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方式的阶层差异

论文总字数：24038字

摘 要

休闲活动在大众生活中越来越受重视，从阶级的分化和整合角度来说，休闲活动在阶级分化、对抗和整合中的地位和作用也逐渐被发掘，在凡勃仑、布迪厄和鲍德里亚的论述中都将休闲活动和阶级联系在一起。凡勃仑揭示了上层阶级消费中的“炫耀性”原则和“荣誉感”需要，其实暗示了阶级地位与消费动力之间的关系，阶级地位越高所受到的生存需要这一驱动力的影响越小，受到“荣誉”和“体面”的符号需求驱动更多。布迪厄侧重于从品味和惯习来解释不同阶级消费和休闲方式不同的原因，而鲍德里亚则强调社会文化意义在消费中建构符号的作用。本研究试图从阶级的内涵上研究阶级地位与休闲活动方式的关系和影响路径，比如职业分类、收入、受教育程度是如何对休闲活动的选择和态度造成影响的，通过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所得的数据建立回归模型，检验阶级对休闲活动方式和态度的影响，结果发现阶级与休闲活动的频率和种类上都相关，尤其是职业和受教育年限对休闲活动的频率、种类和态度影响更显著；个人生活中的地位变迁的确会造成休闲风格（包括休闲活动类型和态度）的转变。

关键词：休闲活动，阶级地位，文化资本，地位变迁

ABSTRACT

Leisure activities drew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the public life and leisure activities’ role in the class differentiation, confront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status has also been gradually excavated. In discourses of Veblen，Bourdieu and Baudrillard，leisure lives were linked to social class. Veblen reveals the "conspicuous" principle and the "sense of honor" in the performance in upper class consumption, which in fact impl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 status and consumption capability——basic desire are reducing when status heightening. Driven by "honor" and "decent" symbolic demand, Bourdieu focuses on taste and habit when explaining the different reasons of consumption and leisure in different classes while Baudrillard emphasizes the role of social and cultural meaning in building consumer symbol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 status and leisure activities from the view of connotation of classes, such as how the 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 income and educational level affect the choice of and attitude towards leisure lives. Using the data from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Chinese society, this research established a regression model to test the impact of class on leisure activities, in styles and attitudes. And the results found that the frequency and type of leisure activities and status are related, especially the occupation and educational level. Moreover, changes of status in personal life will indeed cause leisure style (including the type and attitude of leisure activities) change.

KEY WORDS: leisure activities, social status, cultural capital, status change

1. 问题提出

2016年9月，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了《中国出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16》，该报告指出在未来5年，中国出境游市场将保持稳定增长的新常态，消费选择更加理性，游客在海外目的地更加注重目的地的生活体验。同时，截止2015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数达到1.17亿人次（《中国出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16》），同比增长9.8%，虽然是发布该系列报告以来的第一年增速低于两位数的年份，但是依然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而且由于过高的基数造成的增速略有降低的情况，仍然体现了出境游在不断发展中。此外，2016年淘宝双十一销售额创下了1207.49亿的新高，远远超过首届双十一的5000万元，覆盖235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广东、浙江和江苏省占据交易额前三名（南方财富网）。之后的黑色星期五再次引爆国内外网购狂潮。然而2015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依旧保持在0.4以上，虽然从总体来说扩大消费具有巨大的潜力，但是从不容乐观的的贫富差距来看，无论是物质产品的消费还是服务的消费，由于经济资本、惯习的影响和生活机会等不同，不同阶层的消费模式必然存在差异，为何是中等发达的广州、江苏和浙江成为双十一网购大省，而不是人均收入最高的北京和上海。从狭义上来说，消费指购买和使用物质产品与服务的过程（朱迪，2013）。消费的过程和结果形成了生活方式，而休闲娱乐方式以消费为基础，但更能综合的体现出一个个体在社会中的资源占用和生存状况。而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会有更多的人投入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在休闲活动上，休闲生活占据个人生活的重要位置，也是大众的一个关注热点。休闲活动的选择涉及经济、传统和社会文化等诸多内容，因而内涵丰富，而社会分化和整合又推动着社会的塑造和变化，布迪厄对惯习和场域的论述和鲍德里亚对符号消费的分析打开了对社会生活分析的新角度，因此本研究想在此背景下通过考察阶层地位的分化对休闲生活造成的影响：阶级中的哪些因素塑造了人们的生活风格，造成何种的不同并且是如何造成这种差异的。

