城乡收入差距概念界定 8

1.3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9

1.3.1研究方法 9

1.3.2研究内容 9

1.4 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10

1.4.1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 10

1.4.2研究不足之处 10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11

2.1 相关文献综述 11

2.1.1理论研究文献综述 11

2.1.2实证检验研究文献综述 11

2.1.3 关于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机制的文献综述 13

2.2 相关理论基础与分析 14

2.2.1 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 14

2.2.2 刘易斯模型中的劳动力转移理论 14

2.2.3 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 15

三、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检验 16

3.1 数据来源与指标选取 16

3.1.1 数据来源 16

3.1.2指标设定 17

3.2 实证检验 19

3.2.1 线性面板模型 19

3.2.2 非线性门槛模型 22

3.2.3 空间计量模型 25

四、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35

4.1 研究结论 35

4.2研究展望 35

致 谢 36

一、导论

金融排斥现象广泛存在于世界多个国家，由于缺乏及时与合适的信贷产品和服务，金融排斥不仅会导致家庭收支长期失衡，难以平滑消费，难以应付收入的波动，难以实现资源的跨时间、跨空间的分配，同时其使得金融机构面临社区、组织、监管排异等问题，三重排斥相互交织、互动强化，使得本应与农户、农村企业互补共赢、共生协调的农信社面临内部素质及外部环境的双重制约，资产管理面临困局。这种情况下，普惠金融应运而生，数字普惠金融的崛起更添助力，本文在考虑互联网技术应用于普惠金融的情况下，检验其对城乡收入差距是否具有缩小的效应，是否能从优化资源配置、改善风险状况、完善公司治理等方面缓解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

1.1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问题的提出

我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总体来看经历了一个迅猛发展的时期，但历史遗留下来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资源配置的倾斜，使得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率和GDP增长率常年低于城镇居民，并且两者的差距有逐年增长的趋势。长期的收入分配失衡会导致农村居民的消费欲望受到抑制，难以平滑消费，应对风险的能力受到限制，更会进一步导致经济发展的失衡，甚至引发社会动荡。有学者研究指出，加深金融发展的深度并能很好地对资源进行跨时间和跨空间的优化配置，通过影响个人和企业解决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政策制定者开始关注普惠金融的发展。尤其在经历了2007-2010年的危机导致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金融产业萎缩后，拓展和深化普惠金融成为当务之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了要将金融覆盖面扩展到中小微企业、“三农”和偏远地区，也即要完善普惠金融体系的建设。

与代表了普惠金融萌芽阶段的爱尔兰“贷款基金”由于威胁到商业银行的地位而被政府打压、限制发展、最终走向消亡不同，普惠金融在我国第一阶段的发展是具有公益性质的单一小额信贷，受到了政府方面的大力支持，意在通过借贷给予农村人口走出贫困的希望。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金融需求也随之增长，公益性的单一信贷业务无法满足需要，普惠金融在我国的发展进入了多元微型金融阶段。更多的金融机构参与其中，提供了更多元化的金融服务，普惠金融的重心从扶贫转向了脱贫，这背后反应的是普惠金融从转移支付性质过渡为生产性投资，农户利用获得的金融资源创造财富从而达到消除贫困的最终目标。以200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为标记，普惠金融的发展进入综合性普惠金融阶段，该阶段强调风险监管的严格控制。该阶段普惠金融发展迅猛，各地小额信贷公司和村镇银行先后成立，拓宽服务边界到中小微企业、“三农”和偏远地区。随着数字技术应用于普惠金融领域和网络支付的日益普及，普惠金融在我国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创新性互联网金融阶段，极大地有助于金融服务覆盖面的扩展。

普惠金融的发展理论上有助于提高低收入人群的薪酬，改善其生活水平，但这并不代表普惠金融就一定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是我国城乡经济二元化导致的历史遗留问题，并且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贫富差距的质变容易导致农村无法在市场竞争中建立自己的优势，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目前，国家已经出台一系列政策旨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譬如推进城镇化进程，通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改变边际劳动力边际效益为零的局面，从2003-2013年的基尼系数走势图来看，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总体走低，政府所推出的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城乡收入的差距。普惠金融的发展也理应为减小城乡收入的差距做出贡献，但由于一些统计或者操作上的困难，必须通过实证检验才能确定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

