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小说中的女性主义——以迟子建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例

 2024-02-04 17:34:58

论文总字数:10034字

摘 要

作为新世纪以来较有影响力的女性作家之一,迟子建作品以其特有的温厚 、悲凉、清澈的特点为人们广为传送。其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对于人性、文明以及死亡的深刻描叙,震撼着当代人麻木的神经。现在大部分研究都从现代文明对自然的摧残和毁灭的角度去解读,而忽略了文章中的女性主义思想。迟子建以黑龙江北面的额尔古纳河为背景,描写了一个以游牧为生的鄂温克民族的兴衰历程。作品从一个九十几岁的老人,以一个女性的角度去祭奠消失的萨满文化和整个鄂温克族文明。

关键词: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女性主义,萨满文化

Abstract:Since the new century, Chi Zijian as one of the influential female writers whose works are widely transmitted by the people due to their gentle, sad, clear features."The Right Bank of the Argun" is such a work which shakes up the modern people numb nerve in its profound description for death of humanity, civilization. Now most of the scholars from the Angle of modern civilization would like to research it in destroying nature rather than the feminist ideas in the article.Chi Zijian describes national rise and fall of history of the Ewenki nationality who living by nomadism in the backgroundnorth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The writer described the work from infeminism perspective-a woman who was more than ninty years old to hold a memorial ceremony for Shaman and Ewenki civilization which is in disappearing.

Key words: Chi Zijian,The Right Bank of the Argun,Feminism, Shaman Culture

作家迟子建出生在东北冰天雪地的黑龙江,她从1983年开始写作,其作品一直保持着与同时代的作家不同的风格,温厚、悲凉、清澈,一直是她小说作品的特点。由于迟子建的奇特,她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而作为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来说,无疑是她创作特点的最好体现。

一《额尔古纳河右岸》研究综述

近几年,关于作家迟子建,很多机构和个人都对其进行了大大小小的研究,特别是对于其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研究更是层出不穷。这些研究的着力点基本都放在了关于小说中意象的解读,现代文明对原始文明的冲击以及生命额死亡的研究上,接下来就由笔者在这里先粗略的介绍一下近几年的研究概况。

有很多学者研究《额尔古纳河右岸》里的意象,从陪伴“我”一生的白雪到宁静温柔的月亮,再到冰冷刺骨的寒风,这些自然景观都被作者赋予了生命,再如蓝天、白云、太阳、月亮、星星、白雪、大山、河流、风声、雷电等等,当然,这些意象是与鄂温克人生活的环境浑然一体的,所以鄂温克人对森林和大山充满了敬意以至崇拜。除去对静态景物的研究之外,对动物特别是驯鹿——一种为鄂温克族人民认为与人一样有灵性,有呼吸的动物的探讨也是此起彼伏。学者们都试图从这些意象里探索小说的真谛。

此外,更多的学者愿意从“现代文明对原始文明的冲击”的角度来研究小说,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固然可以说是一部关于原始文明与现代文明冲突的小说,而中国的作家也在这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失去了自我和他们心中的“家园”。但笔者认为,作家迟子建想要表达的应该不仅仅只是文明的冲击,或许还有其他的深意。

除了上述两种观点之外,还有部分学者把兴趣投向了小说中的生和死的研读。通读整部小说,我们不难发现,迟子建在小说中的确着重墨描写生命和死亡。只从达西渴望抱孙,以及众多描写死亡的场景,扎西死于复仇,林克死于雷电,拉吉死于暴风雪,尼都死于与日本人的对抗,安道尔死于哥哥的误伤,瓦罗加死于与熊的搏斗,尼浩死于祈雨灭火仪式等等就可以看出,鄂温克族对于生的渴望和死的崇拜。这或许也是众多学者喜爱从这一观点着手的原因。

