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比较底层文学中的苦难表达和温情叙述

论文总字数：9472字

摘 要

：在底层文学中，大多数作品聚焦的都是底层人民生活的苦难，但也有部分作品冲破了这一苦难表达的框架。这一类作品在记述底层的生活时，往往以充满温情的笔触反映底层生活。本文将通过对底层文学作品中存在的这两种叙述方式的对比，来探讨它们各自的长短利弊。

关键词：底层文学；苦难表达；温情叙述

Abstract: In the underlying literature, what most works focus on is the suffering of bottom people,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work s break the framework of this suffering expression. This kind of work is full of compassion when they reflect the hard life. This paper will compare these two narrative modes, for exploring their respectiv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Key words: the underlying literature; Expression of suffering; Warmth narrative

一 底层文学研究综述

底层向来是被忽略的阶层，但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化，近年来底层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底层文学作品也越来越多的进入人们的视野。“随着社会分层和两极分化的加速，底层文学叙事很有可能成为一种文学思潮。”^[1]近些年，学界有关“底层文学”的论述方兴未艾，通过整理归纳，把近期的研究焦点简要概述为以下内容。

（一）“底层文学”概念的研究

“底层文学”概念的研究在新世纪进入高潮，学者鲍红新在《新世纪“底层文学”研究述略》^[2]中指出明确“底层”的概念是明确“底层文学”这一概念的首要前提。那么什么是“底层”呢？ 南帆在一次谈话中曾说，底层作为一个阶层，是压抑的，不自由的。对于底层，难以给出确切的本质的定义。^[3]刘旭则认为，底层是一个资源匮乏的阶层，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资源，其占有量都是微乎其微的^[4]。相比前者，王晓华对于底层的界定则更为具体，他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对底层进行了界定。政治层面，在社会各阶层中拥有最少的权利，并且对于权利的行使与维护知之甚少；经济层面，占有最少的资源，很多仅仅只是维系着最原始的生存，而谈不上生活；文化层面，话语权缺乏，真正拥有话语权时又能妥善表达自我。^[5]“底层”的概念越来越明晰，这一概念一旦明确，“底层文学”将不难被定义。这方面学者王贵禄在《谁的写作：重估“底层文学”中的意识形态话语》^[6]中总结的相当具体，即“底层文学” 一般由来自底层的作家，或其他阶层的作家代为撰写，作品内容上多以生活在底层中的人和发生在底层生活中的事为主，倾向于采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写作态度趋于严谨，并带有批判精神。整体上底层文学既继承了前期文学的一些特点，又融入了新的时代内容。

（二）“底层文学”源流的研究

有关起源问题，学界看法历来莫衷一是。当前的研究主要倾向于“底层文学”与早期“左翼文学”关系密切这一观点。刘勇和杨志亦是如此，他们在《“底层写作”与左翼文学传统》^[7]一文中曾明确指出，左翼文学对底层文学具有深远影响，底层写作中借鉴的话语资源相当一部分带有浓厚的左翼色彩。即使是针对底层文学的评论性文章，也大量采用了左翼的话语资源。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可谓不密切。刘继明的看法较之前者则更为具体，深入。他在《新左翼文学与底层写作》^[8]中提出由于受到之前先锋派文学以及现代主义运动的影响，当前的底层文学写作中，融入了诸多后现代主义的创作因素，作品中采用的现实主义方法已经有别于曾经主流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目前的底层文学所体现的左翼特点带有更多的进步性，较之前者，可称为“新左翼文学”。

此外，也有部分学者独辟蹊径，将目光放向我国久远的历史文化，从古早的文化里探寻“底层”的源流。在一次有关底层文学的讨论中，学者毛丹武即曾表示，底层表述的传统非一时现象，而是古已有之。上可追溯至《诗经》年代，这样的表述传统就已然存在。^[9]这一观点为我们研究底层文学的源流问题提供了新角度，大大拓展了底层文学源流研究的视野。对于研究底层文学的发展流变亦是大有裨益。

（三）“底层文学”的叙事研究

“底层文学”的叙事研究为目前学界所关注。李志孝在《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三种叙事向度》^[10]中较为全面的论述了当前存在的叙事结构问题。当前的叙事大致可以分为启蒙叙事，左翼叙事，和温情叙事三类。首先，关于启蒙叙事，李志孝认为启蒙叙事的主导是知识分子，当知识分子站在他们的立场，以他们的眼光发现底层中存在的麻木愚昧现象，并将之诉诸笔端，通过作品的方式呈现出来时，实则是怀带着强烈的使命感。底层存在的这些不良现象是急需改变的，因而启蒙叙事也是我们所需要的。

