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毕飞宇小说中的漂泊者形象

论文总字数：13466字

摘 要

毕飞宇小说很少描写重大的事件，而是以日常琐事为切入口，见微知著，发人深思。他的小说没有雕琢做作之痕迹，给人一种水到渠成、自然而然之感。很多作品写出了当下社会比较敏感和人们较为关心的事件。本文主要通过分析毕飞宇小说中的漂泊者形象，归绎毕飞宇笔下“漂泊者”的写作类型，探访毕飞宇笔下漂泊者的文学史意义。

关键词：毕飞宇；新生代；漂泊；漂泊者

Abstract: Bi Feiyu"s novels rarely describe the major events, but from the daily chores to cut the entrance, corners, provide much material for thought. No trace of cut and polish artificial his novel, give a person a kind of natural feeling, come very naturally. Many of his novels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current write more sensitive and the people of the event. This paper mainl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Bi Feiyu"s novels of the works of Bi Feiyu"wanderer" writing form, and visited the wanderer meaning.

Keywords:Bi Feiyu;The New Generation;Wander;Wanderer;

吴义勤老师在他的著作《彼岸的诱惑》中，将毕飞宇归入到了新生代作家的行列，并认为“新生代小说家是中国当代最有才华的一批作家，他们的艺术修养和天赋都是最好的，心态也是最轻松的。”^[1]（P27）毕飞宇在新生代作家群中，显然是引人注目的。2000年以来随着一系列文学奖项的获得使得毕飞宇小说的研究变得炙手可热。近几年来，大家比较关注的是毕飞宇小说中的叙述语言艺术、以及毕飞宇对于女性心理的描绘，而在这里，我想就毕飞宇小说中的漂泊者形象做一个简单的探讨。在百度词条里，漂泊和漂泊者是两个意义相近但又有所差异的不同概念：漂泊的基本解释是比喻职业生活不固定、东奔西走、或为生活所迫，居无定所；漂泊者在百度词条里，也有为生活所迫，居无定所的含义，现在一般可扩展理解为为生活所迫离开家乡到处奔走，居无定所，漂泊异乡,漂泊无依的人以及心理没有依靠，迷茫的人。

毕飞宇的小说叙述有着丰满感性的经验特征，读毕飞宇的小说，会发现他有着非凡的想象力以及对现实生活的深刻体验，很多小说娓娓道来，在对现代人生存心理和人性异化状态的刻画方面都写的生动逼真。很多作品相当有深度，对当今时代的许多人而言都是一个很好的启迪。很多作品中会隐隐透露出一些漂泊者的形象，例如他的短篇小说《生活在天上》里的蚕婆婆，《马家父子》里的老马，《卖胡琴的乡下人》里的卖琴人，甚至还可以包括《彩虹》中的老铁和虞积藻夫妇，以及长篇小说《平原》中的两位知青：混世魔王和吴蔓玲……，在我看来，这些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都可以用一个词语来概括，那就是漂泊者。纵观毕飞宇的多部作品，可以明显地发现其小说中的漂泊者无论是文革时期的玉秧、吴蔓玲和混世魔王；亦或是改革开放初期打工时代的马家父子；还是新时期衣食无忧、温饱不愁的蚕婆婆和虞积藻夫妇。他的作品都使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而且也领悟到了毕飞宇身为一个有责任感的新生代作家对于中国社会现实和国民生活条件的深切关注。

一、“青春”的漂泊者

所谓“青春”的漂泊者，简言之，就是指文革文学中所描写的响应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那些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受到政治形势激流的裹挟而产生了狂热情结以及盲目崇拜意识，因不能正确认识理想与现实之间种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从而走向了偏执与极端。他们也曾经有过美好的梦想，有过实现理想的激情。但是，残酷的现实磨灭了他们的意志，使得这些由城市走入农村的年轻人变得乖戾和迷惘。他们曾在城里的学校受过良好的教育，为响应政府的号召而“上山下乡”在远离家乡的偏远村落去挥洒自己的热血和青春。然而随着他们在农村生活时间的增加，就越发感到自己躁动的青春变得无处安放，理想也成了漂泊无根的野草，那些曾经出现在脑海里的宏图大志仿佛都成了泡影，没有了实现的可能。现实与自己的愿景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由于没有找到正确的实现途径和解决办法，以致于走上了堕落和自我放弃的歧途。其实漂泊者在中国文学中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小说中，现代作家们塑造了许多底层漂泊者形象。具有代表性的如艾芜、萧军、沈从文等主要从三个方面表现漂泊者的精神世界，即强力意志与野性活力、乐观豁达与自由自在、救急就难与救国救民。”^[2]他们的写作丰富了中国文学史的人物长廊。沿着他们所开创的路径，毕飞宇除了继承先辈们对于漂泊者生活上所描摹的真实的漂泊者的感受之外，又对漂泊者进行了新的拓展和创新。对上山下乡知识分子的青春漂泊的描写，正是作者对传统意义上的漂泊者形象的一个突破。