以上就是近几年的研究概况,不管是意象解读,对自然的崇拜,还是文明挽歌,时代的悲剧,亦或是对生命死亡的探讨,无一不表达着额尔古纳河的精神,体现着鄂温克族的那种对生命,对死亡,对自然的崇拜之情。但是,却很少有人意识到作家——迟子建的本身,当代文坛的一位举足轻重的女作家,那么她的作品中会不会有女性色彩呢,再者说,从小说的而本身来讲,不管是开头自述的“我”,鄂温克族最后一个族长的女人,还是萨满教,都无不体现着女性的色彩,所以,笔者在这里想从女性角度入手,来进一步探讨一下《额尔古纳河右岸》。

二 女性视角的解读

中国的现代女性意识开始于“五四”时期,但开始意识到女性存在的却不是女性作家,而是一大批男性作家,如胡适、周作人等,因此中国的女性文学相对于西方来说没有那么犀利,换一句话讲就是,中国的女性文学作品中更多的是批判封建教条而不是男权主义,直到20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女性文学作品逐渐成熟,出现了像林白、陈染、方方、迟子建等一大批女性作家。虽然说“就女性意识而言,迟子健塑造的底层女性人物形象与现代女性意识的核心术语‘独立’、‘自主’似乎毫不相关,但却给我们提供了‘无我’与‘真我’实现有趣转换的一种艺术形态,她们犹如不择地而出的朵朵野花,并不起眼,点缀出日常岁月、平凡人性的诗情画意”。[1]迟子建更多的是用“温厚”、“仁慈”的手法来描述。《额尔古纳河右岸》就是其代表作。本文主要从萨满文化,女性叙事视角以及女性命运三个角度来叙述。

作为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评委会给予该其授奖辞是: “迟子建怀着素有的真挚澄澈的心,进入鄂温克族人的生活世界,以温情的抒情方式诗意地讲述了一个少数民族的顽强坚守和文化变迁。这部‘家族式’的作品可以看作是作者与鄂温克族人的坦诚对话,在对话中她表达了对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坚持信仰、爱憎分明等等被现代性所遮蔽的人类理想精神的彰扬。迟子建的文风沉静婉约,语言精妙。小说具有史诗般的品格和文化人类学的思想厚度,是一部风格鲜明、意境深远、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上乘之作。”[2]可以说这是对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比较中肯的评价,同时,从这个评价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这部小说的叙事角度。

“所谓叙事视角,是作品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根据叙述者观察故事中清净的立场和聚焦点而区分。”[3](p249)主要分为零聚焦叙事、内聚焦叙事和外聚焦叙事。文本从一个九十岁的雨雪老人的自述开始了整个故事,整部作品都是从这个九十岁的雨雪老人的眼中叙述的,不管是对于尼都萨满还是妮浩萨满,亦或是整个鄂温克族人民的命运和兴衰过程,所以笔者认为文本采用的是内聚焦叙事。而这个内聚焦叙事的主人公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雨雪老人,她的身份是“整个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的女人”,她不仅是这个民族的经历者,更是这个民族的见证者。从这样一个女人口中来介绍鄂温克族,无疑会使整部小说都带有女性色彩。

这位九十多岁的雨雪老人,是地地道道的鄂温克族人,她生长在森林中,目睹了氏族的更替,整个民族的兴衰过程,甚至可以说是整个人类的文明进程。从她细腻的视角中,我们看到了鄂温克族在早期是无忧无虑的生活:整个民族和谐团结,部落之间的自由通婚,男人们除去打猎,女人们在家看守希楞柱,照看孩子,人与人之间都是淳朴自然的感情,没有纷争。他们同样怀着崇敬的心情和自然万物相处,整个鄂温克民族对驯鹿的崇拜,他们认为驯鹿是神而不是动物,他们和驯鹿一起寻找着驯鹿爱吃的蘑菇和苔藓,按照自然更替的规律搬迁觅食,一切都在和谐的氛围中感受着美丽的大自然。对于死亡,他们同样不会伤心,也不会畏惧,在鄂温克族人民看来,死亡是和活着有着同样意义。死去的人会被高高的挂在树上,以便让大自然的风将再他们带到大自然中。而这些都只能是从这位九十几岁的老人眼中感受到的。

