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文学与影视作品对比分析

论文总字数：6881字

摘 要

：小说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样式，各自凭借不同的艺术媒介来叙述故事、塑造人物和抒发情感。因此，在对同一主题的阐释上，它们采取的也是各具特色的表现手法。叙事，是小说和电影这两门联系紧密的艺术门类交叉汇通的中介之一。本文从叙事学和审美的角度对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以及张艺谋改变的同名电影作比较分析，指出他们在基本情节和情感表达上存在着相同之处，但在具体情节和叙事方式上存在着不同之处。

关键词：《活着》；小说；电影

引言

曾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长篇小说《活着》是作家余华的代表作之一。作为文坛先锋派的一员，余华的作品总是会引起国内外读者和评论家们的广加赞誉。在《活着》这部作品中，余华用他一向擅长主题：“死亡”，讲述了一位旧时代名叫福贵的老人，在他的人生中见证四十年来亲朋好友的死亡接踵而来的故事。年轻时候的富贵是地主少爷，嗜赌成性。尽管父母对他万分宠溺，但是他依然执迷不悟，把田产和祖宅等全部家当输得一干二净。他的父亲甚至气急攻心，不幸逝世。落魄以后，有一次福贵进城请医生为母亲看病，在路上时国民党军队抓去当兵。在淮海战役的战场上，他亲眼目睹战争中大片的死亡。战争结束回到家乡以后，却发现小女凤霞竟然成了哑巴，老母亲早已病故。白驹过隙，人是物非，新政府判决了当年赌场上的赢家的龙二，福贵也开始以贫农的身份过上了老实本分的生活。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学校组织的献血时，他的儿子有庆因抽血过多死在了医院。几经周折的寻婿后，福贵夫妇为女儿找了个在城里做活的偏头二喜。二喜是个建筑工人，这给了他们一家人生活的曙光。好景不长，凤霞因难产而死，妻子家珍瘫痪在床，不久也去世了。祸不单行，在一次事故中二喜不幸丧生。福贵的外孙苦根成为了无父无母的孤儿，祖孙二人在乡下相依为命。在饥荒中福贵煮了一锅豆子，苦根却因为吃得太饱而撑死了。家里只剩下福贵一个人孤苦伶仃，他便买了一头水牛，虽然这头牛又老又弱，但福贵也还是把它也取名福贵，一人一牛就这么相伴着度过了人生余下的时光。

小说1994年被张艺谋改编成了影像，余华也是电影编剧之一。电影《活着》的主演是知名影星葛优和巩俐。携着豪华阵容的导演和演员，电影本身也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至今依然广受赞扬。这部电影在很多层面上都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对中国电影来说，它是二十世纪中国电影上划出的休止符；对身为导演的张艺谋来说，这可以算得上是他在前半段的职业生涯中完成的最好的一部电影；对于葛优和巩俐，这部电影则几乎代表了他们两人演艺生涯的顶点。《活着》上映以后获奖无数，风头一时无二：1994年法国戛纳第四十七届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最佳男主角奖(葛优)、人道主义精神奖、1994年全美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1994年洛杉矶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1994年美国电影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1994年英国全国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第1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10大华语片之一……数目繁多的奖项见证的正是这部电影的艺术成就之高、社会影响之深。 [1]

余华和张艺谋都描述一个家庭的故事，阐述了他们在对生命的理解和感悟，以及对人性关怀的最终体现，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小说和电影终究是两个不同的艺术风格表现，小说是叙事情节语言的使用、人物的创建和情感的表达，而电影则以直观的图像和声音来传达信息，以此影响观看者的视听感受。因此，在这同一主题的诠释上，小说和电影将采用各自独特的表达方式。

1. 小说与电影的异同点

小说与电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艺术形式，小说偏向于价值观的差异性，主观感受更浓，一百个读者有一百个哈姆雷特；而电影则表现出了大众文化价值的统一性，一部电影给观众的感受大多是一致的。不仅如此，视觉等感官上的差异也造成了俩者本体性的区别。《活着》在小说与电影上面，不仅在文化载体的体系上，在情节、感情色彩等等方面都存在着许多异同点。

1.叙事结构的差异

评论家们一般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小说与电影的叙事结构分析：

（1）情节的增删改写

因为表达载体和特定艺术风格的限制，小说《活着》与同名电影在情节结构上产生了不小的变化。本文同时比较两部作品在情节的不同方面，将集中在小说《活着》和原著小说改编的电影情节之间的差异分析在。