图1.1 2003-2013年我国基尼系数走势图

另一方面，虽然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普惠金融带来了新的可能性，而目前关于其的探讨主要局限于传统的金融模式，没有探讨区块链、大数据等新兴技术为普惠金融开辟的新的路径，因此本文意在考察考虑了数字技术对普惠金融的影响后，普惠金融的发展是否能够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为城乡收入分配失衡的局面提供一个解决的方案。

1.1.2研究意义和研究目标

理论上而言，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降低金融服务的门槛和金融服务使用的成本，使得穷人获取储蓄、信贷、保险等金融服务，并且金融使用者要真正有效便捷的使用这些金融产品和服务。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金融服务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提高覆盖度和以更便捷的方式触达更多的地区，并且为经济发展落后地区提供了弯道超车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刻画普惠金融发展实践的指标大多局限于传统金融服务的角度，并未考虑互联网金融、小额信贷等金融业态的作用，本文意在考察国内区块链、大数据和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应用于普惠金融领域前后，其对城乡收入差距是否具有显著的缩小效应。同时，不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导致其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可能使得农村储蓄流向城市，加大城乡收入的差距。此外，普惠金融降低金融服务成本的同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刺激的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后，劳动力的身份可能发生转变，造成统计上的变化，有可能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由此看来，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于是，国内外诸多学者围绕普惠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的交互关系展开了深入探讨。

1.2基础概念界定

1.2.1普惠金融概念界定

2015年底，国务院在《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中首次在国家层面明确了相关的定义：“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通过加大政策引导扶持、加强金融体系建设、健全金融基础设施，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的、有效的金融服务。”

换言之，本文认为普惠金融所强调的是拓宽金融服务的边界，可以想见金融覆盖度的扩大有利于偏远地区、低收入者和中小微企业以可负担的成本获得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使其拥有平等的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当然，这并不代表着普惠金融是公益性质的，金融的逐利性不允许其转变为一项公益事业，普惠金融仍然处于由市场竞争主导的金融体系内，发展金融广度的同时保证着正规金融机构的可持续性。

1.2.2城乡收入差距概念界定

常用的衡量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最主要指标分别是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国家统计局2013年更改统计口径后，也可采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衡量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本文采用两者相比的值衡量城乡收入差距，但这容易忽略城乡人口的相应占比。

1.3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1.3.1研究方法

本选题将结合文献研究法、计量经济学的实证方法与金融学理论对普惠金融的发展是否能够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进行探讨。

1.引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于2016年7月公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反映数字普惠金融在数字技术应用于该领域前后的发展状况，该指标同时考虑了广度和深度、体现普惠金融服务的均衡性、兼顾纵向和横向可比性、体现金融服务的多层次性和多元化、强调互联网技术并且确保数据的连续性和方法的完整性。

2.借鉴国内外已有的相关文献，对普惠金融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路径有大致的了解，并撰写相关的文献综述。

3.实证考察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时，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并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减少遗漏变量偏差，本文以变截距面板模型为出发点，在考虑结构突变的情况下引入非线性门槛模型，进一步通过构造空间计量模型解决数据主体中的空间相关性，探讨普惠金融是否能够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

1.3.2研究内容

本选题按如下研究思路循序渐进：简要对普惠金融和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定义，并对学者们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进行综述，说明相关理论基础，包括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刘易斯模型中的劳动力转移等理论，参照相关学者对普惠金融指数和城乡收入差距指标的度量选取指标并说明其合理性，通过结合金融学知识，构建线性、非线性与空间计量模型，选取研究变量进行实证研究，并进行稳健性分析，消除双向因果关系，对结果进行统计和现实意义分析，最后，对实证中不足的部分进行总结，并指出可以改进的方向。本文共分为四章：