同时这位老人也是一个不愿意留下姓名的女人,一个无名的女性叙事者, “我没有告诉你们我的名字,因为我不想留下名字了”[4](p248)。“一个不愿意留下名字的女人,抑或说一个本来就在历史中无名的女性,讲述的正是一个少数族群即将无名的历史。这是一个 “女人的故事”,也是一个 “边缘族群的故事”,这个鄂温克女人所经历的沧桑岁月和命运悲歌,折射出的正是一个边缘族群悄然失落于主流历史视域之外的苍凉背影。”[5]这个不愿意留下名字的女人,用一天记叙了整个民族的一百年,一天一百年,这个时间上的巨大差异也给小说的故事和叙述者的叙述方式增加了很大的弹性。“清晨”、“上午”、“黄昏”、“半个月亮”这四个一天中不同的时间段,从某种意义上讲,不妨把它看成是一个民族的“兴旺”、“蓬勃”、“边缘”、“衰亡”亦或是一个女人一辈子的“童年”、“青春期”、“中年”、“老年”几个阶段,而这几个阶段恰恰能表明整个鄂温克族的命运和女性的不同关系,以及“我”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换句话说,“我”的命运其实就是鄂温克族的命运,“我”是伴随着鄂温克族的生而生,伴随着鄂温克族的消亡而死,“我”用我人生中的不同阶段去感受整个民族的不同命运,而整部小说就是我在不同时段用不同的眼光所看到的景象。

这种类似自述是的表达方式,所要抒发的是“我”心中对整个民族的那种独特的爱,从“我”的母亲达玛拉,父亲叫林克,尼都萨满,以及他们之间的情爱纠葛,再到妮浩萨满和鲁尼,他们逐渐死去的孩子,依芙琳与坤德的仇恨以致依芙琳一怒之下杀掉了自己腹中的胎儿等等,从这位酋长女人的眼中我们看到的是整个民族的景象,而不是仅仅的一个小家庭,一个乌力楞的生活。所以在最后整个鄂温克族的人民几乎都下山去激流乡了,只剩她和安草儿,一个智力不大正常的孩子留在山上,来维护她的民族,坚持她的信仰。可以说,这位酋长女人是作者迟子建故意安排的,毕竟她自己是个女性作家,而且她也不排斥女性写作。《额尔古纳河的右岸》的创作就是在她对山上仅有的鄂温克族考察之后才写的,不妨说,这位老酋长的女人就是作家的代言人,她用她那女性所特有的独特的眼光来观察整个鄂温克族,表达出了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这无疑就带有了很强的女性色彩。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部小说中,“我”的母亲达玛拉无疑是个悲剧性的人物,她的悲剧可以说是一辈子的,而她的悲剧的来源却是由于她和我的叔父尼都萨满的爱情受到阻。年轻时候的尼都萨满和林克都喜欢漂亮贤惠的达玛拉,两人决定用射箭来决定谁娶这个女人,结果,尼都萨满让给了林克,达玛拉也自然就成了“我”的母亲。虽然达玛拉很爱林克,但毫无疑问,她在当年的射箭比赛中也是看好尼都萨满的,但因为林克赢得了比赛,同时林克也是一位英姿飒爽的男子,一位称职的丈夫,所以在和林克生活的时间里,她就暂时沉溺在和林克的爱情当中,忘却了对尼都萨满的爱。但是等到林克被雷击中,上天带走了林克的生命后,达玛拉沉浸在巨大的悲伤中,而就在此时,她那埋藏在内心深处的对尼都萨满的爱又被唤醒,她又陷入到和尼都萨满悲剧的爱情中。

在“我”的父亲林克还没死的时候,他们几乎每天都会在乌力楞里制造“风声”,“就在这样的风声中,母亲的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不久,我的弟弟鲁尼降生了。”[4](p9) 可见他们当时的生活是何等的幸福美满,正享受这天伦之乐,自然也就不会想到尼都萨满的感受。况且达玛拉是全乌力楞的最能干、最贤惠的女人,她此时和林克的爱,从他们每天制造的风声中就能够看出。当然在林克和达玛拉幸福生活的同时,有一个人一直郁郁寡欢,他就是尼都萨满。作为林克的亲兄弟,又是长兄,按道理他们应该是关系非常好,可他们几乎不在一起说话,更不用说是和达玛拉讲话了,不难看出这两个男人的心里都隐藏着当年射箭时的余悸。而在林克死后尼都萨满或许是在此时看到了机会,就主动向达玛拉示爱,用精心挑选的羽毛给她做了一件非常精美的裙子。虽然“尼都萨满倾注给达玛拉的热情,在最初两年是没有任何回应的,然而一件羽毛裙子的出现,却改变了达玛拉对尼都萨满的态度。我发现女人在自己心爱的物品前,是难以抑制住占有欲的。她接受了那条裙子,等于接受了尼都萨满的情感,而那种情感又是为氏族所不允许的,注定要使他们因痛苦而癫狂。”[4]