在历史上文学作品的改编，经常有对原创情节的删除。其目的是为了突出删除话题，这样主要线索就会清晰很多。

小说《活着》中以第一视角的叙述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我”是一个民歌采集者，经常下乡采集民歌，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各样的人和事都会被我预见。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我”的好奇下，一位名叫福贵的老人用他风格独特而又幽默诙谐的方式述说了他一生的沧桑。我”与福贵的对话、与村民们的交流以及一路下来的见闻、感想，也都穿插在了福贵的述说过程中。但是，电影中是不存在第一视角的“我”这一人物形象的。毫无疑问，电影在这方面做了删节。

希区柯克说：这部电影本质上是平淡的生活被切断后的片段人生。他的意思是：删除那些主题无关的内容，以确保影片环环相扣的连续性，来彰显电影的制作细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原著小说里，余华用了约七千字长描述的一些情节都被张艺谋断然删减了。包括：福贵父亲生活中的细节；福贵上私塾的经历；与父亲、岳父的数度“交锋”；任意殴打辱骂妻子家珍；家珍用四样菜劝诫福贵少近女色；龙二与沈先生的赌局等等。另外，在后续发展中，原作也有不少情节被删减了，如因家贫把女儿凤霞送人，儿子有庆喂羊补贴家用，灾荒年月凤霞与乡民王四争一块地瓜、见到别人结婚的场面自己也想嫁人，妻子家珍得了软骨病、进城去跟父亲要粮等。 [2]

影片内容往往需要增加细节。张艺谋在小说的改编中中，大多数时候用的是一个减字。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张艺谋的想象力在古老的民间艺术的运用中已经达到了一个巅峰。民俗艺术焕发了出新的活力。例如在《红高粱》里他用了高粱地，《菊豆》里则展示了磨房，而在《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深宅大院和《活着》里的皮影戏也都是民俗文化的代表。观众可以从皮影戏中体悟到：玩偶固然是被人所操纵的，但是某种莫名又强大力量就像在操纵玩偶一样在操纵人。皮影的含义与导演表达的主题意蕴是无缝贴合的。这种无声胜有声的意境比起直白的陈述显得更有美感。皮影第一次出现在福贵赌输了钱的时候，福贵在赌场演出了一段皮影戏，这时候皮影戏只是被福贵看做玩具；而当家道没落后，皮影戏是福贵落魄的见证，走投无路的福贵迫于生计只能走街串巷表演皮影戏来挣钱；被征兵进了国民党部队之后，为了避免了充当炮灰，他靠留在后方表演皮影戏远离战场的炮火，皮影作为他的护身符伴随着他。哪怕九死一生，这箱皮影也没有被福贵抛下。因为有这么一个简单的信念支撑着他。他觉得借了人家的东西就得还回去，皮影戏能帮他养家糊口。解放军给福贵开的参加过革命的证明保护了全家人，靠的也是福贵的这箱皮影。大跃进时期，福贵被邀请为日夜炼钢的群众表演皮影戏，实际上的内涵是对政治的暗中推动。 [3] 遗憾的是，在文革破四旧运动中这箱代表着福贵希望的皮影最终也没能保住。破旧的皮影箱最后一次在影片结尾出场，正是福贵一家人的生活刚刚见到曙光之时。影片中一家人欢聚一堂，其乐融融。在一定程度上，福贵一生几经坎坷的命运和皮影箱是多么的相似！直到最后，最后皮影箱也依然盛放着希望，尽管箱子仅余空壳，尽管希望之火孱弱。皮影的灯灭影消也正是福贵不受自己操控的人生沧桑的最好缩写。皮影在整部电影中反复出现，有着不显山不露水、感人至深的魅力。

不得不说，改编后电影的细节也是相当的细致。例如电影中一些时代特色的东西：一套毛选，一顶军装帽和毛主席像章被作为二喜和凤霞相亲时的见面礼。在原著中，出场的事物则是一瓶酒和几尺花布。类似的还有电影中凤霞怀孕后，二喜带着好酒好菜去庆贺，而小说中出现的仅仅是一瓶黄酒、一碟豆子而己。总的来说，这部电影福贵一家人的生活显著地更为丰富和细致。然而，按照六七十年代的生活水平来讲，像福贵这样一个普通人民群众是吃不起许多好菜的。无论如何，还是小说更接近现实生活一些。

