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历史题材剧作中的“乌合之众”

 2022-01-20 00:06:08

论文总字数:15638字

目 录

1引言 4

2莎士比亚历史题材戏剧中“乌合之众”的特征 4

2.1 莎士比亚笔下的群众类型 4

2.2“乌合之众”的感情特征 5

2.3“乌合之众”的道德特征 7

3“乌合之众”形象特征的成因探析 8

3.1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历史观 8

3.2特殊时代背景下的特殊群众心理 9

3.3种族与环境对群众心理的影响 9

3.4民族与传统对群众心理的影响 10

4莎士比亚群众观的两面性 11

4.1贬低与讽刺 11

4.2同情与肯定 11

4.3莎士比亚的群众观探因 12

5结语 13

参考文献 13

致谢 15

莎士比亚历史题材剧作中的“乌合之众”

徐亦霏

,China

 

Abstract:In shakespeare’s historical dramas,"The Crowd"is a recurrent type of images.This kind of images has presented a relatively single irrational characteristic in shakespeare’s dramas.Combine with Shakespeare’s humanist historical viewpoints and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n mass psychology led by Gustave Le Bon,we can find shakespeare’s negative attitudes on"The Crowd" not only derived from the influences of their objective historical outlooks,but also rooted in western intellectuals’ elitist political viewpoints.

Key words:The crowd; Irrationality; The mass psychology

1引言

在戏剧史上,莎士比亚的历史题材戏剧成就可谓震古烁今。莎翁的历史题材戏剧首先就包括了以英国史为题材的剧作,即《约翰王》、《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上、下)、《亨利五世》、《亨利六世》(上、中、下)、《理查三世》、《亨利八世》共十部,这部分集中描写历史政治事件并反映历史正确走向的剧作被称为历史剧[1]。此外,还包括了以罗马史、丹麦史等为题材的剧作,即以罗马史为题材的三部罗马剧《裘力斯·凯撒》、《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科利奥兰纳斯》和以丹麦史为题材的《哈姆雷特》等。

本论文所讨论的“乌合之众”形象就是指出现在莎士比亚历史题材戏剧中的一组群众形象。“乌合之众”的本义是指一群暂时聚合的乌鸦,后来用来代指一群临时杂凑的、毫无组织纪律的人,带有很强的贬义性。在西方语境下,“乌合之众(The Crowd)”同样是贬义的,“乌合之众”也就是群众是“多头怪”,是亟待被管束的“羊群”[2],是统治者的“比大洋中的怒潮冲决堤岸、席卷平原还要汹汹其势”[3]的噩梦,总之是一群愚蠢无知的暴徒。而在文学作品中,从阿里斯托芬将鲁莽暴躁的群众比作一群“马蜂”到乔叟将群众唤作“地狱里的群鬼”[4],群众形象经历了一系列的不断的加工、塑造和解读,已经成为一组较为鲜明的文学形象。到了莎士比亚的历史题材戏剧里,“乌合之众”形象更因其较高的艺术成就和思想价值常常被深入挖掘。

历史题材戏剧的流行既是时代的需要,也表现出平民阶层对国家政治的关注和反思。在莎士比亚的历史题材戏剧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千百年来欧洲下层人民群众的众生百态,还咂摸出莎士比亚对下层人民相当复杂的情感。因此,本文在西方大众心理学和莎士比亚历史题材戏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来集中探讨莎士比亚历史题材戏剧中“乌合之众”的形象特征、形象成因及其折射出的莎士比亚复杂的群众观。

2莎士比亚历史题材戏剧中“乌合之众”的特征

2.1 莎士比亚笔下的群众类型

莎士比亚擅长写贵族和英雄,无论是形象不一的贵族还是有缺陷的英雄,其笔下的“大人物”总让人印象深刻,以至于提起莎士比亚,我们首先想起的总是哈姆雷特、罗密欧、亨利五世这类英武的形象。即便不是贵族和英雄,能被观众和读者所记住的也是那些形象鲜明的“小人物”,比如宽厚的安东尼奥、狡猾吝啬的夏洛克等。而莎士比亚笔下的群众形象既不是英雄和贵族,也不同于一个个独特的“小人物”,而是一系列陪衬的丑角群体。也正因如此他们常常被人忘记,甚至忽略。