这就注定了达玛拉和尼都萨满的爱是个悲剧,因为我们的习俗规定“弟弟去世后,哥哥是不能娶弟媳为妻的”。这个习俗使俩个晚年相爱的人饱受痛苦,他们一直相爱却又不能够在一起,达玛拉和尼都萨满可以说都等了一辈子,可最后还是个悲剧的结局。直到在鲁尼和妮浩的婚礼上,母亲穿着尼都萨满给她做的裙子,在跳舞中死去。或许她是想通过这种自杀的方式来获得解脱。“自杀者要生命,他只是对那些轮到他头上的生活条件不满而已。”[6]可能母亲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排解她心中的忧愁,才能淋漓尽致地表达他对尼都萨满的爱。她的一身幸福短暂,悲哀却占了很大的一部分比例。

除了达玛拉这个悲剧的女人之外,还有一个悲剧性人物:依莲娜。依莲娜是整个鄂温克族第一个大学生,也是第一个画家,她把鄂温克族和现代文明联系了起来,游走于繁华的城市和古老的山林之间,她是作者设计的一个矛盾体,“她每次回来时都兴冲冲的,说是城市里到处是人流,到处是房屋,到处是车辆,到处是灰尘,实在是无聊。她说回到山上真好,能和驯鹿在一起,晚上睡觉时能看见星星,听到风声,满眼看到的是山峦溪流,花朵飞鸟,实在是太清新了。然而她这样过上不到一个月,又会嫌这里没有酒馆,没有电话,没有电影院,没有书店,她就会酗酒,醉酒后常常冲自己未完成的画发脾气,说它们是垃圾,把画扔进火塘里毁掉。 ”[4](p237)与其说依莲娜是在城市和山林之间游走,不如说她是徘徊在现代的都市文明和古老的原始文明之间,她一开始是一个多么活泼而又美丽的女孩,可当她接触了现代文明,遭受现代文明撞击的不仅仅是她的视觉,她的作品,更主要的是她的心理,她的命运。外面的世界和山里生活的巨大差异,喧嚣与宁静,烦乱与安逸,都市与山林,她没出去一次,心理就受到撞击一次,所以她每次从外面回来之后的一系列表现,酗酒,发脾气,暴躁,以至于最后的投河自尽。依莲娜的死其实更多的是她不知道在两个文明之间应该选择哪一个,两个都爱,却又都不能同时拥有,她在现代文明和原始文明之间找不到心灵上的平衡点,一直处在矛盾和纠结中,以至于最后用最简单的自杀方式来解决自己内心的痛苦,或许这样开说,对依莲娜才是一种解脱。

可能作者自己也不知道该你如何安排依莲娜的未来,因为她也不知道两个文明在冲撞之后会发生什么,所以她就把这一切交给了我们可怜的依莲娜,她想通过依莲娜这个文明人来寻找到鄂温克族命运的答案,但依莲娜最后选择了自杀,因为她也不知该作何选择,原始文明在都市文明的冲击下显得那么脆弱无力,但有是那么富有吸引力,正如她那美丽而又悲惨的的一生,那么脆弱却又那么壮丽。

