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人性的缺失和生活的苦难——浅析刘庆邦《离婚申请》

论文总字数：8933字

摘 要

《离婚申请》是现代作家刘庆邦煤矿题材类的一代表作。作家在小说中致力于对人性真善美的挖掘与人性假恶丑的揭露和批判，注重关照小人物和底层世界的回归。本文主要立足于分析孙宝英人性变化的历程以及悲剧酿成的深层原因，并且尝试结合作家刘庆邦的同系列小说的写作来探究矿区底层人物的生存状况。

关键词：人性；悲剧；矿区；底层人物；生存状况

Abstract: Application for divorce is a master work of coal mining theme which of modern writers Liu Qingbang. In the novel, the author applies his energy to human nature which of the excavation of truth, virtue and beauty, and the disclosure of fake, ugliness and nauseation, and also place emphasis on concerning return of the pipsqueak and bottom of the world. The article mainly based on analyze Sun Baoying that human change processes and underlying causes of the tragedies caused. And it attempts to combine with the series’ writing of writers Liu Qingbang to explore the underlying figures’ living situation of mining area.

Key words: human nature; tragedy; mining area; underlying figures; living situation

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底层一直在作家的视野中，关注底层弱势群体似乎是中国文学的一贯传统。就当代作家刘庆邦而言，底层关注是他创作的永恒主题。他总是擅长从独特的人性视角，用冷静的语言文字，用其发自人性深处的价值评判标准，怀着一颗理解、悲悯和宽容之心去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命、生活。他的一系列小说中不仅有着对人性美好的赞美，对理想的温情描绘，还有着对人性缺失的批判、直面现实的冷峻书写。他以一颗超乎直接功利之上的平常心，坚持以小说的形式表达自己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和对世俗人生与隐秘人生的真切关怀。

2002年他在北京写的短篇小说《离婚申请》就这类型的代表作，《离婚申请》中是由一场窑矿事故开展而来的爱恨纠缠，一对在矿区生活的夫妻，矿工李云中因为受不了妻子孙宝英跟矿上的“二把手”田怀金有了苟合之事，想跟她离婚，但又舍不下夫妻感情，且时刻害怕遭到田怀金的报复，内心很是痛苦。矿下工作最需要的就是矿工保持时刻的警惕性，一个不小心就会丧命，李云中这样整天满怀心事地去井下挖煤，疏忽了对自身的安全保护，最终他带着怨恨离开了人世。原本这件事无人知晓，偏偏被参与李云中善后工作的矿上工会副主席王承坤发现了他身上的离婚申请书，王承坤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调查，给李云中一个交代。于是他就来到了李云中的家中，对孙宝英进行思想工作，希望她能认识到自己对丈夫造成的伤害。但是在后来的接触中，王承坤渐渐发现孙宝英原来是个善良，单纯的漂亮女人。由此他渐渐地对孙宝英产生了爱恋之情，并有意将她据为己有。但对丈夫怀有愧疚之情的孙宝英断然拒绝了王承坤，决心要用她的下半生来向丈夫赎罪。最终王承坤也由此被点醒，烧掉了那份离婚申请。至此，整个故事落下了帷幕，但其背后隐含的东西却远远没有停止。

小说通过矿工李云中死后留下的一封离婚申请而引发出的一场家庭伦理悲惨剧，为我们谱写一首有关人性善恶的悲歌，使读者洞悉到当今社会上由权利和金钱所引发的复杂故事，向我们叙述了有关人性的善恶与人世间的是非丑恶，引起我们对人性的深刻反思。

一 失足女性人性的沉沦

孙宝英是这篇小说中的唯一女主角，也是整个小说的中心点。她似乎与身边的三个男人——丈夫李云中，情人田怀金以及后来的追求者王承坤，都有着爱恨纠缠。正是这份爱恨纠缠演绎出了一位失足女性人性上的沉沦、觉醒、独立及复归的曲折历程。小说中的人性书写，是从现象本身入手，去追问人性的本质，而非空谈人性。小说的人性，不是静态中的物件，而是动态的存在。在动态的人性存在中，具体的，静态的人物角色堕落行为彰显的是人性作为存在的动态本质，人性个性彰显的特征展示了人性的共同本质。^［1］

