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总字数：20372字

摘 要

关键词：孟浩然诗歌；舟游书写；概貌；人生矛盾

Boat Travel Writing

in Meng Haoran’s Poets

Abstract

Due 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boat trips in hometown and the

 travel outside, the corresponding boat travel writings (of Meng Hao

ran) take on brisk, bright features and dim,vague hue respectively. 

Moreover, the influence of the poetry norms created by poets in the 

capital interspersed with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Meng's poems 

makes another peculiarity of  boat travel writing. In addition, a pair 

of oppositions in the poet's life are hidden in boat travel writing.

Keywords: Meng Haoran’poets ; boat travel writing; the general picture of poets; oppositions in life

目录

一、 前言 1

（一）研究背景 1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2

（三）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4

二、 舟游书写概貌 4

（一）按书写空间分 5

1、故乡优游 5

2、他乡漫游 6

（二）按写作状态分 9

三、舟游书写承载的人生矛盾 10

参考文献 11

附录 13

谢辞 25

前言

（一）研究背景

在诗学研究中，山水诗及山水诗派已是既成概念，沿用至今。但是长期持着一个调子很容易固化成刻板印象，而研究恰恰需要不断省视、创新，因而也出现了另一种争鸣的声音，比如龚鹏程在《中国文学史》中感慨盛唐是一个“标签化的盛唐”，而“最严重的标签化就是把盛唐概括为浪漫诗人李白、写实诗人杜甫两大高峰，和田园诗派王维、孟浩然，边塞诗派岑参、高适这两大派。”^[1]他认为“山水田园诗派”这一名称界定有标签化的嫌疑，不利于诗人创作真实面貌的凸显。孟浩然的不少诗歌，如《晚泊浔阳望香炉峰》和《北涧浮舟》等，“与其说是在呈现自然山水，不如说是在讲述自身在山水中‘游’的行动和过程”^[2]——而“舟游”则是他行游活动最主要的方式。将这些诗削足适履地归入山水诗的名下，不可避免会框束研究思维。因此在研究中不妨开辟新的视角，比如将上述两首诗歌看作是“舟游”之书写，就既绕开山水诗的概念，又贴合了诗歌的特点。

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中引述了这样一段话：“如测量中的基线对地图绘制以及地图上所有的点都非常重要一样，所以出生地、生长地这些关联点对任何人，尤其对一位作家，就成了自始至终都很重要的因素”^[3]。孟浩然生于襄阳，长于襄阳，襄阳的地理文化对他的塑造是不容忽视的。唐代襄阳附近湖流遍布，可谓泽国之乡。首先是汉江，它自万山北“东过襄阳县北，又从县东屈西南”^[4]。除了这条主河道之外，县西南之檀溪、县南之襄阳湖、望楚山东北之鸭湖，以及檀溪东南出之为襄水，它们交汇分流，汇入汉江，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的水网系统。参考陈贻焮与陈家驹的考证，孟浩然本宅叫涧南园，地处观音阁北麓和襄水之南的二级阶地上。涧南园北临襄水，南有渡头，乘船出行非常方便。孟氏不仅可以乘船在襄阳城中自来自去，更能“由此乘舟而游湖湘、吴越，经三峡而入西蜀”^[5]，正所谓“浮舟触处通”^[6]。他在《送张祥之房陵》一诗中这样写道：“我家南渡头，惯习野人舟。日夕弄清浅，林湍逆上流。”^[7]从这样的自我叙述中可以感受到一种纯粹的欢欣和质朴的骄傲。家乡的地理优势感染了他，浸染了他，他对乘舟的喜爱是与生俱来、渗透到血液中的，贯穿于他生命的始终。而这自然也会反映到他的诗歌当中——舟行的频繁、舟游书写数量的庞大即可印证这一点。

那么，为何是对“舟游”书写而非舟船意象的考察呢？笔者认为，船对于孟浩然而言更多是一种出行游历的工具，他有许多身处其中的切实体验，也在诗歌中记录了许多恣肆来往的动态过程，非仅仅将舟船化为审美意象用以诗歌点缀。“舟游”书写着眼点不仅在“舟”，更突出“游”这样一种生命状态，囊括的内容比舟船意象丰富、立体得多，由此切入，更能把握孟浩然其人其诗的神髓。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1、 生平经历与作品系年