毕飞宇的长篇小说《平原》中写了两位从南京下乡的知青：吴蔓玲和混世魔王。这两个人物形象就是毕飞宇笔下文革文学中漂泊者形象的典型代表。其实，单从知青二字着手，已经可以清晰的把这两个人归入到漂泊者的形象当中去了，首先先说混世魔王。“小说中的混世魔王是从南京来的知青，他懒散、不求上进，但是他刚到王家庄时却不是这样的，“又积极，又肯干，性子也开朗”，劳动时“简直就是拼性命”，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早点离开王家庄，但是吴蔓玲一次次地为他设置障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混世魔王强奸了吴蔓玲并以此威胁她，才使自己终于走出了王家庄去当兵，而混世魔王人性中的善也一点点地被泯灭了。”^[3]混世魔王虽然不能归结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漂泊者，但是在他懒散消极的混吃的阶段里，他确实是带有漂泊者的特点的。而且他的漂泊意味也是十分典型的。首先是离开王家庄的心愿被破灭之后，他内心对自己前途抱以破罐子破摔和消极待毙的心态。这个阶段的他，身体离开了家乡，内心无依无靠，混世魔王此时此刻对于自己的前途是没有一点儿把握和规划的，他的未来可以说完全掌握在吴蔓玲的手上。因此他的心里有对未来的迷茫、不安、困惑和恐惧。这个时期的混世魔王，就是身体和心灵的漂泊者的典型代表。

吴蔓玲是文革时期一个典型的个体生命被异化的女性形象。在她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在对于权力的追逐下人性逐渐扭曲的个体命运的悲剧。正是这种人性的扭曲，让我们同样见识到了一个女性漂泊者的形象。她和混世魔王一样，都是南京来的知青，在大家都走了的情况下，她自己坚持要留下来，留在王家庄，做了王家庄的女支书，在被上级领导一句对自己无意间说出的“前途无量”四个字后，表现的愈加积极肯干。她坚信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说法，也认定了只要不把自己身体当回事儿就是积极勤奋的做法。所以，她工作起来不要命，不把自己当做女人来看待。她渐渐的学会了王家庄的方言，把村里人认为好听的南京话丢到一边儿，她努力把自己改造成王家庄的农民们喜欢的样子,甚至刻意去模仿王家庄的农民的形象，并且表现的也和农民的神态表情动作如出一辙。以模仿的惟妙惟肖来判定自己工作的踏实到位，没有领导架子。她的这些做法的确给她带来了王家庄农民们越来越高的爱戴，也产生了某种亲民的影响，更加关键的是，似乎已经变得农民们喜欢的样子了。“最终她的形象发生了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变化，‘又土又丑不说，还又拉挂又邋遢。最要命的是她的站立姿势，分着腿，叉着腰，腆着肚子，简直就是一个蛮不讲理的女混混！ ’”^[3]她的内心渴望的是权力。但是，身为一个女人，她也有渴望爱情的权力，她将自己的爱寄托在了端方的身上。虽然她有追求，但是她的追求却表现在了盲目的追求权力上来，其实她还是可以看做是一个迷茫的对象。一个女人，首先要对自己有所规划，不然，何以到了最后，吴蔓玲在被疯狗咬伤了的情况下，疯疯傻傻的对端方喊道：“端方，我逮住你了”从这句话看出吴蔓玲内心真实的情感表露。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权力所击昏头脑的女性，内心还是有着渴望得到爱的脆弱的一面。吴蔓玲在争取前途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自我，最后被自己养的狗，也就是无量所咬伤，她的人生以悲剧告终。吴蔓玲是一个典型的漂泊者，她内心的依靠只是虚无的权力和领导无心的夸奖而已，然而她却这样迷失了自己，亲手造成了自己的悲剧命运。