其次，左翼叙事是底层文学中广泛存在的另一种叙事模式。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左翼文学与底层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白浩在《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书写与讨论》^[11]中既已明确指出过底层文学中左翼叙事的有意识恢复。邵燕君 通过对曹征路《问苍茫》叙事模式的剖析也证明了左翼叙事在底层文学中的深刻影响。^[12]

最后，底层文学中的温情叙事模式。对于这一模式目前的研究大都持肯定态度，牛学智《乏力的温情叙事——对底层文学及相关作家问题的几点思考》一文即认为温情叙事是底层文学的高级叙事模式。^[13]这一模式在近年来的底层文学作品中表现的较为突出，应该也会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代表作家有范小青，迟子建，刘庆邦等。但目前这一模式并未引起评论界更多的关注。

（四）“底层文学”局限的研究

以近年来反思底层文学的文章为中心，并结合相关的底层文学作品，可以整理出底层文学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的局限。首先，底层文学创作主体中的精英创作群体，往往有意识地将底层生活中的痛苦抽象化甚至极致化，这大大降低了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张清华在《“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14]中一针见血的指出，底层生存中的写作实则具有强烈的倾向性，并且体现着‘时代的写作伦理’这一庄严可怕的命题”。 学者丁智才在《当前文学底层书写的误区刍议》^[15]中亦称，相当一部分作品对底层的苦难进行了极致化的描写，淡化了苦难本身所具有的悲剧价值，使得“底层”看上去似乎只有黑暗，愚蠢，麻木，压抑，势利。

其次，作品缺乏文学性。底层文学作品的题材趋向单一化，部分作品语言粗俗，形式过于简化，阻碍了作品艺术价值的提。陈福民在《“底层写作”：没有完成的讨论》^[16]中即指出“文学性的不足是目前表面上热火朝天的底层文学存在的致命问题。”部分作品在反映底层生活时流于空洞的满腔热血，作者在声嘶力竭地呐喊企图引起注意，而实际的感染力只是了了。文学性的缺乏制约着底层文学的发展空间，这一情况有待进一步改善。

最后，接受效果趋向消极。姚霏《关于底层和底层叙事》^[17]认为部分作家存在以简单线性思维思考艰深的底层问题的情况，这种以加深苦难作为故事发展源动力的写作倾向吸引了一些读者，满足了这些人的猎奇心态，窥视欲望。的确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但同时也产生了消极的接受效果，弱化了作品中苦难的悲剧价值，不利于底层文学的长远发展。

（五）目前研究成果的不足

当前关于底层文学的研究集中体现为以上几方面，对于底层文学中过于苦难化的描写多有涉及，但关于温情叙述这一模式的研究则明显较少，将两者进行比较的文章则更是寥寥。作为底层文学中的两种基本叙事模式，无论是苦难表达还是温情叙事，它们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对这两种叙事模式的探讨，能让我们更全面的了解底层文学。而将两者优缺点相比较，或许就可以取长补短，从而找到一种更恰当更合理的表述方式，这对底层文学摆脱目前局限，进一步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本文试图通过列举代表作家和他们作品详细地探讨苦难表达和温情叙述各自的优缺点，并在探讨的过程中将二者进行比较，以期发现底层文学较理想的表述方式。

二 底层文学中的苦难表达

厨川白村说：“文艺是苦闷的象征”。^[18]文学作品中的苦难是不可或缺的，这点在底层文学作品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底层文学作品描写了大量的苦难，同时也表现了这些来自各方面的苦难层层累积，带给人精神心理的巨大变化。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在表述上，底层作家们对苦难的叙述往往趋向严深，那些深层次的苦难被不断挖掘出来，并以一种赤楞楞的姿态展现在读者面前，呈现出一种极致化的书写方式。^[19]在相当一部分作家笔下，苦难和悲惨的境遇被进行了极端的扩大与深化，这种对苦难的极致化表述，往往使作品透露出一股浓浓的窒息感。下面结合罗伟章创作的《故乡在远方》，以及尤凤伟的《泥鳅》等作品，对此作简要分析。