第二章 文献综述和研究问题

2.1从有闲阶级到符号消费

在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中，上层阶级由于可以进行直接剥削和间接剥削因此拥有了社会自由时间，在此基础上，凡勃仑提出了有闲阶级的概念。从马克思的观点中，我们可以推测，阶级越高，剥削所得更多，因此拥有更多是社会自由时间，因而能够进行生产之外的活动，比如休闲活动。此外由于剥削所得资产，理论上来说上层阶级的消费能力也更高。在凡勃仑对有闲阶级的研究中，他提出，有闲阶级的消费是依据“明显浪费原则”进行的。炫耀性消费是有闲阶级用来保持荣誉感的手段，这种荣誉感是表现地位的需要。而从社会层面上来说，由于有闲阶级在生产领域和其他领域的优势地位，有闲阶级的这一炫耀性消费实践形塑了整个社会的偏好和财富欲的水平，所以在凡勃仑看来，资本主义体系本身也实际上再生产了特定的价值和偏好（张江伟，2015）。Bihagen分析了不同收入阶层消费支出种类的差异，发现了明显消费中的“炫耀”特征，即在消费活动中表达自己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信息（Bihagen，1999）。此外，炫耀性消费还包括“代理”，不仅可以由本人进行，也可以通过其他人，比如侍从、家庭主妇和子女，还可以表现为“消费”闲暇（王建平，2006）。

在西美尔的论述中，时尚是上层阶级的特权，时尚产生于上层阶层，并在以下渗的过程中被上层阶级抛弃。因此，时尚来自于上层阶级，上层阶级生产时尚，下层阶级进行模仿，当该中时尚已经无法体现出上层阶级和其他阶级的区别的时候新的时尚就会产生，所以时尚是一种总是能够体现阶级差异的机制。有人认为，在西美尔看来，时尚是一种社会统合和分化对抗之下的产物，因此时尚是靠社会的需要来驱动的，而这种需要就是阶层分化和统合的需要——即纵向的阶层结构（汤喜燕，2012）。

而二战后，社会被鲍德里亚描述为“消费社会”，所谓“消费社会”就是消费取代生产成为社会导向的社会，而在这个社会里，人们消费的不再是物本身，而是其所代表的符号价值。在鲍德里亚定义下的消费不仅仅是简单的对物的消费，而是具有文化意义的社会过程（王建平，2006）。联系凡勃仑的论述，有闲阶级出于对荣誉感的需要，会更加重视对符号的追求，所以将有闲阶级与其他阶级区分开。由于如今家庭核心化以及家庭用具的自动化，大大缩短了劳务时间，交通工具的发展和工作形式的多样化，和休闲价值越来越被重视，所以休闲活动在个人的生活中越来越受重视，同时发现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企业经营管理者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和产业工人阶层不仅在休闲时间上有差异，在休闲活动的选择上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受到职业、收入、教育和周围环境（包括家庭环境）的影响（陈晓煌，2005）。有对女性体育休闲活动的研究中证实休闲体育消费水平与阶级地位成正比（张蕾，2016）。

布迪厄则对消费中的符号作用做了更具体的论述。布迪厄认为消费实践是受到惯习和场域影响的，并且能够区分不同的阶级群体，所以消费实践能够体现一个人的生活轨迹和所拥有不同类型的资本存量。沿着布迪厄的思想，有新近研究将消费作为因变量，考察不同类型的资产对消费的影响，从而发现了年轻的低收入家庭具有较高的财富效应（张大永、曹红2012）。布迪厄的论述强调了文化实践是品味的重要表现，能够反映阶级特性，加剧了阶级的区分（朱伟珏、姚瑶，2012）。为了验证布迪厄对文化资本和阶级的关系的观点，国外有学者从报纸阅读和音乐消费模式（主要是类型、场所差异）中，考察不同地位群体的品味差异，得出音乐消费偏好与地位的关联依然存在，但并不紧密，而报纸消费则与社会地位更相关的结论（Lopez-Sintas等，2008；Chan.T. W, Goldthorpe，2007；Chan. T. W, Goldthorpe，2007）。虽然布鲁默以集体选择（collective selection）反驳了布迪厄的品味观点，但是在实证研究中，阶级与消费和生活方式的关系始终得到验证。布迪厄对品味的论证较为具体和系统，以他的理论作为指导的研究更多一些，无论是从动力机制考察不同资产和生活轨迹对消费和生活方式的影响，还是从消费实践对阶层分化和整合的影响，都丰富了布迪厄的理论内容，具有时代特色，也丰富了分析对象。不同资产的拥有量影响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得到证实，社会分层变量，如收入、教育等因素被证实了是决定着消费模式、品味和生活方式的（Aydin，2005）。在文化资本和文化生活方式^[1]的研究中，发现性别差异会导致文化消费模式的不同，并且无论男女，拥有高教育水平和高职业地位的人都拥有更多文化资本（Nakai，2011）。此外，某些特定产品的消费会建立了特有的认同机制和排斥机制，实现了阶级固化，人们通过消费某种产品所形成的一定生活方式成为认同的符号（杨善华、李静，2008）。在女性研究中，职业路径也被证实是对生活模式造成影响的，补充了布迪厄的理论，说明了惯习对生活模式的影响（Nakai，2011）。由于场域理论难以操作，也有人选择了具体的消费空间进行研究，并认为购物中心是具有意义生产功能的消费空间，有身份认同、符号生产和社会建构的功能（LIN. G等，2010）。