总而言之，吴蔓玲也好，混世魔王也罢，他们作为响应政府号召而“上山下乡”的知识分子，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没有能够好好把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使自己曾经有过的梦想幻化为一种虚无缥缈的幻影，永远没有了实现的可能。他们离开繁华的南京故土，来到了偏远的乡村，孤身一人漂泊在外，将自己的青春付诸于这里的每一片土地。但是由于理想的不能实现，他们逐渐产生了对于生活的绝望，一步一步地将自己逼上了毁灭的道路，成为了两个可悲的“青春”的漂泊者。

面对着自己的梦想无处施展，理想不能实现的困境,中篇小说《玉秧》与《平原》中上述两位知青有很多相似之处。《玉秧》是毕飞宇《玉米》、《玉秀》、《玉秧》三部作品中的最后一篇，这三部中篇分别以玉米、玉秀和玉秧为主人公，将上世纪70年代后期女性对于权力的变态的渴望写得惟妙惟肖，并为中国文坛的女性形象增添了一抹忧郁的色彩。尤其是在《玉秧》中，对于玉秧形象的刻画，不禁让人联想到《平原》中的女知青吴蔓玲，读来不仅让人心痛，更让人感到可悲。玉秧在读师范学校的时候，恰恰是在文革时期刚过去不久，时代发展的惯性使学校一些老师和学生的头脑还没有完全摆脱极左思想的影响，更没有从过去盲从领导的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思想单纯、唯唯诺诺的玉秧，心态上有一种出身农村的自卑感，她何尝不想自己能够像城市的女孩一样自信、漂亮，可是无情的现实总在她完全没有提防的时候刺痛她、提醒她。由于自己理想的破灭，以及对于权力的贪婪，玉秧逐渐从一个乡村中走出来的少不更事的淳朴的女孩沦落为窥视与告密的小人，并为了得到权力而甘愿被老师魏向东糟蹋的可悲形象。玉秧一开始也有自己的梦想，她天真、善良、渴望改变自己不被重视的现状，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她又是那么的卑微和渺小。她不过是父亲王连方想要儿子的替代品。她没有地位、也没有尊严。在家里，家人感受不到她的存在，甚至她是招人厌烦和怨恨的；在学校里，她也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个体，没有人在意她，也根本不会有人注意到她。这个时候的玉秧是令人怜惜的。因为不满足于自己在家里卑微弱小的现状，玉秧拼命地学习，终于考入了城里的师范学校。本以为知识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却不料学校也是一个复杂的小社会，所有的悲剧并没有因此而终结。她在学校过得并不好，不漂亮的外表不讨人喜欢，她土气的衣着也受人嘲笑，在同学们对她一次一次的漠视、冷落、冤枉以及冷嘲热讽中，玉秧内心感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委屈。她渐渐意识到了权力的作用，并且明白了只有权力才会改变自己所处的状态，才会让别人看得起自己。于是玉秧开始了主动争取权利的阶段：当魏向东交给她窥视别人的权力时，她感到自己受到了重视，尽心尽力地去告密、去伤害别人、并享受着折磨别人的快感，同时玉秧也一步一步地将自己推入到了可悲的深渊。终于，她的良知和淳朴也一点点的被消灭殆尽。玉秧因为求学而远离自己的家乡，心理因为没有可以安放理想的港湾而变得对于未来极度的迷茫，以至于走上了痴迷于权力的不归之路。玉秧对于权力的盲目崇拜使自己走向了偏执和极端，在对权力的一次次角逐中，丧失了自己的本心，成为了继吴蔓玲和混世魔王之后又一个令人同情和惋惜的“青春”的漂泊者形象。

无论是中篇小说《玉秧》中的悲剧主人公玉秧，还是长篇小说《平原》中的知识青年吴蔓玲和混世魔王，他们本来可以借助于自己的大好年华来好好报效祖国与家庭，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却不料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变成了欲望的崇拜者、权力的贪婪者、思想的堕落者以及伤痛的制造者。在给自己带来满足和快感的同时，又无情地刺痛着别人。可悲的是，他们自己也被别人所操纵、所伤害、所把玩。他们的青春随着他们自己漂泊无根的心而迷茫。他们年纪轻轻，却要远离自己的家乡；他们初出茅庐，却要承受来自外界的痛苦；他们生性原本善良，却被贪念和欲望遮住了双眸。试想，如果玉秧，吴蔓玲和混世魔王在迷茫时期能够有正确的价值观念做引导，或许他们就不会沦落为漂泊孤苦的一类人，而他们的人生又将会是另外一种模样。

