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叙事中的女性形象建构

 2022-01-19 23:59:35

论文总字数:14201字

目 录

摘要····························1

Abstract ·························2

1郁达夫与渡边淳一的欲望叙事概述··························3

2《迷羊》与《失乐园》的欲望叙事比较············4

2.1欲望叙事的文本渊源比较···························5

2.2欲望叙事的思想渊源比较···························7

2.3欲望叙事的理论渊源比较···························8

3《迷羊》与《失乐园》欲望叙事中的女性形象比较···········9

3.1《迷羊》与《失乐园》中女性美的比较···················9

3.2《迷羊》与《失乐园》中女性地位的比较·····················10

3.3《迷羊》与《失乐园》中情欲理想的比较···················11

4欲望叙事中女性形象比较的文化意义························12

参考文献·························12

致谢···························14

欲望叙事中的女性形象建构

——《迷羊》和《失乐园》比较

牛丽

,China

Abstract: The Lost sheep written by Yu Dafu, is an exploratory work trying to shape an actor who removed male-dominant discourse, and by physical expression it reveals writer’s depreciation for unbalanced love which indulges in carnal desire. But the great love master Watanabe Junichi expressed different love orientation and he shaped a female who liberates life and gets rid of ethic towards sexual love in Paradise Lost. When got deep into The Lost Sheep and Paradise Lost and on this basis study on construction of these two female images, we can see distinct lust ideal and propositions of art between the two writers and all of these provide beneficial approach fo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cross time and space.

Key words: Lost sheep; Paradise Lost; Desire narration; Female image

1.郁达夫与渡边淳一的欲望叙事概述

郁达夫说过,“性欲和死,是人生的两个基本问题,所以以这两者为题材的作品,其偏爱的价值比一般其他的作品更大。”[1] 自1914年开始尝试小说创作起,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始终未能游离于欲望叙事维度之外,其大胆袒露乃至颓废变态的爱欲描写开拓了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身体言说先河,引发了持久深入的讨论。在日本,被誉为“情爱大师”的小说家渡边淳一创作了大量深入两性本质的恋爱小说,尤其以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这类描写中年男女情爱的“男女小说”[2]备受推崇。由于时代、国家、历史文化背景的显著差异,尚未有将这两位作家置于欲望叙事维度进行比较的先例。爱与欲的不可分割成为二者欲望叙事的共同基质,但由此展开的身体言说却导向幡然不同的情欲理想和艺术主张。本文比较郁达夫欲望叙事转型期的代表作《迷羊》与渡边淳一“男女小说”的巅峰之作《失乐园》,研究二者在欲望叙事共同视阈下的女性形象建构的异同,旨在探索欲望叙事的文本渊源、思想渊源、理论渊源对两位作家笔下女性美的塑造、女性地位的安置及情欲理想建构的诸多影响,进而解读郁达夫与渡边淳一关联而又截然不同的女性观、爱情观、伦理观,分析二者深层的文化心理。

以20世纪20年代末为界限,可以将郁达夫的欲望叙事分为浪漫主义反抗和人文主义救赎两个时期[3] 。前期以“自叙传”的抒情小说为主,格调颓废感伤,以自我暴露式的情感宣泄为五四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发声,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反抗色彩和悲情色彩。这一时期的欲望叙事多描写病弱、困厄、敏感、忧郁的“零余者”与妓女、优伶等社会底层女子之间的情感纠葛,其中不乏狎妓、乱伦、同性恋等元素,虽有部分作品笔墨太露而流于狭邪,但实质偏离了自然欲求,进一步聚焦于生的苦闷及时代的社会病症。以首开性描写先河的《沉沦》为例,郁达夫大胆袒露世纪末青年的性苦闷、性幻想乃至变态性心理,肯定人的爱欲诉求,并将爱欲无法得到满足的苦闷同对国家、民族富强的渴求紧密联系,赋予自然属性的身体言说以社会属性的民族国家意涵。放浪形骸的爱欲描写成为反叛旧伦理、旧道德的有力武器,服务于个性解放、思想解放的时代需求。后期欲望叙事中,郁达夫开始尝试由自我写真转向客观叙事,叙述视野扩大到个体外围的广阔社会生活,在叙事主体欲望诉求之上增加了对受压迫阶层的悲悯意识,风格开始趋向沉郁的文化反思和救赎。这一时期的作品消减了五四时期启蒙精神高扬下关注个体主体地位的人道主义意涵,转而回归传统的关注民生、针砭时弊的人文主义关怀,格调清新流丽。虽然在转型期遭遇了试图表现社会性主题却笔力不殆的尴尬境遇,但后期欲望叙事的现实容量确实得以拓展,增添了抨击耽溺肉欲、迷失自我的纵欲者、讴歌底层大众淳朴高贵灵魂等新内涵。转型成功的代表作《迟桂花》带有欲情净化[4]的文化救赎色彩,自然属性的爱欲不再是主要言说对象,反而被审视、批判,让位于代表精神平衡的伦理道德。郁达夫后期的欲望叙事淡化了早期欲情描写的放诞气质,带有自觉接受道德制约的理性与节制色彩,体现其自觉的艺术探索态度。