凡勃仑、西美尔、布迪厄和鲍德里亚的论述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将消费与阶级地位联系在一起，承认消费分层，并且将阶级分化作为消费分层的动力。消费是购买和使用物质产品与服务的过程，赫布戴智认为消费者通过其生活方式，给消费过程带来一种意识风格的感觉，个体通过能动的使用消费商品来展示其个性，因此生活风格也通过消费这个过程与阶级地位联系在一起，并且受到其影响（陈刚，2002）。改革开放以来，学者对大众的生活方式逐渐产生了兴趣，以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后来集中为以消费方式为研究对象考察居民生活状态。在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研究中，通过考察恩格尔系数和各类消费支出占比得出中产阶级已经步入富裕的生活水平结论（黄庐进，2010）。从收支状况、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行为模式、耐用品拥有状况和汽车和住房这种特殊消费指标来看，中产阶级的确拥有特有的消费文化和消费模式——追求舒适、享受和有文化的生活方式以及注重感官、物质享受的适度消费方式，消费分层是确实存在（李春玲2011）。

阶级是社会分化与统合的结果，阶级力量的对抗和整合左右着社会形态，而“劳”与“闲”的对立一直是工业社会以来诸多理论的立足点，休闲生活成为上层阶级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不同的理论中，既是分层的重要体现也成为其影响因素。在现代生活中，受到诸多科学技术的成果的影响，人们的很多行为可以被科技工具替代，比如社交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人们只需要持有手机或者能够连接到互联网的终端就可以进行远程沟通或处理事务，传统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以很多现实中交往并不成为必须，人的身份和财产成为了个人隐私，人际互动成为判断对方身份的途径之一，在人际互动中体现的生活风格，比如休闲方式，是否与阶级地位存在着一定关系呢？从职业、生活轨迹或者某种资产存量应用布迪厄的理论框架进行深度分析，并验证了部分结论为解释和理解其理论做出了贡献，也在内容上丰富并补充了相关理论，然而这些分析大多都在传统的意义上进行研究，选择单一路径进行分析，或者将用支出来消费的具体操作指标，总体看来，由于休闲生活总是涉及文化层面的内涵，很少从生活风格方面分析其与阶级地位的关系，而考察休闲方式是生活风格的一个主要内容。使用支出作为消费操作化指标，能够较容易从客观存在的内容上以明确的指标加以衡量，比如恩格尔系数、家庭支出情况等，从休闲方式上考察阶级分层与之关系的倾向于分析其动机，并侧重于考察性别差异和体育休闲，而缺乏从综合层面分析休闲方式与阶级地位的关系如何，因此本研究想要主要解决的问题是：阶级是否真的能够通过人们的休闲方式表现出来？休闲与阶级地位是否存在着相关关系？主观阶级测量方式和客观阶级测量方式究竟哪种能够更加显著的体现与休闲的关系？

2.2研究方法

2.2.1假设

布迪厄认为品味可以体现一个阶级的生活状态，是阶级的象征（Bourdieu，1996）。鲍德里亚则在对物的符号意义的论述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物在现代社会中被人的想象赋予了引申义（connotation formelle），因此消费行为进入了文化体系（布希亚，2001）。人们对物的需求是符号化的，在这个过程中，层级差异就体现出来了（夏莹，2007）。所以不同阶级由于种种原因，一定存在着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是他们所占据的社会地位的结果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社会过程的发生。韦伯将生活方式（the style of life）看做是与地位声誉（status honor）联系在一起的生活方式，布迪厄将其进一步阐述为是与“惯习”和“品味”联系在一起，并和各个阶级的经济条件和经济资本具有某种对应关系（王宁 2001），休闲方式作为生活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与以上因素关联。而布迪厄提出的“惯习”和“品味”是被社会结构化的产物，同时也能够对原有的结构化结果进行影响的因素。在关于休闲的社会学理论论述中，马克思认为上层阶级由于通过剥削获得了剩余价值，因此拥有了社会自由时间（陈鲁直，2005），所以能够进行休闲活动，而被剥削阶级则不可以。所以休闲活动是与所在阶级有关的，被雇佣阶级忙于生计而缺乏金钱和时间去进行休闲活动。所以，从社会自由时间来看，阶级越高就具有更多的社会自由时间，因而能够进行更加频繁的休闲活动。因此提出