二、“生活”的漂泊者

新时期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也愈来愈大。为了谋求生活，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开始踏入城镇，在城镇中打拼，但是来自于落后乡村的打工者们又不能很好的融入远比自己家乡繁华得多的城市。这不仅指他们的衣着与城里人的光鲜亮丽格格不入，也指他们为了生活，不得不面临的很多现实问题。无论是住宿条件还是生活水平，都是由不得他们自己来改变的。这就出现了在外打工，怀揣着发家致富的梦想、渴望改变自己生存困境的愿望的一群人与城镇生活习惯的不相融合。可以说他们都是生活上的漂泊者。为了养家糊口不得已而在外漂泊，忍受着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他们有的只身在外，抛妻弃子，为了工作很长时间不能和家人团聚，即使团聚，也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有的拖家带口，扶老携幼，为了谋生而在城市的犄角旮旯里顽强地生存，即使他们生活上再怎么精打细算，仍然是入不敷出。唐代诗人王维就写下了：“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的诗句，但凡是作客他乡的游子，读来一定别有一番滋味。尽管他们的内心满怀了对于故土的依恋，但是也时时流露出在都市打工时的无依无靠的漂泊和迷茫之感。为了生存，这一群人不得不在城镇里辛苦地过活，忍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烦恼。

《马家父子》就是毕飞宇所写的这样一部反映了在外打工的漂泊者的短篇小说。或许我们可以将之归结为和平时期的普通百姓在生活上的漂泊，这与萧军和老舍所写作的战争时期的漂泊无依和流离失所有很大的不同。在《马家父子》这一部小说中主要描写的就是马家父子，即老马和马多两个人在北京的生活。老马是一个从乡村到都市的漂泊者。为了自己的儿子马多能有出息，一个人辛辛苦苦地在北京拉扯着马多，为了这个儿子，老马吃了很多的苦，遭了很多的罪，即便是这样，老马依旧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他也曾经感到过痛苦，也想过要放弃，但是咬咬牙，还是忍了下来。尽管他们已经在北京生活了，但老马时时刻刻记得自己是四川人，在任何时候总是把一口川腔挂在嘴边，固执的认为只有四川话才是最最标准的语言形式，然而老马的儿子马多却不喜欢说四川话，而是喜欢说北京话，他觉得北京话洋气、时尚、好听。老马离婚后和儿子相依为命，自己为了不让儿子受苦所以一直保持着单身，老马在失败的婚姻背后，只好把自己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的身上，老马希望儿子能和自己一样，喜欢讲四川话，然而儿子却一次次的让老马失望。因此，对于一个四十岁的男人来说，这样的痛苦只能是语言所无法形容的。文中有很多这样的事例，我举两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来探究一下老马的漂泊者形象。第一个例子是在马多考试成绩考得很好，学校让马多的家长来学校做一个二十分钟的报告之时，老马心里很是自豪，马多特地在厕所门口告诉老马不要讲四川话，要讲北京话。然而北京话哪儿那么容易学呢？老马只说了个四不像。回到家，老马做了好吃的等儿子回家，内心还沉浸在儿子马多优秀的学习成绩上，以及儿子的成绩带给自己的内心的满足和成就感，然而换来的却是儿子对老马报告上说四川话的无情的嘲讽和责怪；另一个事例就是老马和儿子一起看足球赛，随着老爸的四川话“雄起、雄起”马多拉下脸来，而儿子的“牛Bi”“傻Bi”更是让老马黯然神伤。事后，父子俩交涉的时候，儿子的几句用北京话对老马的叫嚣更是让老马的内心感到一阵莫名的悲痛和挫败。老马突然就觉得胸口被什么东西撕开了一条缝，冷风全进去了，那不是四川的风，而是北方的冷空气，伴随着哨声和沙砾老马这个时候又想起了自己的故乡。在这篇小说中，作者以四川话和北京话两种语言为载体，将两种倾向不同的文化父子俩做了横向和纵向的对比，既让我们觉得老马值得同情，又让我们认识到老马的悲哀。语言，在我们看来，是再简单平常不过的了，然而，作家就是善于从这种日常生活中的琐事着手，勾勒出一幅幅引人深思的画面，读者可以想见老马对于儿子马多对自己关于家乡的亲切怀恋和热爱以及自己对家乡方言的由衷喜爱和推崇的不理解的孤寂悲凉的内心。