对人的生存境况与精神苦闷的关注贯穿郁达夫欲望叙事的始终,集中体现在欲望叙事中两性形象的塑造上。郁氏小说以独特的抒情独白叙事风格,塑造了具有作者强烈主观色彩的男性“零余者”群像,笔力不可避免地侧重于男性形象的塑造,而导致女性形象的平面化、虚构化。尽管女性形象较之男性叙事主体略显失色,但其复杂性不容忽视。一方面女性形象从属于男性话语中心,往往作为身体、欲情的言说对象和表述工具存在,自我意识和生命意识都被严重剥削[5];另一方面,着墨不多并不意味着女性形象始终类型单一并居于弱势地位,有时社会地位居于弱势的女性反而成为两性关系中的强力主宰。郁达夫复杂的思想构成与情感经历导致其女性观念矛盾多变,直接体现于欲望叙事中女性形象的多重建构。《迷羊》作为郁达夫欲望叙事转型期的探索之作,具备鲜明的早期欲望叙事的浪漫主义色彩,同时带有后期欲望叙事道德审判的意味。文中尝试性地塑造了一个消解男性话语权威的优伶形象,虽不免有潦草粗糙之嫌,却将郁达夫的女性审美想象与深层情欲理想暴露无遗。

将《迷羊》与《失乐园》进行比较,首先需确立二者在郁达夫和渡边淳一的欲望叙事创作中的可比性。渡边淳一的欲望叙事主要指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情爱小说创作。进入70年代后,渡边开始尝试创作医学题材以外的带有传记色彩的恋爱故事,描写青年男女之间的纯美情感,自此两性情爱和生命本质的主题始终贯穿其小说创作。80年代以降,渡边逐渐形成独特成熟的欲望叙事风格,创作大量描写中年男女背德恋情的作品,并自己命名为“男女小说”。这类作品糅合了传统的哀美情致与现代婚外恋的反伦理特质,宣扬肉欲至上、死亡美学,是渡边淳一创作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一类。进入新世纪,渡边以其人生垂暮而壮心不已的创作激情创作了描写老年人爱情的《天上红莲》,转型宫廷历史题材的欲望叙事。可以说渡边的艺术创作脉络始终与人生轨迹相互关照。《失乐园》作为公认的“男女小说”巅峰之作,在艺术形式和女性形象建构方面都具有典型性,所塑造的松原凛子这一形象更是渡边理想女性的化身。比较《迷羊》与《失乐园》中的女性形象建构,可以探索郁达夫与渡边淳一幡然不同的的情欲理想和艺术主张,而二者差异的深层原因又可以用复杂相异的欲望叙事渊源来解释。

2.《迷羊》与《失乐园》的欲望叙事比较

《迷羊》创作于革命斗争形势严峻的1927年,甫一问世就受到刘大杰、贺玉波等批评家的激烈批评,其中刘大杰指出《迷羊》脱离时代的缺点,基本抓住这一时期郁达夫创作的总体倾向[6]。但这种“脱离时代”仅针对当时主流的反映现实问题与革命斗争题材、承担政治宣传任务的小说创作而言,是一种社会功用视角下的评判,无法对《迷羊》的艺术价值盖棺定论。《迷羊》以引用第三者回忆录的形式讲述了青年知识分子王介成与优伶谢月英相识、交往、最终分手的故事,其中所涉及的A城、南京、上海等地的地域风情、生活百态都与作者现实的生活履历有密切关联,具备记录生活的写实特征。《失乐园》创作于1997年,以中年已婚男女婚外恋情为中心,讲述了现实生活不如意的久木祥一郎与婚姻关系冷漠的松原凛子在背德的爱欲体验中感情深化,最终选择以情死来对抗现实,达到爱情与生命的灿烂顶峰的故事。《失乐园》基于上世纪末日本独特的社会时代背景,成功表现了泡沫经济崩溃背景下一代人的精神迷惘和心理失衡。渡边以其对社会的深切关注和艺术激情创作了《失乐园》,反婚姻伦理、追求至高无上的性爱与爱情的主张立时引发了强烈的社会讨论与关注。可以说郁达夫与渡边淳一的这两篇欲望叙事作品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只是侧重不同。此外,郁达夫和渡边淳一各自的人生情感经历与复杂相异的精神世界也在二者欲望叙事创作中有所体现。本章将《迷羊》与《失乐园》建立比较,探索二者欲望叙事的文本渊源、思想渊源与理论渊源。