假设a：阶级地位越高，休闲活动的频率越高。

布迪厄认为，社会阶级的差异在于其拥有的社会资源量上（李强，2011），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而这些资本的拥有量是通过各种社会活动获得的，既非一成不变的定量，也不是能够用单一的数字体现出来的，而是体现在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当然更包括休息娱乐方式，上层阶级由于拥有较多的总资本和不同类型的资本，而中层阶级拥有较多文化资本，因此进一步提出

假设b：阶级地位越高，文化休闲活动更频繁。

有人指出，布迪厄关于“文化消费”的内涵包括两方面内容：精神文化消费和物质文化消费（朱伟珏、姚瑶，2012）。但布迪厄在文化消费选择中已经将文化服务或者产品中属于较高地位的内容挑选出来了，本文中并不做挑选，音乐消费、看演出和展览、体育锻炼、读书活动都被算入文化休闲活动内。而凡勃仑认为，有闲阶级的消费是基于明显浪费原则，遵循时间和金钱上的浪费准则进行消费选择，而这种在物品上保持高价的标准和在时间和精力上保持浪费的标准成为了有闲阶级的公认的礼仪（凡勃仑，2014）。由于优美的东西往往带来荣誉感，所以二者合而为一，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符合荣誉要求的才能称为美的，因此有闲阶级的独特审美标准建立起来。从这里来看，在对上层阶级的特性中，凡勃仑和马克思都将“闲”作为了一个重要衡量标准，但凡勃仑更进一步的说明有闲阶级的“闲”的意义——明显浪费原则。基于明显浪费原则，我们可以假设有闲阶级的休闲活动会以一种更“体面”的方式进行，因此提出

假设c：阶级地位越高，休闲方式更倾向于奢侈的态度。

从个体层面来说，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由于机遇和资本的时间积累问题，所以个体的一生并不一定固定在某个阶级上，在本文的研究中，根据个体自身对周围群体与自己的对比进行判断，得出主观上的对自身所处阶级地位，因此把时间因素纳入相关关系的考量，因此提出

假设d1：阶级地位的提高会造成休闲活动的态度向奢侈型转变；

假设d2：预计阶级地位的提高会造成休闲活动的态度向奢侈型转变。

2.2.2数据和变量

2.2.2.1数据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是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数据，该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主持之《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该项目由985基金和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基金支持，由全国49家大学和社科院共同承担事实并在全国进行多阶段分层抽样，共抽取100个县级单位加5大都市，480个村/居委会，12000名个人，有效问卷回收率为72.17%。

2.2.2.2变量

1）因变量

本研究研究的主要因变量是休闲方式，包括三个维度：休闲活动的频率、休闲活动的种类和休闲活动的态度。由于在休闲活动上缺乏明确又系统的定义，而且由于笔者的研究能力所限，只能依据所选取的数据所对应的问卷进行操作。

其中休闲活动的频率由问卷问题A28（见附录）和A30得（见附录）到，包括对不同媒体的使用情况得分、在空闲时间从事各种休闲活动（比如看电影、逛街、购物、读书、看演出、聚会、体育锻炼和手工活动等）的得分，按照频繁程度累积得分，程度分为五级——从不、很少（或一年数次或更少）、有时（或一月数次）、经常（或一周数次）和非常频繁（或每天），第一级即“从不”得分为1分，依次递增1分，最高5分。将所有选项的得分相加得出最后得分即为受访者的休闲活动频率得分，得分越高代表进行休闲活动越频繁。

有人认为布迪厄在对待文化的概念上采用的是广义的文化概念，包括高雅音乐、绘画、雕刻、文学、戏剧、爵士乐、电影、摄影、时尚、食物和家居等（朱伟珏、姚瑶，2012）。因此本研究把涉及到音乐、电影和文学的所有文化活动都算入到文化休闲方式中。将问题A30（见附录）中的选项 “2. 出去看电影”“ 4. 读书/报纸/杂志”“ 5. 参加文化活动，比如听音乐会，看演出和展览”“ 10. 现场观看体育比赛”作为文化活动，按照以上相同的方式进行赋分，计算出文化活动频率的得分，得分高者文化活动更频繁。