三 萨满文化的意义

对于一直出生在大兴安岭的迟子建来说,从小就生长在那片神奇的土地上,茂密的原始森林,几乎是全年的冬季,每天都可以感受到收到大自然中的飞禽走兽,变幻莫测。而就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形成了萨满教。“我国北方先民信奉的原始宗教是萨满教,它形成和建立在渔猎经济基础之上,是原始渔猎经济世界观的一种反映和产物。北方先民生活在野兽成群、鱼类丰富的广袤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特定的地理环境为他们提供了有利的生活条件,但同时,大自然的无常,渔猎经济的偶然性又成为他们生息繁衍的巨大困难。于是,在他们的主观意识中,将大自然看成与人类自身一样具有灵魂,而且灵魂不灭。”[7]

鄂温克族作为迟子建的近邻,她的原始之美,粗狂之美一直感染并影响着迟子建,所以对于迟子建来说,神灵一直是存在的,她自己也相信世界上万物有灵,因此迟子建很尊敬这个民族,更崇敬萨满文化的那种大爱和无私的精神,尼都萨满为了驯鹿的瘟疫,脸颊都“塌陷”,妮浩萨满为例挽救其他人的生命,不得不让自己的孩子一个个死去。而这个民族的最后一个萨满,是在为了拯救由所谓的现代文明和四个现代化所引起的火灾,祈雨而亡,象征着鄂温克族精神的萨满的倒下,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意味着这个原始民族的衰退。

如果说不是萨满的无私奉献精神,鄂温克族也就不复存在了。不难发现迟子建在萨满文化上投入大量心血,从尼都萨满到妮浩萨满,向我们展示了别具一格的神灵文化。可不管是尼都萨满还是妮浩萨满,我们都可以看到萨满文化中所体现出的女性的一面。

首先,从服饰上来讲。萨满教是我国古代北方民族普遍信仰的一种原始宗教,她产生于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时期,这本来就和女性挂上了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文本中的萨满的一套衣服是由“神衣”、“神帽”、“神裤”、“神裙”、“披肩”组成,“神群”和“披肩”很显然这些服装是适合女性穿的,这些装备更加增添了其女性的什么色彩。再看他们的舞蹈,小说中写道“额格都阿玛是个男人,可因为他是萨满,平素的穿着就得跟女人一样。他跳神的时候,胸脯也被垫高了......”。[4](p7)他们这些着装和打扮的目的就在于,他们能够进一步和女性接近,也就更加的接近萨满神。这样,作为萨满的他们也就能够更好地展现自己的神力,挽救更多的生灵。在鄂温克族,萨满是女性的化身,体现的是女性的母爱精神,如果一个男人要是相当好萨满,就必须“平素穿的就得跟女人一样”,而且跳神的时侯还得“垫高胸脯”。“民族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女人的身体,对鄂温克人来说就是与自然相依存的女性”。[5]

其次,萨满精神实际上就是母爱精神。妮浩在成为萨满之后就表示,“一定要用自己的生命和神赋予的能力保护自己的氏族,让我们的氏族人口兴旺、驯鹿成群,狩猎年年丰收”。所以说萨满的精神实际上就是母爱精神,她为了能让氏族兴旺起来,会不惜牺牲“小我”,因为神灵告诉妮浩,如果她救了一个不该救得人,就会失去一个儿女,但作为萨满的妮浩,她别无选择,妮浩萨满是不可能看着别人痛苦见死不救的。“她救了汉人重病的孩子,自己的儿子果格力从树上跌下摔死;她救了被熊骨卡住喉咙的酒鬼马粪包,自己的女儿交库托坎去采百合花时被黄蜂蛰死;她救了偷驯鹿的汉族男孩,自己尚未出生的孩子在跳神后流产”。[8]但是去儿女的痛苦并没有让妮浩停止救人的步伐,她宁愿自己不再怀孕,不再有精神上的痛苦,不再为了失去儿女而伤心欲绝,妮浩就用麝香避孕,直到最后倒在了为大兴安岭火灾求雨的仪式中。可以说,妮浩的一生都在不停的救助别人,救助自然,当然这也是萨满自身所必须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与女性身上的母性是分不开的。妮浩身上有“神”的责任,但更体现了女性在自然救赎方面不可忽视的力量。“女性比男性更贴近自然,对自然有更深的认同,以一种具体的、行动的爱去联系自然。无论是对于生命的无私的救赎,还是对于自然凝重的关切,都表现了女性在精神上对自然回归的引导,对天人合一的和谐宇宙观的向往。”[9]

