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城市基层治理创新中的公众参与探讨——以上海闵行区的参与式预算为例

论文总字数：21286字

目 录

第1章 引言 1

1.1研究背景 1

1.2研究意义 3

1.2.1理论意义 3

1.2.2现实意义 3

1.3文献综述 3

1.4核心概念 4

1.5研究方法 5

第2章 超大城市基层治理创新中公众参与存在的问题分析 7

2.1立法层面：公众参与的法制供给不足 7

2.2制度执行层面：公众参与的渠道不畅通 7

2.3效度分析层面：缺乏有效的评价体系来提升公众参与积极性 8

第3章 上海市闵行区的参与式预算中公众参与的主要内容 10

3.1 案例描述 10

3.2 内容分析 10

第4章 上海市闵行区参与式预算中公众参与的运行机制 12

4.1 参与的主体结构分析 12

4.2 参与程序中的权力配置 13

第5章 参与式预算下超大城市基层治理公众参与经验总结 15

5.1 立法层面保障公众参与的权利 15

5.2 制度执行层面为公众参与提供渠道 15

5.3 评价反馈机制保证公众参与的有效性 16

第6章 结语 17

参考文献 18

致 谢 20

超大城市基层治理创新中的公众参与探讨

——以上海市闵行区的参与式预算为例

单东成

(，China

Abstract: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super large cities is the foundation and key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In the background of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the reform,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has also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field of social governance.On the one hand, the traditional government unidirectional management has been unable to adapt to the increasingly complex environment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On the other hand, the public demand for their own interests and more people are eager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governance.Therefore, in the background of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super large cities, researching into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megacities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It is not only helpful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tic politics in the super large cities, but also to construct the pattern of pluralistic governance, and it also can reduce the risk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super large cities.This paper takes the participatory budget reform in Minhang District of Shanghai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experience of the public participating in the government's public budget.And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participatory budget to public particip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which are legislation,execute of institution,evaluation and feedback mechanism.Minhang District's reform of participatory budget will be extended to all aspects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so as to effectively resolve the social contradictions of the grass-roots level, reduce the pressure of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 of the super large cities,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operation of the society.

Key Words: Super Large Cities; Grassroots Governance; Public Participation; Participatory Budget

第1章 引言

本章内容主要阐释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文献综述、核心概念、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内容，为后面章节的研究提供基础。

1.1研究背景

近年来，中国大城市的数量在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下呈现井喷式增长，其发展积聚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城市建设大浪潮中^[1]。而据 2014 年 11 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中的定义，“超大城市”被定义为“城区常住人口为1000万以上的城市”后^[2]，根据此定义，中国的超大城市被确定为 6 个。 这一转变表明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超大城市的人口压力在不断的增加，那么随之而来的城市管理的任务势必会愈加艰巨。

以人流、物流等为核心引导，资金流、信息流等多种生产要素高度聚集的超大城市，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现代社会空间的基础构件，更是有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引擎的趋向性。超大城市的迅速集聚表现在以人流的大规模集中所带动的各项看的见的收益，诸如经济发展的的活跃性，基础设施的愈加完善及城市文化生活的丰富等。但是事物的发展物极必反，带来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社会矛盾和潜在风险，社会治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同时随着各种民主理论、治理理论等的发展，社会治理日益取代社会管理渗透在基层的方方面面，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而由于超大城市的异构性，不管是社会治理方式的路径还是社会治理结构都呈现较大差异性。而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基础而关键的组成部分，基层治理的发展走向也就成为聚焦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明了“推进国治理体系及管理能力近代化”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目标，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要求，这为我国基层治理方式提供了一个目标和要求层面的顶层设计。从传统社会管理的观点来看，国家宏观政策背景规划与指引着基层社会管理的实践运行，即政策运行路径是沿着自上而下的路径展开操作的。但随着经济行政体制的快速变革，社会治理环境和治理主体的复杂性对传统政府的管理能力以及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提出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传统政府的管理能力存在于基层回应需求脱节的状态之中，基层社会管理常因基层政府能力的匮乏以及难以满足基层的需求而陷入困顿状态，在这种举步维艰的状态下创新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就显得非常必要。确立治理理论以来，相应的，这一逻辑关系正在发生悄然的实质性转换，即政策议程所涵盖的问题不再是单一的体制化下的政府问题，而是不断吸收考虑了社会治理的各类问题，或者说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发生逻辑是政府为突破现实管理难题而依据环境做出的应对性变革。也就是说，政策的运行路径反映为上下互动作用的结果^[3]。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

1.治理背景格局呈现复杂性。就大环境而言，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城市的迅速发展所带来的人口流动的日趋频繁，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尤以社会秩序的混乱和环境污染这两大现实问题最为突出；聚焦到民众身上来，经济发展必然带动观念的更加多元化，多元、复杂的利益纠纷交织在一起又无法得到有效回应时，不可避免的会演化为激烈的群体性冲突。基于这些因素，当前我国基层治理环境的日趋复杂化，且时刻考验着基层政府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

2.治理主体呈现觉醒性。首先，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的治理主体随着大环境的变革而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表现在以基层政府主导，公众、社会团体组织等参与的多元活动治理格局。具体到各个主体上来，作为治理强势主体的基层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目标所带来的引导性职能定位的变化，以及对公共权力审慎行使和对“公共”属性认知的转变使得其治理意识增强，不得不重新审视格局；就中观层面的社会而言，一些社会组织渐渐参政议政，部分性地承担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责任，愿意与政府以合作的方式共同治理社会问题。可以说，这一与政府共同治理的意识和能力使其与政府渐渐形成一个平等协商基的合作共治态势；至于微观层面的公众，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推进，法律知识的普及等使得民众更加注重对自身权利诉求的满足与实现，公众更加看中自己的主人翁角色，开始积极行使并运用自己的权力，并将其转为社会公众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重要追求。

基于以上论述，基层治理创新势在必行，一方面，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无法适应复杂多变的基层治理环境，需要打破传统的基础治理模式；另一方面，公众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诉求，更多的人主动参与到社会治理过程中。所以要达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要求，必须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发挥好政府主导的作用，同时也要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尤其是公众本位的公众参与，及时反映合理诉求，实现宏观上的政府、中观上的社会、微观上的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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