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 恋爱”模式的突破--《动摇》中的现实主义

论文总字数：10914字

摘 要

《动摇》脱胎于“蒋光慈模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恋爱”与“革命”不是简单地机械相加，爱情的动摇伴随着革命带来的压迫、紧张感，而革命的失败也暗示着在摇摆中爱情的逝去，革命与爱情之间互相补充、互为因果，“革命与恋爱”的张力由此体现。茅盾避免了激进浪漫主义的陷阱，转而将小说架构于真实历史事件之上，通过现代主义的角度来分析问题，从而将时代背景下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动摇与迷乱展现的淋漓尽致。小说给“革命 恋爱”小说模式指明了新的方向，同时丰富了现实主义文学思想。

关键词：《动摇》；茅盾；革命；现实主义

Abstract："Shake" is born of "Jiang guangci model", take its essence, discard its dregs. "Love" and "revolution" are not simply added mechanically. The wavering of love is accompanied by the oppression and tension brought by the revolution, and the failure of the revolution also implies the passing of love in the swing. Revolution and love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which reflects the tension of "revolution and love". MAO dun avoided the trap of radical romanticism. Instead, he constructed his novels based on real historical events and analyzed probl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sm, so as to show incisively and vividly the vacillation and confusion of petty-bourgeois revolutionaries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The novel points out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novel mode of "revolution love" and enriches the realistic literary thought.

Keywords：Shake;Mao dun;Revolution;Realism

目录

一 前言……………………………………………………………………………………… 4

二 “革命 恋爱”模式的起源与窠臼……………………………………………………4

三 《动摇》中展现的“现实”…………………………………………………………………… 6（一）社会历史的真实反映………………………………………………………… 6

（二）真实饱满的人物形象………………………………………………………… 7

（三）革命与恋爱的双重失败…………………………………………………… 9

结论………………………………………………………………………………………………………… 11

参考文献……………………………………………………………………………………………………11

致谢………………………………………………………………………………………………………… 12

一、前言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零年，“革命 恋爱”的小说模式盛行于中国文坛，不同流派、不同倾向的作家纷纷在作品中融入了“恋爱”元素，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蒋光慈的《冲出云围的月亮》，胡也频的《到莫斯科去》，洪灵菲的《流亡》和《转变》，茅盾的《蚀》三部曲以及丁玲的《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一）、（之二）。

然而在三十年代，这种风靡一时的写作模式却遭到了文坛的口伐笔诛，左翼内部更是对这一模式进行了体无完肤的批判：要将“恋爱和革命的冲突”之类等等定型的观念的虚伪的题材抛去^[1]。在三十年代后，文学批评大多坚持左翼批评家的论调，对这样的模式持否定态度，曾经轰动一时的主题变得暗淡无光，鲜有提及。丁玲也在《我的创作生活》中回忆“自己是陷入了革命与恋爱的光赤式的陷阱里去了”^[2]。而《动摇》的创作恰是在“革命 恋爱”流行的高峰期完成的，在小说中穿插“恋爱”元素又与《野祭》、《冲出云围的月亮》这类典范文本非常相似，因此常常被拿来与“蒋光慈模式”相提并论，将《动摇》打上了“类型化”的烙印，笔者认为这样的认定是片面的。

茅盾曾表达自己对于“革命与恋爱”结构的唾弃^[3]，认为这一时期的作品差不多是失败的。而在钱理群主编的《现代文学三十年》中，也将《蚀》三部曲与“革命 恋爱”模式小说区别开来。因此，简单的将《动摇》归纳于革命恋爱小说是有失偏驳的，笔者将从《动摇》中找寻现实主义的元素，分析茅盾在普罗文学的影响下对于革命的独立思考，以及对于“革命 恋爱”作品中“类型化”、“程式化”窠臼的突破。

二、“革命 恋爱”模式的起源与窠臼

钱杏邨曾点评《野祭》：“现在，大家都要写革命 恋爱的小说，但在《野祭》以前还没有。”^[4]《野祭》写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小说中的章淑君是一个勇敢、坚定的女孩，当陈季侠进入到她的生活后，她逐渐倾慕于陈季侠，认为他是一个勇敢的革命文学家形象，并因为他的引领而投身于革命事业。陈季侠感激章淑君为他所做的一切，但他却一直逃避章淑君对他的爱意。之后，陈季侠在C君的介绍下认识了郑玉弦，他对于郑玉弦的爱是盲目的，他为她设想了一切，也原谅了她的一切。在得知郑玉弦的存在后，章淑君心生失落，一心从事革命运动。反革命政变之后，郑玉弦假托回杭州，置陈季侠的爱于不管不顾；而陈季侠也为了躲避章淑君而托故谎称前往杭州，最后两人在上海相遇。而章淑君则献身于革命事业，甚至连尸首都无从找回。这时，陈季侠才体会章内心的勇敢与高洁以及自己内心对于章的歉意。内心极度痛苦的他便买了红玫瑰酒与鲜花，在吴淞口的野外为章淑君举行一场饱含深情的野祭。

在《野祭·书前》一书当中，蒋光慈曾这样说道：“这本小说即使并不是那么影响深远，不过在当下流行的恋爱小说当中确是别开生面。”其中别开生面主要指的是和传统意义上三角恋的差异，表现出十分典型的时代背景。这本小说主要是通过描写爱情来展现革命，同时也是通过描写革命来表达爱情：正是因为“爱情”，陈季侠放弃了章淑君，选择和郑玉弦在一起；也正是因为“革命”，陈季侠才领悟到爱情的真谛，不过此时他已经和真正的爱情擦肩而过。蒋光慈对于“革命 恋爱”这种写作模式的运用既是必然的，同时又是合理的，我们可以根据他的人生经历来理解：蒋光慈在1926年痛失爱人宋若瑜，而当时时局动荡，他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四处奔波，到处流浪，在夹缝中完成未尽的革命事业，而这种亲身经历也将反应在他的小说创作当中，使得“革命 恋爱”这一题材在《野祭》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值得一提的是，这本小说因为是反应当时重大的历史事件，所以表现出较强的宣传煽动思想，具有昂扬的激情和艺术创造力，不过总体而言却因为没有足够细致对生活的观察导致流于浮面。

后来一部分作家纷纷效仿这样的模式，并将这样的模式冠以“蒋光慈模式”的称号。但由于他们缺乏足够的生活感受与积累，尤其对革命生活体验贫乏，最终落入到一种仅仅追求激进浪漫主义的误区，展现出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癫狂和热情以及对革命超乎常理的幻想，这注定会导致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倾向。由此，革命成了贴在恋爱上的标签，而恋爱成了革命的一种点缀，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公式^[5]，最终导致这一写作模式受到左翼文坛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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