第一章 导论

本章简要介绍作者是如何关注到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并对两者间的关系提出疑问以及研究两者关系有何意义，对研究的核心概念普惠金融和城乡收入差距进行概念界定。并接着阐述本文是如何研究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两者间的关系，最后对研究可能存在的创新点与不足进行总结。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本章撰写分理论和实证检验两部分，对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普惠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文献进行综述并做出简要述评，对普惠金融发展是如何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与两者的指标测量等方面进行详细的归整，并阐明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和刘易斯模型中的劳动力转移理论以及这两者与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为论文研究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三章 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检验

本文结合金融功能论、二元经济增长理论、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和刘易斯模型中的劳动力转移理论，引入可能同时影响普惠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控制变量，采用我国2011-2015年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运用变截距面板模型、非线性门槛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对理论分析进行实证检验。

第四章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对运用三个模型得出的结果进行总结，并对两者关系的进一步研究就本文研究不足的地方提出改进方向。

1.4 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1.4.1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

本选题的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用变截距面板模型、非线性门槛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对理论分析进行实证检验，并对可能引起误差的原因进行相应的处理，使得实证结果更具有可靠性。此外，本文采用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衡量普惠金融的发展，该指标从互联网金融服务的边界、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三个维度来构建指标体系，既考虑了传统的普惠金融发展又囊括了互联网技术在该领域的应用效果。

1.4.2研究不足之处

本选题采用的城乡收入差距指标忽略了城乡人口的影响，此外，本文实证研究是从省市区层面探讨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效果，为保证结果的稳健，可考虑将全国地区分为东部和中西部，并且使用关键变量的其他代理变量，再次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以确保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2.1 相关文献综述

2.1.1理论研究文献综述

早在1904年，一场合作社运动在印度的兴起昭示了普惠金融概念的起源，因而国外对普惠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相互关系研究起步较早，成果颇丰。 Mckinnon和Show（1973）最早提出：普遍存在金融抑制导致发展中国家信贷资源配置失衡、经济增长被限制。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00)在设定初始财富外生的情况下，在动态模型的理论框架内对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发现：金融发展水平的低下会导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增大，随着其稳步提升，使得更多人获得金融服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会逐渐缩小。Galor and Zeira(1993),Aghion and Bolton(1997), Galor and Moav(2000)等从理论上提出，随着普惠金融的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水平会通过穷人获得更多的金融服务，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来缩小。Chibba(2008)也肯定了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并指出，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清贫式增长，有助于达成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张立军、湛永（2006）更通过系统研究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指出非正规金融不规范发展造成的高利贷活动也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乔海曙和陈力（2009），胡宗义和刘亦文（2010）通过结合金融聚集理论和二元经济结构理论验证了“倒U型”，并指出是由于农村金融发展滞后，市场不完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造成农村储蓄流向城市导致的结果。