休闲活动的态度为得分累积，选择B11（见附录）中的第1小题、第2小题、第3小题、第5小题、第6小题、第7小题、第10小题、第13小题进行赋分，态度量表分为四级，按照态度从节俭、一般、奢侈、非常奢侈四个程度，其中 “节俭”为1分，依次递增1分，最高为4分，将所有选项得分相加，得分高者休闲活动的奢侈型态度更强烈。

2）自变量

本研究自变量主要有阶级地位（包括客观阶级地位和主观阶级地位）和阶级变迁。在现代社会，对大多数人来说，职业已经成为反映物质报偿水平、社会地位高低和“生活机会”大小的最有力的单项指标了（Blau and Duncan，1967）。虽然职业作为单一衡量指标存在诸多问题，也有很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改进方法和阶级图示，但是对职业的测量是阶级测量绕不开的步骤。虽然说阶级首先是个经济概念，而且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可以说是“继承而来的”，但他们由以积累和转移的过程却是不同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将两者结合起来考虑。（Rosemary Crompton，2011）在对职业作为单一阶级测量指标的批判中，有一点指出了职业实际上是反映了一个人的一定“社会关系”并不能很好的体现他们的资本占有量，为了补充职业指标在此方面的不足，此项研究中加入了收入作为阶级地位的测量指标之一。因此将阶级地位操作化为：收入、职业和教育获得。其中收入操作化为家庭收入并且以自然对数的方式处理，因为家庭是阶级再生产的主要场所，家庭的收入状况能更好的体现一个人的资本占有量。职业被分为7类：农民、失业者、专家和经理、一般雇员、服务员、工人和自雇者。职业作为定类变量进行处理，以农民为参照类。教育获得操作化为获得当前最高教育学历所经理的年限，其中未受教育赋值为0，受过私塾教育赋值为3，教育年限越长说明教育资本获得越多。同时为了对比阶级地位的测量效应，将主观阶级地位纳入对比，问卷以卡片的形式，将阶级分为10层，每层按照层数得分，最高 “10 分”代表最顶层，最低“1 分”代表最底层，从10到1依次下降，得分越高者阶级地位越高。

由于本数据不是追踪数据，所以将阶级变迁处理为主观阶级地位的变迁，问卷分别考察了十年前的个人主观阶级地位和十年后的预期地位，阶级变迁被处理为已经发生的阶级地位变迁（=现在的主观阶级地位-10年前的主观阶级地位）和预期阶级地位的变迁（=预计10年后的主观阶级地位-现在的主观阶级地位）。

3）其他控制变量

在主要变量之外，将宗教（分为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两类）、婚姻状况（未婚和已婚两类，以未婚未参照类）、性别（男和女，以女性为参照类）、党员（党员和非党员两类，以非党员为参照类）、民族（汉族和非汉族两类，以非汉族为参照类）、年龄和户籍（城乡，以农村为参照类）作为控制变量。

2.2.3研究模型

本研究的因变量都是定距变量，因此采用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其基本公式为：

y=b₀ b₁X₁ b₂X₂ … b_iX_i e

其中b_i为回归系数，在本研究中，以阶级地位为因变量构建了6个多元回归模型，以阶级地位变迁为因变量构建了两个多元回归模型。

2.2.3.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 部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2.2.4局限和不足

在数据的采用方面，由于选择使用已有的公开数据，所以对研究主题来说，数据的针对性不强，主要体现在对休闲方式和休闲活动的分类不够详尽和系统上，因此所获得的三个因变量——休闲活动频率、文化休闲活动频率、休闲态度可能不够具有代表性，从而导致计算结果存在误差。在假设和操作化方面，对于地位变迁所采取的操作化方式有过于简化的嫌疑，难以获得追踪数据，已有的追踪数据无法使用在休闲方式的分析上，因此以个人自我评价的主观地位变化作为变量，通过计算结果能够发现，主观阶级地位是具有一定的解释效力的，可以作为阶级的操作化指标，因此本研究就姑且将个人所感受到的地位变迁作为地位变迁的指标。此外，在职业的操作化上，将其作为定类变量处理，由于这种处理办法无法体现职业地位的高低，所以降低了计算结果对假设的解释力，然而数据采用的职业分类方法与国内所使用的职业声望量表的分类方法不同，因此难以转化，所以本研究选择将其作为定类变量处理。

第三章 计算结果

3.1休闲活动频率与阶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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