《故乡在远方》的故事让人深思。农民陈贵春怀抱美好的愿望进城打工，以期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家庭生活得到改善。然而他的愿望在进城后倏然落空，“城市的发展需要民工，可这并不意味着城市欢迎他们，需要而不欢迎最后演变为集体的视而不见，像对待某种嫌恶的东西。”^[20] 这样的叙述冷静，理智，却有一股森森然的冷漠，让人失望。陈贵春几经辗转来到一个偏僻的黑厂，在那里不分季节白夜劳作，赚取并不可观的工资。但不久石厂也被查封，陈贵春又要开始在城市中的流浪。然而不幸并没有止步于此，生活的不如意纷至沓来，陈贵春终于在火车站爆发了压抑在心中的苦闷，以报复社会的极端方式砸死了从身旁走过的人。罗伟章笔下人物的打工经历，基本都透露着一种无法融入社会，或者说透露着一种被孤立的窒息感。他们不被新环境接纳，而又回不去旧环境。不仅仅是身无定所，心，也没有可安置的地方。这样的叙述，不免就带着一些让人透不过气的绝望，仿佛生活是一片死寂灰色，无论你怎样游走寻找，生活似乎始终没有突破口。那么事实呢？他们的生活真的如此没有希望吗？处于底层，所面对的就竟是些灰暗吗？并不尽然，事实生活中是有很多让人失望的东西，可同时也有许多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人与人之间虽淡漠，却也不是毫无感情，因而文章虽深刻，却似乎总有不妥。

在作品《泥鳅》中，作者尤凤伟描写了以国瑞为代表的一大批来自农村的打工者，他们怀着淘金梦来到城市，并最终在城市中沉沦。这是一部深具人道主义精神和批判精神的现实主义小说，从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家对农民务工者深切的同情和对现实的批露。然而，小说中的叙述也让人产生了一些质疑。作品中的国瑞们的智商真的像作者描述的那样吗？小说向我们展示的国瑞的真正死因，似只是源于国瑞的愚蠢。若不是玉姐的提醒，国瑞死到临头了还在替人磨刀，甚至，连即将发生什么，他也丝毫预料不到。这样的叙述未免牵强。再如《泥鳅》中的另一个人物，进城务工的蔡毅江，他原本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农民。因为意外造成身体的残疾，去医院看病，却又在医院受到了另一种屈辱。一系列的变故使他憎恨这个世界，走上犯罪之路，彻底断送了自己的人生。在这里有几点疑问想弄清楚，一个本来善良本分的人真的会那么轻易地走上犯罪道路吗？这种情况的合理性在哪里？除此之外，在尤凤伟笔下，似乎只要有钱，农民们就可以做出一系列无法无天的事，道德、伦理、良知、人性在金钱面前不见了踪影。那么农民真的会在进城以后，面对诱惑，如此轻而易举地放弃人性与道德价值观吗？这种过度化的书写方法，“造成底层作品塑造出的女底层们除了走上卖身之路别无他路，男底层除了杀人越货、违法乱纪之外也无处求生。”并且在叙述的过程中，过于关注外部的险恶，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人物内心挣扎的描述，如对底层女性的描写，过分单调化的强调底层女性沉沦的这一事实，却没有刻画出人物内心面对这一系列变故，并最终放弃自我的心理变化过程，人物形象不够丰满，叙述也就略显生硬了。这样的描写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深刻性，外不能引发读者思索这一现实的出路，内不能真切传达出故事主人公的心理状态。

洪治纲说：“作家笔下的苦难常常处在一种与文明对视的恶境之中。在那里，我们既看不到人类基本的伦理操守，又看不到现代文明的变革前景。”^[21]生存的苦难被不断放大，那些一度奉为圭臬的价值观在苦难的底层中早已泯灭了身影。当下已然失去希望，未来却又看不见出路。这种对苦难的过度叙述，同时也造成了读者接受上的困惑。过度追求对底层苦难的描述，渲染极致的悲惨，不禁让人怀疑，这是真的底层吗？又或者，读完这些作品，感受到的全是复杂的丑恶的东西，这样的作品能吸引人再看第二遍吗？文学在这个时候该如何激发人心中的善良，引导人走出满是阴霾的世界呢？或许更真切的关注底层生活，或者稍微改变下叙述方式，底层文学会有一个更大的天地。