就鄂温克族整个民族来讲,女性占了绝大多数,而且女性在这个民族中并非出于被压迫的地位,相反,鄂温克族的男性很尊重女性,在婚姻上,他们会征求女方的意见,如“我”的母亲达玛拉的爱情,他们先是问我的母亲的意见,然后才让父亲林克和束缚尼都比射箭的。鄂温克族人民对待大自然万事万物上都是温柔的,在他们的心中没有死亡,报复,血腥,所以我们在小说中很少看到有杀戮的场景。

整个鄂温克族就像一个温文尔雅的女性,善良温柔。这也就是他们所信奉的萨满教带有女性的色彩。而萨满所体现的那种爱是超越生死的大爱。迟子建自己也说“我觉得这个萨满是伟大的, 她本身就是神灵。这个萨满身上的“大爱”, 让人感佩。而人类只有超越了生死界限, 超越了个人情感, 才会达到辉煌的境界, 这个萨满无疑进入了那个迷人的境界。写萨满的时候, 对我来说, 也是个人境界的一种修炼和提升”。[10]我们也不妨把这种爱理解为作为原始文明的这个母亲,对鄂温克族这个即将消逝的孩子的母爱之情。

最后,对于弱者的尊敬。在迟子建的作品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之力不大正常的人,但这些人在他的生活里并没有被嘲笑,而是被用正常人的方式对待这也正体现了女性内心深处的情感细腻的部分。在小说中,安草儿是个愚痴的孩子,但作者却给他一个艰巨的任务,制造出鄂温克族自己的文字。作者把这样联系新旧文明的造字任务交给一个痴愚的孩子,难道不可以看出作者的女性关怀?对弱者的一种尊敬?迟子建自己也曾说过残缺的人是本真、天然的,他们的心灵没有枷锁,活得很灿烂,所爆发出的激情和热量都是惊人的。而这同样也体现了她的作品中所透露的人性的温暖的一面。

这种萨满的爱进一步讲不就是母爱吗,是一种造物者对驯鹿,对人类,对自然,乃至于对世间万物的一种大爱和尊重,也是一种源自女性本身的一种天性的爱。

结语

《额尔古纳河的右岸》可以说是一部不朽的作品,作家迟子建通过鄂温克族人民原始的、单纯的人际交际网,一个九十多岁的雨雪老人的一生来反映这个民族的命运。这个主要是由女性组织起来的交际网,真挚而又美好,天真而又纯洁,可最终却没有逃脱掉被毁灭的结局。正如里面的一个个善良而又天真的女性,接连不断的传来死亡的噩耗,只留下“我”,这么一个九十几岁的风雪老人,一个女人还在做最后的挣扎。母亲达玛拉勤劳和悲剧,妮浩萨满善良和痛苦,依莲娜的痴迷和矛盾,她们是那么美好,却又是那么令人痛心。除了这几个女人,我们相信在鄂温克族乃至整个汉民族还有千千万万个这样悲剧的女性,她们的一生也在不断地进行着,这种迷失,虚妄和怀疑一直伴随着作家本身,迟子建是一个内心荀仓着悲情的作家,她同样也会把她的这种对悲情的理解带到她的作品中去,但是否作者就因此失落下去?

有人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个悲剧性的作品,鄂温克族这个古老而悠久的民族正在上演着兴衰史,正如小说的整个结构一样,慢慢消退,最终这个民族会走向灭亡,被现代文明所代替。但笔者确认为,作者迟子建并不想有一个悲剧的结局,作者在最后还是留下希望的,因为鄂温克族的最后一位酋长的女人的“我”还在,安草儿虽然愚钝,可他正在为鄂温克族造字,正在挽救这个在垂暮之年的民族,况且在小说的最后安草儿惊叫道:“阿帖,木库莲回来了!”这也给读者同样是作者以及鄂温克整个名族留下了希望!

参考文献

[1]高侠:《当代女性意识的回填与沉实——论近期女性作家“底层叙事”的三重视角》,《当代文坛》2009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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