首先，孙宝英的人性它是在无知中逐渐步入沉沦的。当初孙宝英是带着孩子在老家农村生活的，虽然在老家的生活不见得富裕，但最起码自给自足还是可以的，后来为了能跟丈夫相守在一起，她选择来到了矿上，宁愿跟李云中租一间原来是牲口呆的房子住，过着苦日子。这样一个为家庭，为丈夫做出牺牲的农家妇女，原本是被人们认可的，后来为何却偏偏要当一个受世人唾弃的“破鞋”？这里面存在着两个原因，首先是她的情人田怀金是一方霸主，即使是矿上的领导凡事也都要让他三分，更何况是寄人篱下，毫无战斗力的孙宝英。而且在那种寂寞无聊的矿区生活中，婚外情也实在是再平常不过的事，这种世俗的默认，生活的无奈，都在迫使着孙宝英不得不向恶势力代表田怀金低头。其次就是田怀金欣赏她的美。刘庆邦笔下的乡村女子通常给人柔弱，温顺的印象，她们是田园牧歌的吹奏者，是无数人心中对乡土向往和眷恋的对象，孙宝英就是其中一位典型的人物代表，她来自农村，淳朴，长得又漂亮，到了矿区这种极度缺女人，生活在男人性饥渴的生存坏境里，被人看上是绝对有可能的。孙宝英极具魅力这一点从后来王承坤恋上她也得到了有力的证实。在看取女人的问题上，这句话也可以改成外来的和尚发现美。道理是一样的，农村的女人走出去了，走到矿山或城市去了，她的美才有可能被发现，被欣赏。^{［2］（P10）}当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人事和观念的影响时，孙宝英这样的农村妇女狭隘枯燥的生活空间就会被打开，对爱情，金钱等的观念会和以前有所不同。潜意识里她要蠢蠢欲动，不愿再屈服于传统观念的钳制和摆布。农村女人的美，大都是外面的男人发现的，有一句话，说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既然自己的丈夫不能欣赏到自己的美，也无法理解自己的需求，那么面对一个能够体现自身价值的机会，人性的本性需求在驱使着她接受田怀金。

人性总有着脆弱的一面，就是当人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却始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犯此类的错。因为人不能强有力的控制住自己的欲望，抵制住外来的诱惑，从而一步步地沦陷下去。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虽然自己的丑事已经被丈夫李云中发现，并保证要悔改的同时，孙宝英还是跟田怀金有着联系，继续着她那爱情与伦理的背叛戏码。她显然已经沉迷在这场婚外情游戏中，迷失了自己。大部分留守农村的女性保持了人性的美满，而入城或进入像这样城乡结合部式的矿区的女性呢，离开她们熟悉的环境，被身边各种欲望所诱惑，很容易解除来自道德的限制。有人曾说过，如果当代物欲是滚滚而来的洪水的话，那么道德传统是一捧掩堵溃口的黄土。不难想象孙宝英肯定在灵与肉之间煎熬与挣扎过，可自己还是在自欺的谎言中一步步沉沦。在刘庆邦的诸多的小说中出现过“兴啥啥不丑”，这五个字的背后是物质文明对人的传统文明的层层挤压，有很多女性，本是农村来的朴实的矿工家属，却一个个在物欲面前败下阵来，小说中刘庆邦没有写出孙宝英被金钱腐蚀的全过程，但字里行间透露了她沉沦的现实诱惑。田怀金有权有势，却又通情达理，有着伪善的外表，孙宝英便在无知—感恩—献身中，走向沉沦。

其次，孙宝英的本性在某种程度上被唤醒，这是以她丈夫的惨死为代价。对孙宝英而言，物欲与情欲相互交织，层层制约，构成了一张巨网，她就在此间苦苦挣扎，无从逃离。这种畸形的错误行为最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孙宝英的天塌了，丈夫李云中含恨惨死于矿井中。虽然她背叛了她的丈夫，可骨子里最深的那一条道德底线始终在坚守着。她自始至终都没离开过她的丈夫，也始终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到后来被丈夫李云中发现自己的奸情，她懊悔，跪地求宽恕，极力地挽救自己的婚姻，怎么都不愿意离婚。因为丈夫李云中在她的眼里并非只是简单意义上的生活伴侣，“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始终在中国女性的血液里流淌着，即使是当代的知识女性也大都认同这一点，更何况是乡村女子孙宝英。所以李云中不仅是她的丈夫，更是她的天，是她生活的中心点，虽然偶尔会偏离这个中心，做一些出格的事，但她的磁场永远属于这块“磁铁”。而且她认为在这件事情上，犯错的不是丈夫李云中，而是自己，她爱这个家，也在乎这个家，不愿就此破碎。