（2）死亡人数的变化

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也比小说原著中少死了三个人。二喜还活着，而不是小说中的意外死亡，聪慧的馒头也没有死，家珍虽然遭受痛苦的疾病，却仍坚强地活着。尤其是最后一幕，跌宕起伏之后，福贵，二喜，家珍和馒头在凤霞坟前，乐观和积极的气氛和无情坎坷的个人命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电影这样这会冲淡一些痛苦，没那么沉重和压抑，观众也能懂得更加珍惜身边的尚活着的人。

张艺谋在影片中考虑到观众的承受能力减少了死亡人数。这是他想留下的一点希望。虽然并不完整，但是三代同堂的画面或多或少地让观众感到了一丝安慰。“鸡长大了就变成了鹅，鹅长大了就变成了羊，羊长大了就变成了牛……牛以后啊，馒头就长大了……那个时候日子就越来越好了。”这段简单的对话在结尾讲出了生命的质朴，也同时是在祝愿着主人公所能想象到的美好未来。

2.叙述方式的比较

小说《活着》的叙事结构主要是用故事的形式讲述。在一个充满阳光的下午，故事的主角（同时也是讲述者）福贵，坦然而平静地对我诉说着他一生的坎坷。这就在讲述者和故事本身之间构筑了一种时空相隔，苦难和死亡显得遥远却尖锐，也充满了难以言说的客观冷静。小说《活着》由于被空灵超逸浮动的氛围所环绕，恐惧和绝望的感觉也不在死亡中过分地体现。读者一边阅读，实际上也是一边在净化着自己的心灵。 [4] 不过张艺谋在电影中设置了时间轴来直接述说福贵的人生。观众们也会随着福贵的一生坎坷而心潮起伏。

张艺谋曾经说过，他本人过去最不屑于用以通俗的方式叙事，这可能也是第五代导演们的通病。但是他也提及到，必须与时俱进，摆脱过去的固步自封。从幕后的花絮来看，张艺谋花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去设定整个影片的人物环境和故事结构。导演是一部电影的灵魂人物。他和剧组人员在一起创作，最终做出了用平常的方法去讲一个平常的家庭的故事这一决定：时间作为整个故事进行的线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通俗叙事模式。

3.不同感情的表达

小说《活着》中，作者余华对主人公福贵是加以赞扬的。连续不断的苦难和一个接着一个的死亡，使得福贵生活得极为艰难。作者通过这种极端情况下的设定描绘出了坚忍的人性。因此从这种角度上来会所，小说成功构筑了这个鲜明的人物形象：从吃喝缥赌的富少，到谨慎小心的农民，再到豁达乐观的老人。在这种变化中人性的光辉逐渐显现，从容淡定的情绪慢慢主导了福贵的性格。一次次刻骨铭心的悲怆体验带来的是修炼与成长。主人公最初迷惘无助，经历了艰苦生存以后变得淡泊宽广。这与传统的道家教义不谋而合。小说自身就是一个充满历史色彩故事。在跨度几十年的历史中，一个中国的普普通通的小百姓如何面对自己坎坷的一生，如何看待生命与死亡。[5]张艺谋导演在电影中的重点则略有不同。在五六十年代这一舞台上，历史的些许荒诞与个人的随波逐流得以完整地呈现。从导演本人的境遇来看，影片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是他们这一代人通过电影来含蓄地在表达自己的经历。导演意图探讨一种历史与现实的交流。值得额外注意的是，电影中的一大特色——皮影戏的反复出现则显得格外意味深长。人生就像是一条路，人生就像是一场戏，我们常常会感慨造化弄人。考虑到我们观众，影片本身的观赏性被大大增强了。这都来源于皮影戏的丰富表现效果。

1. 产生差异的原因

1.个体经验的结合

张艺谋改变了小说的叙事方向，使这部电影有一个新的主题。余华所描述的的苦难的个人生活，完全归咎于历史和政治背景。张艺谋认为，当时人们都自觉地把这两项运动当作至高无上的任务。每当我们已经触及这些电影的背景，总是忽略之。他说，《活着》必然涉及如何处理两者的历史背景的问题。他必须彻底考虑第五代导演的做法是否正确：总是以营造氛围，就事论事和人文主义为主。他认为应该让主题自然地从生活的表现出来。