首先，本研究必然关涉到孟浩然的生平经历，尤其是他在吴越、湖湘等水国的漫游经历。20世纪以来，大陆先后涌出一大批论文，均对孟浩然的一生作了细致的考辩，如陈贻焮《孟浩然事迹考辨》、王达津《孟浩然的生平和他的诗》《孟浩然生平续考》、谭优学《孟浩然行止考实》、刘文刚《孟浩然年谱》、徐鹏《孟浩然作品系年》、王辉斌《孟浩然年谱》等等。此外，也有不少文章就孟浩然生平的某一个问题或某一段经历进行考辩，如胡正武《孟浩然、李白游越中、天台之探析》《台州恶溪与孟浩然来天台山路径新说》、王辉斌《孟浩然入蜀新考》、等等。从这些论文看来，孟浩然的生平研究的确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更多还是谜团重重，难以达成共识。单晋京次数就有一入长安，二入长安，三入长安之说。加上吴越漫游、入蜀、游湖湘岭南的时间、次数及路线，更是众说纷纭，论争激烈。这主要由于孟浩然是一介布衣，“史不必书”^[8]，保存在史书中的记载寥寥。今人只能根据孟浩然诗歌中提供的讯息加以联络、推测，但这样一来也就有了多种可能，比如《与颜钱塘登樟亭望潮作》一诗，是作于初入吴越的往程，还是返程中？抑或是二游吴越时所作？缺乏旁证，难有定论。

通过接连不断的考证，研究者也逐渐认识到，孟浩然是一个有着强烈济世之心和有过多次漫游经历的人，而非前人想象中的恬淡静穆、不沾一尘、彻彻底底的隐士：“隐居本是那时代普遍的倾向，但在旁人仅仅是一个期望,至多也只是点暂时的调济或过期的赔偿,在孟浩然却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事实”^[9]。尚永亮、王凤玲《王维、孟浩然“隐”“逸”之辨》一文分析导致这一误解是因为“隐”“逸”二字并称太多，人们对二字的本义产生混淆；并指出与王维的隐忍平和、隐迹幽栖相比，孟浩然任情率性、逸兴放浪；王维是“心隐”，孟浩然是“形逸”。此外，萧驰《问津“桃源”与栖居“桃源”——盛唐隐逸诗人的空间诗学》一文继陈贻焮《孟浩然事迹考辨》与陈家驹《孟浩然祖居地涧南园考略》之后，藉助实地考察，进一步还原出襄阳的山水空间构造。文中指出，“为水环绕的涧南园和襄阳绝非一个封闭的世界”，而浩然也不曾刻意经营一个封闭的空间，相反，他与其他空间世界有着频繁的联系与往来。这两篇文章对于感知孟浩然的整体人生形态有很大帮助。

2、 漫游风气与“游”文学、“游”文化

已有不少论文涉及盛唐的漫游风气。其中，景遐东《唐代文人漫游江南之风及其影响》具体分析了唐代文人漫游江南之风，所举宋之问、王维、李白、杜甫、崔颢、綦毋潜等人基本都有过乘船经历，他们记录乘船经历的诗歌，可以作为与孟浩然“舟游”书写相比较的对象。

龚鹏程《游的精神文化史论》对“游”之概念的深入阐发对笔者的研究启发甚大。该书认为，旅游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在而不在的存在”，能超越“此在”，摆脱烦扰，寻求超越与解脱。而这正是孟浩然部分“舟游”书写的深层动机，所谓“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10]即是也。其次，书中还细致区分了“游览”与“行旅”的差异，并提到游览诗与游仙诗之间的渊源联系：“游览是旅游意义的，故与游仙诗为同类。行旅乃是为了某种原因或目的，而不得不奔波道途，例如赴任、出征、遭贬黜等等，故游览是解放的，行旅是被世务所役使的；游览愉悦，行旅行役则甚劳苦；游览者精神意向指向另一世界，行役者却老是想要回家。”