刘庆邦自己曾说过当今的社会中，很多人都已经缺乏了敬畏之心，没有了信仰，他们似乎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在他看来，中国人什么都不怕，才是最可怕的。人总得有点怕头，我们应该敬畏自然，敬畏生命，特别是敬畏死亡，时刻保持这些敬畏感，这也是他写这篇小说的初衷。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孙宝英毅然地为丈夫的死负起了责任。而且由始至终孙宝英对李云中是愧疚的，当得知他在窑矿出事故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自己害了他，如果不是自己对丈夫的感情背叛，让丈夫整天忧心忡忡，他也就不至于惨死在矿井。以前她背叛感情，认错后还继续犯错，是因为她并没有真正的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或者说事态还未发展到能够触动她内心深处的那根弦。她觉得只要丈夫还在身边，她的“天”就还在，她永远可以在丈夫的庇佑下生活。也许在生活里他们夫妻两并没有更多的言语交流，可在心理上，远在外乡漂泊，甚至可以说是在夹缝中生存的这两口子是互相依靠的，对于丈夫李云中也是如此，否则他也不会再三犹豫是否要离婚。但当丈夫死了，事情就发生了质的转变，她没想到她的背叛要以丈夫的惨死为代价，她原本是想善待自己，满足自身的需求，可如果这种生活要以最亲的人的生命为代价，这是她始料未及的，也绝不是她想看到的。

最终，孙宝英努力寻求人格的独立，使人性复归。丈夫的死使孙宝英醒悟过来了，唤回了内心深底的良知，也即刻摆正自己的态度，不再总是纠结，从矛盾的漩涡里毅然地跳了出来。当然她的成熟还是停留在初级阶段，甚至可以说是幼稚的，并不完全的成熟，当王承坤对她进行思想教育，“她趴在桌角上了，把脸埋在臂弯里。王承坤看出来，这个女人在进行思想斗争，一个女人二十七八，接近三十岁了，想点事情还是一个小孩。”^[2]刚开始她淳朴的姿态，让我们为她的遭遇感到同情，同时也在担心她今后的去向与生计问题。可后来她的话震撼了王承坤，也震撼了我们，她说：“李云中活着的时候，我是对不起他，如今他死了，我再也不会对不起他了。”这并不是她一时兴起的承诺，在接下来的发展中，她拿出了自己的实际行动。一个没有多少知识的农村女人，生活在异乡本身就不容易，如今丈夫又死了，还留下一个小女儿，孤苦无依的她，她的未来生活艰难程度是一目了然的，也是可以预见的。如果她继续保持跟田怀金的关系，或者接受王承坤的爱意，那么在接下来的生活中，至少在物质方面多多少少会得到些帮助。可她不仅果断的结束自己的婚外情，而且也拒绝王承坤的爱意，选择守着已经不在人世的丈夫，选择独自生活，这是她人格上的一次升华。因为此时的她拒绝的不仅仅是一份感情，更是一份生活保障。丈夫的死让她意识到了两方面，一方面是她对自己在伦理道德上的回归，不管她内心有么强烈的生理需求和精神需要，她出轨就其本身来讲就是不道德，它有悖世俗伦理纲常，失去的原有的价值观念被重新唤醒，在孙宝英这样的中国传统女性的意识中，自己的从属地位这一价值观念已经在心中根深蒂固，尽管她做出了出格的事，但她始终无法摆脱对男性的依赖，尤其是在心理上和情感上的依赖，在女人的心灵深处，挥之不去的是对男人的爱的依恋。这种价值观念使得她宁愿放弃物质上的保障，过着贫苦的生活来求得心灵上的慰藉，从更深的层次上讲是她对人性的真善的本质追求。另一方面是她跟田怀金的苟合，并不是完全出于自愿，当时的她还得为在矿上工作的丈夫李云中考虑，这其中肯定不能排除田怀金逼迫她就范这一可能性，出于种种的压力，她顺从了田怀金。可结果是丈夫却因为这件事付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不是孙宝英想要的，她也认清了整个事件最终的受害者是他们夫妻俩，因此她也要摆脱这种强权下的生活，为失去的丈夫，也为自己赢得残留的一点尊严。

作家刘庆邦巧妙地在小说中安排了两条线索，明线是女主人公孙宝英，从开始背叛丈夫，到后来丈夫的死，她懊悔不已，继而决定独自生活，拒绝外来者的追求，绘出一条关于人性的沦陷—觉醒—独立—复归的历程。而文中的另一个关键人物副矿长王承坤则是先痛恨孙宝英的行为，到同情她的遭遇，再到垂涎她的美色，想占为己有，最后遭到拒绝后的自我反思，为我们演绎了另一条人性的演变轨迹。这样交叉其中的的一条副线与明线相辅相成，将人性的复杂与丰富展现得淋漓尽致，触动读者的心弦。