老马是小说中的漂泊者，老马想要说家乡话而不能，老马希望自己的儿子和自己一样，爱自己的故乡，爱故乡的家乡方言。然而年轻一代的孩子却无法站在父辈的立场上体悟这无名的悲哀。老马是很符合漂泊者的这一定义的。不仅仅在于老马也是离开了家乡，虽然老马并非居无定所，然而老马内心那种时时刻刻所流露出来的对于故乡的依恋却表达出了老马内心在都市无依无靠的漂泊和迷茫之感。然而老马的漂泊和迷茫都是以自己的儿子马多为基准的，因为马多是老马在都市得以生存和打拼下去的动力和理由，一旦这个理由变得使自己不那么坚定，甚至是失望和痛苦的时候，老马的内心无疑是无所依靠和迷茫困惑的。试想支撑自己奋斗的理由已经使自己的内心发生了动摇，这种漂泊感该是何等的凄凉啊！诚然，老马作为马多的父亲，是有责任也有义务抚养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的。然而，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站在一个单独的人，一个完整的生命的个体的角度上而言，老马的内心肯定是漂泊的。儿子的做法只会增加老马对于家乡的思念。一方面思念自己的家乡，追忆着有关于家乡的一切；另一方面也有对儿子做法的不满和困惑。老马一个人含辛茹苦的把马多抚养长大，是希望儿子能理解自己的良苦用心，在这个都市里，老马想说的四川话不过是一种心理寄托罢了，然而这个寄托却被儿子的前卫所击破，由此，老马的伤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了。正是因为没有了寄托，所以老马可以看做是在都市中一个心在漂泊的流浪者。

其实毕飞宇笔下的这种生活和精神上漂泊的形象在中国当代很多作家的笔下也有所表现，比如说刘震云所写的《一句顶一万句》。刘震云在这部作品中描述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精神上所体现的孤独感和漂泊感。而全书中这事儿几乎成了决定人物行为和命运的唯一力量，并且体现在书中的每一个人物身上，被作者说了一遍又一遍。书里的人无非就两种，爱说话的，和不爱说话的，说得明白的，和说不明白的。而不管爱不爱说话，说不说得明白，活来活去，总还是没个可以真心说说话的朋友。里边的男女关系也是，能说上话就幸福，说不上话就痛苦。正经的夫妻，却没有一对是说得上话的，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些人生活的压抑和孤独以及精神上所流露出来的漂泊之感。刘震云自己曾经也说到：“痛苦不是生活的艰难，也不是生和死，而是孤单，人多的孤单。”而与此同时在读到这部作品的过程中，我也随处可见刘震云通过作品中的人物群像给我们揭示出来对于孤独和漂泊感的体验。那就是在中国人的语境当中，真诚的话并不多见。这就意味着没有真诚交流和沟通的心是孤独的，是漂泊无依的。人与人之间缺少坦诚，所以孤独的生活感受和漂泊的精神感受又都是相似的。

三、“心灵”的漂泊者

毕飞宇的小说善于从生活中显而易见的日常小事着手，很少站在叙述者的立场上表达自己明确的爱憎。在他的小说中，作家自己的态度往往是不甚分明的。“毕飞宇的小说并不表现重大的主题，往往切口很小，都是取材于人生的某种特别敏感的、最关乎人心的事件、阶段或状态。作家通常不会在小说中正面抒情，但他的‘冷面’情感汹涌在平静的文字下面，总能使读者在不自觉中被卷入或伤感或忧郁的情感磁场，并难以自拔”^[1](P202)《生活在天上》、《马家父子》、《卖胡琴的乡下人》以及《雨天里的棉花糖》和《彩虹》等小说就可以很好的说明这一点。这几部短篇小说取材都是我们喜闻乐见的小事和小人物，随着生活水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注重对于物质和金钱的追逐，而忽视了对于心灵的充实和关爱。因此，尽管当下的很多人们在生活上不愁吃穿，衣食无忧，但是他们的心灵却由于缺少温暖和身边人的关爱，而找不到发泄的出口。面对着传统与现代的生活困扰；面对着农村与城市的观念的矛盾，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走入了心灵的空虚与漂泊者的行列。毕飞宇的以下几部文章都以其淡淡的忧伤来进行全方位的叙述，让我们于短文之中体味出一番不同的感受。