2.1欲望叙事的文本渊源比较

郁达夫的欲望叙事有其可以追溯的文本渊源,向内继承了中国近代艳情文学传统,向外主要受到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及日本“私小说”、“唯美主义”的影响。《迷羊》的男主人公王介成保留了以往欲望叙事中才华横溢、忧郁敏感、体弱多病的“零余者”的特征,而郁达夫的“零余者”受俄国现实主义作家笔下的“多余人”影响很深,如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等。女主人公谢月英是优伶,同郁达夫其他欲望叙事中出现的妓女、女工等同属社会底层的被压迫群体。境遇困顿的知识分子同身世浮萍的戏子之间的爱情明显继承了近代艳情小说的倡优仕子模式[7],却在传统的以女子身份比况自身、自伤身世的固有意蕴之外增添了新文化运动背景下的郁达夫特色。谢月英并非传统观念下知情识理的红粉知己形象,而是无才无德的淫行妖女。她将王介成置于其肉欲魅力的强力控制下,使他沦落身体虚弱、生活困窘的可悲境地。这种主导地位的颠覆兼之叙事主体狂热的抒情和细腻的心理刻画,使得《迷羊》的欲望叙事有别于传统艳情文学的狎邪特质,具备浓烈的浪漫主义气质和感伤情调。王介成最终借助宗教力量,写下忏悔录,以此获得心灵的平静,这种忏罪意识来源于郁达夫对卢梭《忏悔录》和十九世纪俄国小说中悔罪意识的接受。卢梭式的自我暴露揭开了封建道德的伪饰,而宗教性的自我审判、自我救赎负责将灵魂从堕落边缘拉回,避免欲情描写流于浅薄的感官刺激,这一点在郁达夫后期欲望叙事中尤为突出。此外,当时日本流行的“私小说”及“唯美主义”小说同样影响了郁达夫的欲望叙事写作。郁达夫认为“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8],这一观点与日本“私小说”描写作家现实生活与身边琐事、重抒情轻情节的形式不谋而合。郁达夫对“私小说”的青睐在其欲望叙事创作实践中,具体表现为融入自我情感生活的投影,以直率袒露的欲情描写反叛旧伦理、旧道德,暴露叙事主体的私生活与复杂心理活动。《迷羊》中王介成在A城的养病经历明显撷取自郁达夫在安庆教书时的生活片段,对A城自然风物和市井生活的描绘都有现实依据。对艺术价值的追求又使得郁达夫认同“唯美主义”文学反对功利主义、追求纯粹艺术美感的主张,留日期间更与日本唯美主义作家佐藤春夫等过从甚密。日本“唯美主义”文学追求艺术形式之美,甚至以罪恶、丑陋的事物为美,无视社会伦理规范,这在郁达夫欲望叙事作品中表现为对道德评价的回避、欲情描写的露骨以及对同性恋、乱伦的支持、同情(如《她是一个弱女子》中的甥舅乱伦)。《迷羊》描写王介成的狂热性欲与病态心理,优美的自然风光描写与露骨的欲情场面相对照,具有鲜明的“唯美主义”色彩。从郁达夫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迷羊》创作期间,郁达夫刚好在读谷崎润一郎的《痴人之爱》,或许从中得到了启发。

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和游学海外的复杂经历使得郁达夫能够在积淀深厚传统文学素养的同时接纳浩瀚的外国文学作品熏陶,构成其欲望叙事的丰富文本渊源。与之相比,渡边淳一的欲望叙事作品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要少得多。渡边少时广泛阅读日本传统文学与近代名家著作,尤其欣赏善于把握日本古典文化美与自然风物美的川端康成,受日本“唯美主义”文学影响颇深。以“男女小说”为典型的欲望叙事作品大多继承了日本古典文学“物哀”、“虚无”的美学元素,情调唯美感伤。《失乐园》以四时风物(“秋天”“冬瀑”“春阴”“落花”“小满”“半夏”等)作为章节名称,依照时序变化推进情节的发展与情感的深化、升华,如“落日”对应不祥的预感,“落花”隐喻生命凋零的最终结局等;而女主角凛子在此过程中经历了生命的复苏与盛放,仿佛被性爱所滋润而获得新生,又如盛极而败的樱花般在生命极致烂漫时死亡。渡边淳一的欲望叙事继承了日本传统文学的审美取向,欲情描写本身却采取了现代化的手法,受传统好色文学的影响不深。江户好色文学关注现实人生、以爱情为第一要义的艺术主张为渡边的欲望叙事所继承,但其欲望叙事与古典性文学存在着“关于爱情、两性关系的理解”上的差异[9],更关注现代人的婚姻情感生活。以《失乐园》为典型,在描写都市男女不伦之恋的过程中,人的社会性被消解,个人爱欲凌驾于公共伦理道德,背德的性爱和绝望的自戕被描绘得唯美动人。这种“唯美主义”特征显然受到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作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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