二 多重压力下的一场悲剧

纵观整篇小说的前前后后，孙宝英的个人形象有了很大的变化，简单的来看是一种从恶变善的趋势，但人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就在于社会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人是善与恶的集合体，只是在各方面的表现程度不同罢了。因此，人的本性单用善和恶不能完全反映真实性。起初我们对她是应该恨的，她做过错事，她的出轨导致了她丈夫的死亡，这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在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有为自己的利益而去剥夺一个人的生命的权利。她也懦弱，面对外来的权力压迫，她选择的是默默承受，而不是反抗，可是我们却始终对她恨不起，因为处于那样的环境下，我们不能单纯的只从传统道德的角度去揭示像孙宝英这样的弱势群体身上的不道德，而是需要突破原有的思维模式，从全新的叙事伦理角度出发，关注每个人的生命故事。刘庆邦自己也曾说过“尽管有的女性已经死了，但她们还活在我的心里，活在我的书中，可以说我对她们都是喜欢的，对哪一位都说不上讨厌。”他塑造孙宝英这个角色，并不是想让读者去讨厌她，批判她，而是希望通过这个人物身上发生的一切遭遇，来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从中看到更多他想表达的东西。“人的命运描写是个很富诱惑力的话题，小说中人的命运之所以能连接人生的必然与偶然，是因为制约人的命运的因素太复杂了，有客观的因素也有主观的因素，有人自身以外的因素也有自身以内的因素，有可以预测到的因素和无法预测的因素…”^[3][P184]丈夫李云中的死，孙宝英确实有她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仅仅只认定孙宝英这一浅层次的方面，指定是远远不够的，李云中的死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首先，恶劣的自然生存坏境是导致李云中死亡的第一个原因。在刘庆邦笔下的所有以矿区为题材的小说中，无一例外的就是矿区里的生活是极其艰辛困苦的，矿工的生命也非常渺小，黑森森的煤矿就犹如“人间的地狱”般，物质的贫瘠，精神的匮乏，劳作的艰苦，生存的艰辛，让他们饱受人间的辛酸苦辣。别的工作或许靠的是一个人的苦力或者脑力，但矿井的工作绝对是时刻在拿自己的生命作赌注，一个不小心就会丢下乡下的妻儿，撒手而去。所以在矿下工作的李云中，生命是无绝对的保证的，时刻都存在着危险。

其次，精神层面上的折磨是导致李云中死亡的第二个原因。矿工是处于底层的弱势群体，唯一支撑着他们精神的是自己的女人和家庭，然而就是这样的精神慰藉有时也会被无情地剥夺。“当他们在地底下挥洒汗水时，人家在地面勾引他们的老婆。”^[4]妻子孙宝英出轨了，背着他跟房主田怀金搞到一块去了。所以当李云中一发现妻子背叛了他，立马要求离婚，他也将离婚申请始终放在贴身的口袋的。可是孙宝英屡次背叛都没有使他这婚离得成，是因为这背后存在着更大的阻力，那就是权利的制压。侵犯他家庭的田怀金不仅是他的房主，还有着更为让他望而却步的身份——村里的支书，矿上的“二矿长”， 矿上的领导都需要让他三分。所以当王承坤向矿长汇报李云中的情况，矿长并没有引起重视，而是极力的强调要时刻考虑工农关系，暗示王承坤隐瞒这件事。这里面的工农关系已不再是我们简单意义上所理解的那种工农关系。“工”代表的是名义上代表矿工的那些高层领导，“农”也自然的对应名义上代表农民的村干部，“关系”也即是他们上层领导的个人利益关系。虽然同为矿上的领导，但处于低一层的王承坤显然在这方面的思想政治觉悟比矿长要低，他还保留着人本性上的善良。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官官拥护”的恶习，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利益的纠纷和权力的制衡。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保证，牺牲一个普普通通的矿工，这些权恶势力是不会有多大的在意的。因此对于李云中来讲，是无力抵抗这些强硬势力的，他要生存就必须忍受这一耻辱，他的离婚申请并不是来不及交，而是他知道即使他交上去也不会得到他想要的结果，相反会更有可能遭受更大的侮辱和尊严上的践踏，因此他只能选择默默地忍受。可作为一个男人，在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意识里，女性往往是以男性附属物的身份出现的，尤其是在身体上更是要求对男性绝对的忠贞，不允许有任何的背叛。于是男性对女性身体的苛求就转换成对自己尊严和名誉的维护，而女性的失贞也意味着对男性尊严的挑战。^[4]强烈的尊严又时刻在折磨着他，他的内心是极度痛苦的，无法摆脱精神上的强大压力。