三 底层文学中的温情叙述

底层文学中，大多数的作品都有着对苦难进行过度化描写的倾向，但也有一些作品表现了底层生活的温情一面，刘庆邦的《月光依旧》，迟子建的《踏着月光的行板》以及《福翩翩》等皆是这一类作品中的代表作。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以款款的笔触反映了底层生活的另一面，他们作品中透露出来的“温情”给灰暗的底层文学注入了一抹亮色。内容上，这些作品并不独独表现受难的主人公或苦难本身。作品中有无奈，但却没有苦大仇深的艰辛。叙述方面，较之前者，作家开始更多的关注“人”在苦难境遇中的矛盾心理，以及这种心理随着环境改变而出现的变化。表述上也更趋于人物所站的立场，贴近生活本身。表现出的是对生活的理解和接受，字里行间，能让读者感受到一股善意。

以迟子建的小说为例，迟子建在她的小说中略去了很多实实在在的贫贱悲哀，其笔触更多的是表现对生活的理解。女作家的内心往往细腻，也正因这份细腻迟子建对人物心理的刻画相当灵巧不着痕迹。她的小说在描摹人物的感情时似乎总有一种清风般温柔的气息，这样的小说读起来多让人安心，《踏着月光的行板》正是这样一部作品。中秋节时妻子以辛苦所得买了把口琴送丈夫，丈夫则用赚来的钱买了条丝巾给妻子，辛苦的生活中亦有甜蜜。夫妻两人虽一起进城打工，却没能在同一座城市。有次中秋节为了给对方一个惊喜，在没打招呼的前提下，妻子坐车去了丈夫工作的地方，而此时，为了给妻子惊喜，丈夫也满怀期待的乘坐列车去往妻子的城市。在这样一个团圆的佳节，他们就这样错过了彼此，唯有列车交错的一霎那，才看见自己想见的人。读来似有一种辛酸在，可是夫妻之间的深情，也通过这样的叙述，传达了出来。夫妻二人的生活并不富足，但并不影响他们追求着自己的浪漫生活，享受自己的快乐甜蜜。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老人们总会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其实，这只是一种自我的感受，作为局外人，你永远无法对别人的快乐悲伤感同身受。辛酸与幸福是同时存在着的，不能因为生活所困，便忽略了他们的幸福，和他们对幸福的追求。正是在这样的表述中，迟子建把一对夫妻平淡的生活展现在读者面前，笔触脉脉，读来有几分感动又有几分欣赏，更让人思索。

又如《福翩翩》里的柴旺夫妻，这是一对很可爱的夫妻，俩人都有一副好心肠，并且积极乐观对生活。柴旺夫妻虽然自己的生活也很苦，但他们仍能体恤邻居刘老师家的困境。一年将尽的时候，柴旺想到了一个赚钱的方法，刘老师字好看，他让刘老师写对联，自己再把对联带到街上买，挣回的钱两家平分。可巧的是在卖对联的时候柴旺额外的多了一笔收入，然而他没有告诉相濡以沫的妻子，也没有告诉刘老师，而是出于好心，静悄悄的买了一个治疗颈椎的诊疗仪给刘老师的妻子。起初，刘老师怀疑妻子有了外遇和老婆吵了一架，柴旺赶紧去解释清楚，刘老师知道真相后却别生一种哀叹。另一方面，柴旺妻子也对此事表示难过，朝夕相处的丈夫竟然体贴别人家的妻子，忽略了自己。柴旺心中也是有苦难言。大人之间虽然平生了这一点波折，却丝毫没有影响到两家儿女的交流。大年初一，儿女们把祝福带给两家，一些嫌隙别扭便也在新年的祝福声中消散掉了，往日的邻居，依旧是好邻居。

迟子建在其作品中所描述的苦难，从来都不是冷峭峻严的，也不是针锋相对的。她所叙述的苦难，往往注重生活细节，以生活细节为据点，突出日常生活中俯拾皆是的辛酸悲伤。在迟子建的作品中，有许多对苦难的描写，然而这种描写并不像大多数底层文学作家那样尖刻，更多的是用作家温情的笔触，去宽慰苦难中的人生。“我作品里有这种倾向，我很少把人逼到死角，到最后总要给他一点活路，让他内心留一些柔软的东西。”^[22] 如果说迟子建的作品是用善来消弭或减轻底层生活中的苦难，那么另一位作家，刘庆邦，则可以说是用善来抵制生活中的种种恶，或者说用善来拯救沦落的道德与生命。较之迟子建的温情脉脉，刘庆邦的小说更多一些对苦难的思考，和对社会的使命感。这方面，我想以《神木》和《月光依旧》这两部作品为代表，加以说明。