2.1.2实证检验研究文献综述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此普惠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研究进入了经验检验阶段。Burgess and Pande(2005)以贫困线以下人数比例和农村农业工资作为衡量农村贫困水平的指标，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在农村金融服务空白地区具体通过增加存款与贷款发放以实现金融网点的扩张能够有效地降低贫困。实证结果显示，在1977年之前以及1990年之后，在两者的线性关系上，随着农村银行网点数量每提高1%，农村的贫困率就会下降0.77%。James(2010)发现印度不完善的金融体系对穷人和富人的影响并不一致，其对穷人的伤害相较来说会更大，且金融改革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即缓解金融服务获取的不平等性，但实证表明银行密度的增加及其效率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收入差距的扩大。Bae, Han and Sohn(2012)认为金融系统的不完善导致低收入者难以负担金融交易成本，所以金融发展促进收入公平的途径不应是金融发展本身，而应是提升金融对于穷人的可获得性。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可获得性显著缩小了收入差距。从非银行的小微金融机构视角，Khandker(2005)、Bruhn and Love(2014)分别运用孟加拉国和墨西哥小微金融机构的数据，肯定了普惠金融发展对收入提升的积极作用，并且对当地经济有十分明显的溢出效应。Bruhn and Love更进一步考察了普惠金融对贫困的影响路径，发现金融可获得性的提升使得非正规企业业主更好地经营。Madhu Sehrawat and A.K. Giri(2016)通过Pedroni的面板协整检验方法发现，长期看来金融发展增加了城乡收入的差距，而贸易开放度则与之相反。我国于2006年引入“普惠金融”的概念，虽然起步晚，但国内研究也是相当丰富。一部分学者提出，金融的深度发展会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温涛、冉光和、熊德平（2005）采用时间跨度为1952—2003年的数据研究了金融发展、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户收入变化变化的关系发现金融在农村的发展造成农村资金流向城市，使得城市居民收入有所提高，直接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强化了金融的“二元结构”。但数据的时间跨度过大，对数据的处理不当有可能造成推断错误。而另一部分学者通过实证检验验证了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张小林、徐敏和蔡中华（2016）选取新疆地区1978—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VAR模型检验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对普惠金融的发展在经历初期的负向脉冲响应后，呈现正向反应，即新疆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异于零的缩小效果，但效果并不明显。黄永兴和陆凤芝（2017）运用变截距面板模型和非线性门槛模型检验发现普惠金融减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成效在各个地区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但全国范围来看，普惠金融发展会先扩大城乡收入的差距，再经历一段平稳期后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就东部地区而言，与全国特征类似；就中部地区而言，特征为持续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的线性特征；而西部地区的影响则表现为不显著。王业斌(2018)通过构建普惠金融指数测量了广西的普惠金融发展情况，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广西普惠金融发展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各地发展不均衡的情况，但整体水平仍在稳步提升中，另一方面普惠金融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其与金融发展深度存在负相关关系。众多学者利用我国省市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均发现普惠金融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缩小效应。张子豪、谭燕芝（2018）更在考虑了邻近地区的相互作用下在空间计量模型的框架内验证了在全国以及地区层面的普惠金融显著的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有助于改善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加速落后地区的发展，另一方面，将普惠金融指数的各项权重指标分解来考察，结果显示各项指标对城乡收入差距均存在显著的缩小效应，以覆盖广度为甚。但现实情况仍然与研究结果有所出入。各种微型金融机构出现了使命漂移的现象，与其服务于低收入群体的理念背道而驰。再者，在信息传播速度飞快的今天，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拓宽金融服务边界提供了技术支持，但由于以网络和电话为传播介质的数字技术仍无法普及到一些贫困地区，另一方面由于对金融方面缺乏理解，即使使用数字技术也不会利用互联网金融服务平滑消费（星焱，2016）。赵孟惟（2019）通过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选取2006-2016年各省的面板数据对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互联网技术应用于普惠金融领域后对于提高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具有极大的帮助，而且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是双向的，也即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在长期存在着均衡关系。钱水土，毛绍俊（2019）结合在考虑了传统的金融指标的基础上增加数字技术指标合成综合普惠金融指数，通过构建GMM模型检验了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的有效性，结果表明，普惠金融能在一定程度上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且这种影响是单向的，并且这种效果长期有效。张贺，白钦先（2019）同样则采用代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衡量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与本文有所不同的是，其采用泰尔指数代表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情况，通过建立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验证了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显著的缩小效应，并且分区域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欠发达地区的效果要优于发达地区。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证检验上都验证了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效应。如果按国内外研究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国外学者更多是关注普惠金融带领低收入人群走出贫困的可能性。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的传导机制可以分为直接和间接两方面。直接影响主要是农户获得生产性投资，利用其为自己创造财富，从而实现消除贫困的目标，另一方面，各个金融机构对没有征信记录和有效抵质押物的中小微企业或低收入人群提供金融服务时可以利用数字技术计算风险，并进行合理定价，从而降低这些群体获取金融资源的成本；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带来的低收入人群的福利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普惠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效应溢出惠及低收入人群，从而实现城乡收入的差距缩小的成效。