再次，关于李云中的死亡，我们也不能排除他的死存在着一种变相的自杀因素。妻子的背叛，权利的压迫，生存的困苦…这些物质性的苦难夹杂着精神性的折磨，使李云中感到生不如死，既然活着是对自己的极大折磨，或许死才是一种解脱，他还要以死来捍卫自己的尊严，向世人控诉这不公平的现实待遇。然而他错了，他死了，对矿上来说，只是少了一个劳动力，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改变。死亡，对矿区来说，早已视为平常之事，权势依旧追逐他们的利益，恨不得每一个矿工即便是死了也得为他们创造财富。矿长就在李云中死后还想好好的利用他所遗留下的离婚申请作为他制约田怀金的筹码，这使我们深深地感觉权利背后的故事是多么的复杂。可怜的李云中，最后留下自己的妻儿在这世上过着更为孤苦的生活，这是何等的可悲啊！

作者刘庆邦在他的矿区题材小说中，总是善于围绕矿工周围，展现平凡生活的卑微人生，关注社会底层人物的生存困境。矿工们的生存困境主要包括经济困顿、两性失衡、生死无常以及人格尊严被践踏等。这些都在无视无刻的摧残着矿工们的身心，在困境中艰难地谋得一生存之地。因此在小说底层人物身上，除了有一些朴实，有一些劣根性之外，更多的是透露他们的无助与无奈。在煤矿恶劣的工作环境里，死神总是伴随着生命左右。在《离婚申请》中，就有这样的一段描述“窑底下什么样的事故都会发生。有人被一头尖的柞木扦椽刺中了肚子，扦椽一端戗在溜子里，溜子还在运行着。那人双手在前抱着扦椽，想把扦椽拔出来，不料扦椽斜刺里从后胸穿出来了。回柱工用小绞车从废巷里往外回柱子，钢丝绳突然断了，回弹的钢丝绳从一个回柱工的脖子里抹了过去。回柱工还站得直直的，抬着的手臂还未及放下，他的人头已落在脚边的煤窝里了，茬口处齐刷刷的。相比之下，李云中的死比较平常，他就是脑袋被砸漏了。”^[2]（P1）文中还将将李云中在框中脑袋被砸如同砸核桃一般在煤矿恶劣的工作环境里，死神总是伴随着生命左右。《雪花那个飘》徐海洋父亲同班工友几十人死于矿难；《踩高跷》中乔明的生父就死于井下，谨记长辈遗言，不下井的乔明在现实生活压力面前还是冒险下井，最终遭不幸，演绎了两代人的悲剧。在无数的矿难的描写中，面对着一个个卑微的生命被吞噬，作家刘庆邦表达了对生命价值被漠视的巨大痛苦。

然而更让人揪心的是，为了生存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煤矿工人们，为窑主们创造了大量财富，给人们带来了光明，自己却深陷在生活的困顿当中，《离婚申请》里的李云中就是经济窘迫，租不起房子，不得已才将妻女安排在了二矿主田怀金的猪圈里，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祸根；《卧底》中，周水明家庭贫寒，妻子在路上捡到别人的一条内裤，回家洗洗穿上了身；《月光依旧》中作家也写到叶新荣虽然是国营煤矿的正式工人，同样面临生活的压力，只能“化妆”去捡矸石来赚取儿子的学费。这些为生活所困的矿工形象们在作家刘庆邦的小说里比比皆是。

结 语

刘庆邦一直怀着对生命诚挚温厚的关怀和敬畏之情，敢于直面底层的苦难，但他并不满足于这种生活表层苦难的渲染，而是重在表现社会变革对人们淳朴人性和传统道德的强烈冲击以及由此造成的人的异化，人性的扭曲，道德的沦丧，以及内心的困惑和迷茫等，也就是说对底层人物的描写不重在写生活上的“贫”，而重在写心灵上的“困”。如他的《离婚申请》，正是通过一个简单的故事向我们还原在矿区生存下的矿工，以他们妻儿生活的原生态，去关注他们心灵上的波动、情感的流向。这种在表达上的含蓄与沉重更增加了我们触摸生活的实感。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着李云中及孙宝英这样的矿工家属，有些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较之他们更甚。这样的群体需要我们的关注和帮助，并且只有他们的生存问题得到合理解决、生存状况得到本质改变，才能在整体上提高我们社会的发展水平，才能有效促进社会长足稳定高效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凤萍：《论贾平凹小说的人性书写》，浙江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

剩余内容已隐藏，请支付后下载全文，论文总字数：8933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