《生活在天上》是毕飞宇小说中表现从乡村——都市的漂泊者最有代表性的一部短篇小说，也可以视之为是表现“心灵”上的漂泊者的典型作品。作品的大意就是讲蚕婆婆的大儿子为了孝敬老人，把蚕婆婆接到了城里居住，但是在乡下住习惯的蚕婆婆不能适应城里的生活。尽管城里的儿子是个大老板，蚕婆婆在城里住的也好，吃的也好。但是蚕婆婆的内心还是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孤苦，蚕婆婆怀念在农村养蚕的生活。小说通过描写蚕婆婆在城市里一系列的内心感受、生活体验，真实再现了一个生动逼真的从乡村到都市生活的乡下人漂泊者的形象。整部小说对于蚕婆婆从乡下跟随大儿子进城的一系列场景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追踪式的镜头描写，透过作家的细致笔调将一个乡下人初次进城时的那种忐忑、紧张、以及一个老母亲对于自己孩子成材归来的自豪的复杂心理生动的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小说中对于蚕婆婆有十分细致的描写。蚕婆婆作为一个从乡村到都市的漂泊者形象，小说通过了许多细致入微的语句进行了刻画描摹。比如在小说中写到当蚕婆婆随着大儿子进了电梯，感到了一阵眩晕，仰起脸对儿子说：“我一进城就觉得自己被什么东西运来运去的，总是停不下来。”儿子便笑，是那种类似于大款的笑，胸脯一鼓一鼓的，没有声息。等电梯停下来，蚕婆婆强忍着将要吐的东西又咽了下去；又如蚕婆婆到了儿子高楼上的家，发现自己整个人悬了起来，脚挨不到地面，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问道：“儿，你不是住在城里吗？怎么住到天上来了？”又真切的写出了蚕婆婆内心对于城市的疑惑和不解；再比如初到城里的蚕婆婆听不惯普通话，想听家乡话、以及蚕婆婆想去拜菩萨却被儿子带到了做弥撒的西方的教堂甚至包括蚕婆婆在儿子的楼房里养蚕的一系列举动，都向我们传达出了一个从乡村到都市的漂泊的老母亲的形象。当然，在这里，蚕婆婆的儿子十分有钱，蚕婆婆这个漂泊者并不是为了生活所迫从而离开家乡到处奔走，居无定所，漂泊无依的，而是指蚕婆婆这个乡下人在城市里，心理没有依靠而变得迷茫的人物形象。或许很多人认为蚕婆婆是有心理依靠的，那就是他的几个儿子，简言之，就是小说中的大儿子。然而在小说中，我们可以明晰地看到，蚕婆婆的大儿子给她的只是衣食无忧的物质生活，根本体会不到老母亲作为一个乡下人内心真正所期望的到底是什么？在这个意义层面上来说，蚕婆婆无疑就是一个心理没有依靠的漂泊无依的漂泊者。物质上的富足并不能说明精神上的富有。尤其对于一个老人来说，精神层面的满足是比物质层面上的满足更为重要，更何况又是生活在自己并不熟悉的城市里。蚕婆婆的很多语言、动作、神态和内心感受都可以被用来说明问题。比如蚕婆婆很小心的抚摩着阳台上的茶色玻璃，透过玻璃蚕婆婆发现蓝天和白云一下子变了颜色，天不像天，云不像云，挨得这样近，就说自己成了神仙了；还有蚕婆婆在家里不会摆弄那些全套的音响设备，家电用起来非常简单然而在蚕婆婆看来，却异常的玄奥，感觉家里像附了鬼似的，蚕婆婆住在城市里经常会一个人想起过去在断桥镇的生活，追忆在断桥镇生活的片段以及发生在断桥镇家家户户的事情，想起了她养过的蚕，想起了自己的孩子小时候的求学经历和家庭的苦难，蚕婆婆甚至想要儿子和自己说断桥镇的话，谁知儿子在城里住惯了，家乡话早已因为不习惯而说不出口了。蚕婆婆第一次看见圣保罗大教堂时内心的迷惑，以及和教堂工作人员的几句对话，都从侧面反映出了乡村生活与城市生活的差别，以及乡村人保守落后的思想。蚕婆婆因为闲着无聊开始在儿子的楼房里养起了蚕来，高价购买蚕和桑叶，为了买桑叶，蚕婆婆把自己锁在了房子外面，在房子的过道里吃着方便面睡了几天，等儿子出差回到家的第一反映就是跑进房子去看看自己的蚕怎样了，然而蚕在儿子的房间里结茧爬的到处都是。小说中并没有着意向读者传达什么，然而，却让读者内心泛起了一种莫名的忧伤。或许这并不是忧伤，而是对于小说中蚕婆婆漂泊的内心的一种同情罢了。蚕婆婆以前一直生活在断桥镇，过惯了农村的生活，到了城市，有着种种的不适应，这些不适应不仅有身体的不适应，（比如坐车晕车，做电梯想吐，做不惯弥撒等等）更多的也是对于城市生活的不习惯，蚕婆婆心理的漂泊是最令读者感到印象深刻的。