此外，章尚正《中国旅游文学》中对旅游文学空间结构、时间结构、要素结构的归纳总结也值得借鉴。

3、 诗艺特点与成就

目前人们习惯将孟浩然归于盛唐诗人，其实他比王维、李白、高适、岑参、杜甫的年龄都大。作为盛唐的第一代诗人，他的学习典范只能是初唐及以前的诗歌。孟浩然的成就在于，他用自己独特的气质——“以适意为宗和不必、不固的态度”^[11]吸收融合了汉魏六朝和初唐的诗艺，成为盛唐的开派者。而他力有未逮之处则是没能完全化开，因此诗风呈现出过度阶段的多样与驳杂，还不能算是纯粹的盛唐之音。就此，笔者将其诗歌风格总结为“多面与统一”，即在他的多样风格中又有一种一以贯之的气质。

对孟浩然诗风多面性的最佳论述当属宇文所安《盛唐诗》：“他既改变自己的风格形态以适应场合的要求，也将各种场合的风格混杂”，常有一种“不匀称的美”。此外，刘甲华《河岳诗人孟浩然》、查正贤《暮归的诗学——孟浩然的诗艺习得与超越》、李园《孟浩然及其诗歌研究》等文也分析了孟浩然对初唐及前代诗歌的学习痕迹。

而对于“其作品中普遍一致的风格”^[12]，研究者论述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清淡疏旷的特点上。闻一多《唐诗杂论·孟浩然》中有一段极其经典的评论，常被后人引述：“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筑在一句里，而是将他冲淡了，平均分散在篇中，甚至淡到令你疑心真正有诗没有，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也具体分析了孟浩然诗歌清空的意象和冲淡的风格及其对“大谢体”密实堆垛的超越和反拨。而萧驰《问津“桃源”与栖居“桃源”——盛唐隐逸诗人的空间诗学》更是细致分析了形成这一风格境界的多重因素。

总体看来，不少研究在突出清淡特点的同时往往忽视其诗风的驳杂，从而让人感觉他的诗风只是一味清淡。而这将是本研究中力图避免的偏宕。

4、 船文化与舟船意象

此外，“舟船”也是本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要素。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这样几块内容：对舟船的历史研究，如徐连达《唐朝文化史》中对唐代水路交通工具和路线的史实性介绍；对舟船文化意义的考察，如傅道彬、刘晓媛《船与诗：一种文明的艺术考察》等；对诗歌中舟船意象的考察，如赵玲玲《唐诗“舟船”审美意象新论》、罗朋朋《清旷：孟浩然诗舟船意象简论》、陆丽冰《杜诗中的漂泊情节——论杜甫诗中的舟船意象》等。其中，《清旷：孟浩然舟船意象简论》主要从清旷的视角出发，分为山水游览、仕隐抉择、离别三个方面，来考察对孟浩然诗中舟船意象。但本研究认为孟浩然诗歌中的“舟游”书写呈现的面貌远比此分析要复杂得多，因而还有很多继续深入的空间。

（三）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本研究并非仅仅侧重于文学史角度的考察，而是诗歌文本与诗人生命状态的一种综合研究，是舟游经历与舟游书写双向动态的呈现。诗歌文本既是作为例证，也有鉴赏的穿插。

本文正文部分分为二、三、四章。第二章主要界定舟游书写的定义，把握舟游书写的特别之处；第三章梳理舟游书写的概貌，并细致分析影响舟游书写诗歌面貌的几个因素——地点、情绪与场合；第四章则是以舟游为切口把握孟浩然漂游与止泊以及出处行藏的人生矛盾。

围绕“舟游书写”，本文将提供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思路。

二、 舟游书写概貌

孟集中涉及舟游书写的诗歌凡69首（详见附录）。所谓“舟游书写”就是指在舟行过程中的行游活动描述与感情抒发。相别于山水诗、游仙诗、咏物诗等传统诗歌分类以内容、题材、写作技巧等为分类标准，它是以舟游这样一种行游活动方式为切入点将一些散布的诗歌联络起来。由于舟游过程中所见所感所游所居的不固定和多样性，因此舟游书写中的涵盖面不是单一的，囊括了山水的寻幽探胜、朋友的交游往来、个人的志趣抱负等许多内容，是孟浩然的人生切面的展示。舟游书写是对舟游活动有选择的文字呈现。它的分布并不均匀，可能是一整首诗歌，也可能是一首诗歌的部分诗句片段，比如《早发渔浦潭》整首都是舟游书写，而《寻天台山》却只有“扬帆截海行”这一句。此外，多首涉及到“舟游”的诗歌创作可以通过一些显著的共同点加以连贯、组合，形成一个书写系列，比如襄阳舟游书写系列，吴越舟游书写系列等。总之，舟游书写的定义可广可狭，可大可小，视具体研究需要而定。