莎剧中的群众形象繁杂而散乱,他们分布在剧本的各个角落,几乎没有连续的语言行为刻画,但仔细推敲我们也能发现这些形象呈现出的总体特点。按照群众所表现出的感情特征、道德特征的不同,笔者将莎士比亚笔下的群众类型总结为以下三种:

表1 莎士比亚历史题材戏剧中的群众类型

群众类型

典型形象

感情特征

道德特征

主要出处

续表1

盲目、愚昧、被利用、动摇的群氓流寇

激昂又动摇的爱国群体、

凯德所利用的平民起义军、

罗马墙头草般的民众、

雷欧提斯所带领的叛军等

无理性的、冲动的

贪婪残忍的或表现出夸张的美德

《亨利五世》

《亨利六世》中

《裘里斯·凯撒》

《哈姆雷特》

相对清醒的、反抗暴政的平民

站起来反抗理查二世的民众、以沉默谴责理查三世的民众等

冲动的或压抑的

自私懦弱的

《理查二世》

《理查三世》

历史的见证者和悲剧旁观者

见证英法结盟的民众、沉默应对理查三世登基的平民、旁观亨利八世废后立后过程的市民等

冷淡的、

无感情的

冷漠的

《约翰王》

《理查三世》

《亨利八世》

莎士比亚历史题材戏剧中的群众形象都不会成为主要描写对象,而是在风云变幻、潮起潮落的历史故事中充当插科打诨的丑角或是调节剧情张弛的小配角,甚至还有一些单纯充当历史旁观者的民众,他们更类似于古希腊悲剧中的“歌队”而不是戏剧角色,甚至间离了戏剧情节与观众的距离。

无论是丑角、小配角还是旁观者,从他们言语行为中可以看出,莎士比亚对群众是同情的,同时也是讽刺和批判的。莎士比亚甚至对这些乌合之众还有些恐惧,这种恐惧更多的是对群众无理性的破坏力的一种焦虑,正如哈姆雷特对叛军的恐惧一样,对持维护政权统一和安定的政治观的莎士比亚来说,如同一群白蚁一般随时可能使王权大厦倾危的群众就成了统治者的噩梦。而莎士比亚对“乌合之众”的这种忧虑又总是在对群众形象的感情特征和道德特征的刻画中体现出来。

2.2“乌合之众”的感情特征

莎士比亚认为群众是不可信任的,其中一方面的原因是莎士比亚认识到了群众感情特征的无理性。这种无理性集中表现为冲动、盲目和易煽动。

莎士比亚首先认识到群众的冲动和盲目与他们的力量结合能够形成了强大的破坏力,而这破坏力会使他们成为凶残的刽子手:“撕碎他,撕碎他!来,火把!喂!火把!到勃鲁托斯家里,到凯歇斯家里,烧毁他们的一切。”[5]这就是著名的诗人西那之死。暴动的群众在行进至勃鲁托斯和凯歇斯家的途中,将去参加凯撒葬礼的诗人西那误认作参加叛党的西那,在西那说出自己是诗人西那后,群众又诬陷他,说他作了坏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西那无力申辩,最终在群众的暴行下丧命。西那之死和《亨利六世》(中)第四幕第二场中凯德绞死切特姆地方之书吏一样,都表明群众的盲目冲动和刽子手般的暴虐特质。