可以说，在城市的生活中，蚕婆婆是一个心在流浪的漂泊者，没有依靠，儿子是无法体悟到母亲内心的真实感受的。儿子以为只要有钱，在城市里活的比在断桥镇要舒适多了，只要有钱，母亲也能在城市生活得很好，儿子认为母亲在城市能很快适应，不适应只是暂时的，而母亲除了一开始去城市和儿子居住的新鲜感和自豪感之外，剩下的就全部都是对于自己原先生活的断桥镇的无尽的眷恋和依赖。母亲的很多生活方式无法改变，很多的观念更是根深蒂固。母亲并不在意钱有多少，母亲想要的只是精神上的安慰罢了。母亲在城市里，怀念最多的还有自己儿子小时候的样子，养蚕供养孩子们上学的苦中作乐的往事，以及自己早逝的老伴儿，可以说，母亲内心的孤苦无依是一种典型的心的漂泊。

与之相似的反映主人公心灵的漂泊感的例子还可以从毕飞宇的其他短篇小说中发现，比如说短篇小说《彩虹》这部小说写得非常的中规中矩，故事题材也并不新颖，就是写的日常生活的平凡琐事，甚至可以说，这个小说中的所描述的事件以及所写的人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相当多见的。大致意思就是一对退休了的大学老师住在高层与邻近小孩之间的一小段生活片段。这对退休了的大学老师有三个儿女都非常的有出息，儿子女儿都在国外，老人自己留在了国内，本来是准备退休之后散散步，在“地球上”溜达溜达，可惜，老婆婆的腿不能动了，只好每天躺在床上与老伴说说话。后来，这对夫妇让自己的孩子们给自己买了个带电梯的高层，偶然的一天，老头子发现自己家窗户对面有一个小男孩儿在舔玻璃，由于内心的孤独和寂寞，使得老头子开始和这个奇怪的小男孩儿一起玩儿。老头子为了吸引小男孩儿的注意力，还专门买了出泡泡的东西，趴在窗户边吹泡泡。果然，那个小男孩儿被吸引住了，开始了危险的吹泡泡游戏。老头心里很紧张，只好去敲门让他从窗户上下来。正当老头敲开门后，小男孩儿非常戒备地对他说妈妈不让给陌生人开门。内心由于自己的孩子常年不在身边的缘故而变得十分孤独、寂寞的老夫妇们开始招待这个小男孩儿，希望他来自己的家里玩儿。然而这个小绅士仅仅来了一会儿就回自己的家了，就是这短短的几分钟，让老夫妇俩感到了开心和快乐。毕飞宇文笔细腻，用包含着充沛感情的笔墨将一对内心漂泊无依，孤独寂寞的老头老太太形象生动的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这部作品固然写出了老夫妇俩的寂寞感，而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又何尝没有从侧面反映出小男孩儿的孤独寂寞之感呢？小男孩儿为什么总是一个人呆在家里？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父母陪伴？为什么冒着危险在窗户上吹泡泡？又为什么一个人时常对这窗台舔玻璃？这些所有的问题何尝不是毕飞宇为我们传达出来的信息。孩子是需要家长陪伴的。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可以看作是对于外出挣钱而忽略了对于自己孩子的陪伴与爱的家长的一种无声的谴责和警醒。不要让自己的孩子在小的时候就体会到内心的漂泊和寂寞，不要因为只想着挣钱而忽视了和孩子在一起成长的岁月。不要因为自己的自私而断送了孩子的童真。家长如是，作为孩子的一代更是要引以为戒，不要让自己的父母在年老的时候孤独终老。孩子的飞黄腾达和远走高飞，除了带给父母内心的开心之外，更多的却是时时刻刻流露出来的心灵的孤寂漂泊。不要让金钱遮住了自己的双眼，不要在自己长大以后忽视了父母的年迈。是的，正如一位智者所讲的，“一部好的作品总是会让人想到世界、想到自己，并感到欣喜，或不安。”^[4]