那么，为什么张艺谋倾向于在电影中展现社会历史的宏大叙事呢？我们可以结合小说作者余华和电影导演张艺谋的人生经历来找到答案。从他们的出生日期看，余华出生于1960年，张艺谋出生于1950年。也就是说，文革给余华留下的印象和大跃进给张艺谋留下的印象是非常相似的，即模糊的，朦胧的感觉。相比于文化大革命，余华更熟悉人民公社的一系列事件。

在影片中，当故事到了六十年代，几乎无处不在的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给福贵带去了难以磨灭的影响。例如，镇长让福贵的皮影戏烧了，因为它是旧社会的产物，现在到了破四旧运动轰轰烈烈的时候。凤霞相亲，当镇长介绍了二喜的时候，特别强调了他的家庭成分。福贵也指他们的墙壁上的“革命证据”，表明两人都是“门当户对”的。批斗大会之后，凤喜让福贵与“走资派”春生划清界线。这些话和行为如今看上去荒谬，事实上这也是张艺谋的特殊意图：表现文革的政治早已渗透生活周围。这说明文革给张艺谋留下了特殊而又难忘的印象。

余华一直在文章中提到一些感受。为什么文革在小说中只是被当作一个背景，却作为主题出现在影片当中。因为当文革开始，余华才七岁，这是一个模糊的感觉，张艺谋17岁了，他太清楚文革的一些事情。 [6]

张艺谋在影片中进一步加强在文革期间，人与时代之间的冲突。小说的死亡原因是凤霞难产，但在电影中改为在文革中医生被打倒，只能由没有经验的学生护士来治疗。二喜从牛栏请医生出来，医生却因为噎着馒头儿无法抢救，最终延误治疗时间。这使得凤霞之死蒙上了几分人为的色彩。

2.电影表达的特质

从改编过程来看，无论是从张艺谋的选材、改编还是可视化的情节和当代性，都很好地结合了起来。从选材来看，由于电影是小说改编的重要途径，我们不可避免要注重电影本身审美规则的规定性。就像我们没有要求张艺谋的电影去成为余华小说所达到的深刻哲学和思想高度。如果非要像小说一样创作电影，那就是对张艺谋的的一个过分苛刻的要求，同时也忽视了电影的本质。

电影和小说有本质的不同。小说可以反复阅读，而电影被称为“一次性的艺术”。英国道格拉斯•温斯顿从他的角度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他认为，因为电影往往顺其自然的，观看速度不受观众控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内容的消化吸收，电影观众和小说读者就有些不同。好奇的读者可以重新读取小说中的任何部分，并可以根据章节的难度来调整他们的阅读速度，阅读疲劳甚至还可以稍作休息。故比较电影和小说，通常会强调电影使用比较简单的情节结构。[7]

这部电影有它自己的叙事风格，张艺谋对小说的理解也表现出他自己独特的侧重点。所以与小说相比较的话，电影就呈现出很大的差异。张艺谋延续了他作为导演的温暖的温情叙事风格，比较人性化；和余华的绝望的那种氛围是非常不同的叙事风格。痛苦程度的变化使得故事和人物也有发生变化。

1. 结语

总之，改编文学作品，尤其是对小说的改编，是毫无疑问的电影创作的快捷途径。几千年的历史中的优秀小说是电影改编的不竭来源。现成的情节内容，成熟有效的叙事套路和隽永的蕴涵，使电影似乎对小说具有特殊的偏爱。 [8] 倘若考虑艺术的角度，可以考虑由虽然电影大多改编自小说，但是似乎比原著平淡些。这不仅仅被看作是个人改编一个剧本的艺术功力，更多的是由于影像符号和具体形象本身的可视化对于观众的强制性和确定性。

这部电影讲述的故事剧本来源于小说，但对小说做的一些修改，也改变了叙述的方式和结构。有些情节可能没有小说那么刻骨铭心，但是，电影是小说的再创作，也可能铸就小说的新经典。小说又有小说的含蓄，电影有电影的生动，虽然方式不同，但这都是同样的讲述，同样在告诉人们生命的宝贵，活着的精彩。

参考文献：

[1]贺晴宇： 《lt;活着gt;从小说到电影的对比性解读》。《文学教育(上)》,200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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