2.1.3 关于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机制的文献综述

有不少学者对于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的传导路径也作了相应的研究。Culli(1998)认为，微型金融一方面通过提升穷人的购买力使得其挣脱经济束缚，从而促进穷人消费的能力，二是提高穷人参与经济活动的效率，三是通过减少家庭风险与平滑消费保障穷人的经济安全，四则是提高穷人的生活质量。Bakhtiari(2006)认为普惠金融有效缓解了穷人的信贷约束，通过改善其消费、降低家庭风险、帮助穷人发展微型企业等方式直接提高穷人的收入水平，同时又提高了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加速新技术的落地以及完善市场，以期更高效地解决贫困问题。一部分学者则注意到了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认为经济增长对贫困人群具有溢出效应。谭燕芝和彭千芮（2018）研究表明，普惠金融通过促进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显著降低了邻近地区的贫困率。但也有部分学者指出，这种效应存在区域差异。杜莉和潘晓健（2017）证实，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呈现出东、中、西部递减的形式。还有学者研究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彭恒文（2014）从产权制度、外部性、交易成本等方面分析了城乡金融服务可得性的差异，并指出由于“第一门槛效应”和“非均衡效应”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增长。而普惠金融则通过“第二门槛效应”和“降贫效应”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张贺，白钦先（2019）指出普惠金融结合互联网技术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加工、整理，减少了信息不对称，从而使得在央行征信系统没有信用记录也无抵质押物的农户、中小微企业获得金融服务的门槛大大降低，其次，互联网技术应用于普惠金融领域有助于民间闲散资金配置到农村，达到减贫的效果，进而达到缩小城乡差距的目的，再者，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发挥其引导消费功能增加农户对经济边际贡献率。

但也有学者指出，普惠金融的发展有使得农村储蓄流向城市的可能增加，加大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具体操作上面的问题仍然层出不穷，普惠金融是否真的能够减小城乡收入差距仍需要更多的深入研究，通过研究我们也可以了解普惠金融的发展特点，可以更好地指导我们更深入地发展普惠金融产品，力图达到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减小的目标。

2.2 相关理论基础与分析

2.2.1 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

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不平等的长期波动构成长期收入分配的特征：在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极为快速转变的经济增长早期，不平等扩大；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不平等缩小。该假说在城乡收入差距方面的解释为：由于早期资源向城市倾斜导致城乡发展不均衡，并且这种不平等的发展随着经济增长而愈演愈烈，当到达某一个高点时，又因为城乡经济结构处于不同阶段、政策以及人口结构等因素的相互作用，这种不平等状态在持续了一个时期后开始呈现趋同的走向。收入分配的倒U现象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是一种具有必然性的趋势，一般来说这种趋势是不能避免的。

2.2.2 刘易斯模型中的劳动力转移理论

二元经济增长理论是劳动力转移理论的一个基础。刘易斯指出，由于我国现代工商业的发展远超传统农业经济，并且资源一直向现代工商业倾斜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必须向城市进行有效转移才能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然而该模型中关于剩余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理论由于现实中各种阻碍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使得无限劳动供给的假定失效和假定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不符合现实情况而被质疑。

2.2.3 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

不同的研究表明，普惠金融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途径可以分为直接和间接的。

一方面，普惠金融可以满足农户的借贷需求，这里的借贷与公益性的信贷有所区分。实际上，公益性质的信贷可以理解为转移支付，而具有生产性投资的借贷才能鼓励农户创造财富，真正实现消除贫困的最终目标。普惠金融的受众除了农村居民之外还有各种中小微企业，他们由于受到服务门槛的限制，往往会向一些信托机构以及民间金融机构获得高利率贷款，据调查，这些机构的融资机构的业务规模与正规金融机构所提供的资金规模所差无几。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中小微企业省去多个中间环节，以合理的成本获取资金的使用权，有助于为企业注入活力，提高其创新能力，为企业挖掘更优秀的人才，从而实现企业收益的增长，进而实现劳动力收入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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