四、漂泊者形象的意义

通过第一部分对玉秧、吴蔓玲以及混世魔王等的青春的漂泊者的描写，让我们在感受到一代青年由于无可奈何的漂泊而使青春空度的同时，又深刻地认识到了政治环境对人异化的可怕力量，教育了我们要正确认识自己的能力，树立好自己人生的长远目标，不要因为自己观念的错位而浪费了自己的大好青春；第二部分对于生活上体现出漂泊者意义的打工一族和在外漂流的人群，也让我们对于现实有了深一层次的感悟。面对日益兴盛起来的打工文学，毕飞宇的描写无疑是具有洞察力和认识力的举动。他对于打工在外的老马的内心细节的细致揣摩，对于打工人内心的平凡的喜怒哀乐的入微观察，无不再现了生活在他乡的打工者生活上的居无定所，以及对于自己家乡深深的思恋；而在第三部分中，我们通过毕飞宇对于老人以及孩童的真切关爱中，看到了毕飞宇为人为文的真诚和淳朴。从《生活在天上》以及《彩虹》中，我们看到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金钱的作用也变得越来越功利化了。无论是蚕婆婆住在城里当大老板的大儿子，还是虞积藻老夫妇，抑或是那个小绅士的爸爸妈妈，他们在商品化大潮的裹挟之下，都投入到了赚钱的潮流之中，不是忽视了对于年迈父母的陪伴，便是错过了自家孩子的成长，就连虞积藻夫妻俩的三个有出息的孩子，也鲜有时间回国看看自己的爹妈，造成了一种关怀的流失。

纵观毕飞宇小说中的一系列漂泊者的形象，可以看出毕飞宇在写作中，往往将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凸现在读者的眼前。这些随处可见的漂泊者形象也丰富了中国文学的人物长廊。毕飞宇笔下所反映出来的漂泊者形象意义非凡，反映出了当下的许多问题，也给我们当代很多人以警醒。通过毕飞宇的这些作品，想必我们每个人在合上书本的时候，内心都会有所触动。我想这就是毕飞宇笔下的漂泊者形象给我们带来的感动和体悟吧。

“虽然这是一些受现实生活中无法左右命运，更无力左右时局的小人物，但他们在世事中的痴迷与执着又非一般人可比。”^{[5]（P162）}“毕飞宇的小说的一个基本的特征，便是能对世俗与超验、形而下与形而上进行某种兼顾”^[6](P247)，毕飞宇几乎每一篇作品都写得很有深度。毕飞宇小说中的叙事者往往态度冷静，没有明确的表达出叙事者的爱憎意识，而这一切都表现的不露痕迹，常常通过一些富有哲理的语句来将其笔下的人物写得大彻大悟，，摆出一副智者的面目。“然而对我们来说，毕飞宇小说的艺术力量却并不仅仅根源于他的‘深度’。相反，毕飞宇小说最能打动我们的还是其‘哲学’背后的那些令人怦然心动的美与情感。这种美有时让人心痛，有时让人沉醉，有时又让人恍惚”^[1](P202)

在上述的几篇小说中，所出现的人物，不论是《生活在天上》里的蚕婆婆也好，《马家父子》里的老马也好，亦或是《卖胡琴的乡下人》里的卖琴人也好，再或者是《平原》里的两位知青，混世魔王和吴蔓玲也好，他们都是我们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学人物形象。就是这样的一些小人物，作者将他们的生命轨迹用一种旁观人的态度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勾画，让这些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原原本本的呈现在读者的眼前，“……他的小说总是有着完整连贯的故事、流畅通俗的叙事、不温不燥的语言、清晰匀称的结构……”^[1](P203)毕飞宇在营造其小说时，显示出了作者难得的从容与大气。他对于文章，很少有自己的议论，叙述也是基于文本向读者娓娓道来，从容不迫，既点到为止又准确到位。例如毕飞宇笔下所塑造的《生活在天上》里的蚕婆婆的大儿子，全然没有作家自己的抒情和看法，而是站在一个第三者的角度上来刻画的形象。毕飞宇在作品中对于蚕婆婆大儿子的描写着墨不多，有的仅仅是大儿子的几句话和几个动作，几个对于钱的观点，就把蚕婆婆大儿子大款的形象生动的描摹了出来，让人叹为观止。这些人物即使是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十分常见的。尤其是毕飞宇笔下的一些漂泊者形象，他们并不是消失了，也并不是作家凭空虚构出来的，而是确确实实，真真切切的存在于我们当今的这个社会中的小人物。尽管小，却也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1]吴义勤：《彼岸的诱惑》,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

剩余内容已隐藏，请支付后下载全文，论文总字数：13466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