《神木》讲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主人公宋金明和唐朝阳为从矿主那骗取抚恤金装腔作势赢得了老实人元清平的人的信任，称其为“点子”。在更换了名字，虚拟了三人之间的关系后，宋金明和唐朝阳将元清平带到了矿上工作，并在阴暗的矿井深处将其杀害，然后从矿主那里谋得了他们计划中抚恤金。这种行为可说是令人发指，也是道德在物质利益驱动下的让人痛心的沦丧。造化弄人，元清平的儿子元凤鸣不久也阴差阳错的成为了他们的点子。在与元凤鸣的接触中宋金明最先不安，悔恨起自己所犯下的罪孽，从而在暗中有意无意帮助元凤鸣。与此同时，他厌恶起了欲将元凤鸣置之死地的唐朝阳。在一次争执中宋金明将计就计与唐朝阳同归于尽。刘庆邦在这本书中讲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赚钱方法，然而做出坏事的这些人，在回归自己的家园，回归正常的人伦时又是具有丰富情感的。甚至宋金明死前还嘱咐元凤鸣让他从矿主那领抚恤金，元凤鸣最终没有这样做，他回到了自己家乡。这又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总有一些恶是可以止住的。作者用这样的笔调叙述，在把生活的悲惨展现给人的同时，也唤醒了人的情感，给人以希望。

相比于《神木》中故事情节的起伏，《月光依旧》对生活的的描写则相对平淡。主人公叶新荣原以为在矿上就能过好生活，不曾想天有不测风云，丈夫工作的矿上拖欠工人工资，这使得她一家的生活失去了保障。而另一边，她暗中攀比较劲的李青玉却成为了暴发户。李青玉虽是农村户口，生活上却处处比叶新荣要富足的多。叶新荣心中自是不平，但是为了填饱一家人的肚子，她又只得放下架子租种李青玉家空闲的地。生活不易，叶新荣在种地的同时慢慢接触李青玉，也了解到李青玉家中的难处，体会到李青玉的苦处又对李青玉生出同情心。心中不再随意比较，生活自然顺遂了不少。一人自有一人难处，一人也有一人福气。叶新荣在转变后的生活里，慢慢回归平静的生活，平复自己的心理，在简单的生活中体会到了自己的那一份甘甜。

迟子建和刘庆邦的写作风格可谓大相径庭，迟子建以女性的视角善于发现生活中隐藏的诗意美，而刘庆邦用理性冷峻的眼睛更多的发掘出人性中存在的原始的恶。然而在叙述底层的艰辛时，却不约而同的选择“善”作为作品主题。这样的叙述往往避开宏大的叙事视角，而以个体生命的别离哀乐为切入点表现底层生活。用善，或者说用温情的叙述，牵引出人性的光辉，宽慰苦难的心灵。给底层文学作品注入了新的希望和温暖的力量，展示了底层文学作品的另一面。此类作品其实不在少数，如曹征路的《那儿》，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等。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启示：文学的深刻性，不是只有苦难才能传达，要珍视底层中的真善美，这是能带给人希望的东西。

结 语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底层文学中的温情叙述较之苦难表达更具生命力。“因为原初的我们是善的，此种品质才是第一性的；最初的恶紧随其后而来，它是属于第二性的。”^[23] 底层文学作品中对苦难，也即恶的叙述是对生活的真实反映，但他们的描写只是部分的现实，或者说是作者理解的现实。如果我们对这种苦难的叙述司空见惯，认为作品不苦难不深刻，那么底层文学存在的意义就被大大削减了。底层文学不仅应该立足于现实，在此基础之上还应带给人希望，我认为这种希望，可以在底层文学的温情叙述中得到更多的回应。因为世界上的种种罪恶，最后都将止步于善。在善意的温情叙述中，不仅作品本身的艺术魅力可以得到提高，更重要的是，它能唤醒了人内心的希望。即使在以后的日子里身处幽暗，亦可心向光明。

参考文献

[1]颜敏：《底层文学叙事的理论透视》，《文艺报》，2006年10月12日。

剩余内容已隐藏，请支付后下载全文，论文总字数：9472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