舟游书写的感情抒发与艺术风格会受到两个维度的影响。首先是书写空间的不同。具体可分为家乡襄阳和襄阳之外的两个世界，诗人处在这两个世界中的体验、心态与情怀均有较大差异，因此诗歌书写的格调也有不同。

其次是写作场合的不同。写作场合对诗人的写作状态是有较大影响的。相对私人的场合——作者独处或与关系亲密的朋友交游，诗歌往往是自我感情和自我个性的直白流露。而在越正规的场合里，诗歌往往是作为社交活动的一部分，京城诗歌法则的影响则会显山露水，因为作者事先已经知道有这样一位地位不同凡响的读者的存在，必然无法忽视接受者的审美趣味。^[13]

（一）按书写空间分

1、故乡优游

孟浩然在家乡的舟游书写呈现出轻扬欢快的质地，这与诗人对家乡的熟悉和对乘舟的喜爱以及无拘无束的兴致是分不开的。

对于从小玩水习舟的孟氏而言，家乡的水路驾轻就熟。藉助舟行，他可以四处优游：或游汉江——“漾舟何处逗，神女汉皋曲”^[14]；或访故人——“漾舟寻水便，因访故人居”^[15]；或登江中岛屿——“悠悠清江水，水落沙屿出”^[16]；或去鹿门山访庞德公隐迹——“乘流越江岘……渐到鹿门山，山明翠微浅”^[17]……在这部分舟游书写中，唯有《夜归鹿门寺》一诗营造出隐士般的幽绝气氛：“山寺鸣钟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人随沙岸向江村，予亦乘舟归鹿门。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樵径非遥长寂寥，唯有幽人自来去。”^[18]诗歌开始于喧闹的渡头，通过一个“亦”字，诗人将充满烟火气的江村和栖居佳所鹿门山隔离开来，“幽细之调，得此一转有力”^[19]。接着诗句又一步一步导向更幽绝的所在，在那里，诗人和庞德公的精神得到了完全的契合。但这只是个案。在其余的家乡舟游书写中，帮助超越凡俗的，并非清绝出尘的幽闭空间的营造，而是一股优游容与、从容闲适的气度，和对乘舟出行一事充盈的喜爱与满足。例如《北涧浮舟》一诗：“北涧常流满，浮舟触处同。沿洄自有趣，何必五湖中。”^[20]家旁的北涧和五湖相比，如同河伯见了海若，大小自彰。但当身心完全沉醉之时，湖之面积又有何影响呢？自得其乐的满足态度可以齐一大小，超越外在的小大之辩。这已经比较接近陶渊明的生活哲学：“生活在每一个瞬间，因为生活所揭示出的简单的美而欣赏每一天”^[21]——即沉潜当下所获得的快乐。

此外，诗人对情绪的依赖也使诗歌脱离了日常的规束而显得自由不拘。在这几首舟游书写的诗歌背后，我们可以清晰地探查到“兴”的推动作用。在诗学研究中，“兴”是指写诗的冲动，是内心积聚的感情不得不一吐为快的冲动。比如 “伫兴而作”（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对孟浩然作诗的评价）之“兴”便是此意。但从广义上来说，“兴”就是兴致，可以指做一切事的冲动而不仅仅专指诗兴。比如“清晓因兴来，乘流越江岘”——乘船越过汉江去对岸的鹿门山就是“兴”的促使。如前所述，襄阳的水路极其通达，具体去哪里是完全取决于诗人之兴的。再如“漾舟寻水便，因访故人居”一句，稍挪一下顺序即为：“为访故人居，漾舟寻水便”——在不考虑诗律的前提下句意也是通达的，但意蕴却有所改变。在原句表达中，乘船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下意识活动，要去哪里在踏上小舟那一刻是未做预设的，而拜访故人则是来自于舟行过程中突然的兴致。与改句相比，它更像是一种随意的导向而非事先的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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