正是这种缺乏理性的盲目冲动导致了群众非常容易动摇,总是被领袖煽动。在莎士比亚历史题材戏剧中,群众更多的时候就像一树落叶,风向哪边吹,他们就像哪边落,风是温和的,他们就静静行走,风是暴躁的,他们就怒吼就暴动。奥克泰维斯·凯撒形容群众“就像漂浮在水上的菖蒲,随着潮流的方向而进退,在盲目的行动之中湮灭腐烂。”[6]莎剧中被煽动的群众形象不在少数,如《亨利六世》中篇中约克为了自己的权力欲望,成功煽动肯特郡的莽汉杰克·凯德及其所带领的叛军作为其实现野心的工具,而《裘力斯·凯撒》里安东尼高妙的煽动技巧更使得群众愤怒地为独裁者凯撒大开杀戒,等等。这些为卑鄙的政客所轻易利用的群众使莎士比亚非常愤怒,于是他借马歇斯之口对这些动摇的群众进行了一番数落:“你们究竟要什么,你们这些恶狗?你们既不喜欢和平,又不喜欢战争;战争会使你们害怕,和平又使你们妄自尊大。你们比冰上的炭火、阳光中的雹点更不可靠。你们的美德是尊敬那犯罪的囚徒,咒诅那执法的刑官。[7]

当然,如此无理性、易煽动的群众如果能够被统治者所利用所掌握,统治者也将受益无穷。莎士比亚当然认识到了这点,他同样也认为,如果想要获得稳定的统治,统治者也必须要利用这些乌合之众。莎士比亚在剧作中暗示了煽动群众的诀窍,就在于通过高妙的演讲手段唤起群众对领袖魅力的臣服情感。

由于群众具有强烈的信仰情感[8],统治者可以利用群众对领袖魅力的崇拜而煽动群众为其实现王权利益,这种利用对维护统治来说也是必要的。作为莎士比亚笔下理想君主形象的亨利五世,同样也是一个善于摆弄人心的高手。在《亨利四世》(下)中,亨利五世在登基之时故意不理睬福斯塔夫,并做了一番义正言辞的忏悔宣讲,成功稳定了当时百官和民众浮动的心。在《亨利五世》中,他又凭借优秀的领袖魅力吸引英格兰青年为其开疆扩土,受到鼓舞的英格兰青年报名参军的热情空前高涨,相比于《亨利四世》中百姓宁愿贿赂巴道夫也要保命的态度,可见五世之高明。

而领袖魅力通常在一番雄辩和演讲中展示出来。勒庞认为,对于群众来说,他们的领袖具有“非常专制的权威”[9],首领一声令下,这些群众必将听命于他。除了首领本身所具有的魅力外,群众强烈的信仰情感也赋予他无所不能的权力。因此,群众对于凯撒这样的独裁者是天然崇拜的。但如果领袖想短时间内激发群众的热情,让他们做出迅速的反应和预期的行动,领袖的个人魅力就不够用了。对一个政治家来说,雄辩和演讲的才能比高超的博弈能力更有利于获得群众的欢呼。也正是因为如此,“不愿口头上拚命讨好平民”,对群众施之以傲慢的科利奥兰纳斯,群众便回之以愤怒,终而使科里奥兰纳斯落选,甚至在护民官西西涅斯的有心引导下被放逐。

然而,对无理性的群众来说,《裘力斯·凯撒》里的勃鲁托斯那种冷静的娓娓道来的演讲同样没比科里奥兰纳斯的傲慢好到哪里去,反而深谙群众心理的安东尼更善于煽动这群乌合之众。安东尼步步为营地先后提醒群众凯撒三拒王冠,并即时编造了一份慷慨的遗嘱使群众相信凯撒没有野心,又将凯撒的遗体展示给群众看,告诉群众凯撒有多么喜爱凶手勃鲁托斯,激起群众丰富的想象力和怜悯的情感。此时又暗暗提醒群众“就在庞贝像座之下,伟大的凯撒倒下了”[10],以激起群众对前任暴君庞贝的回忆,并接受了安东尼的“打败庞贝的凯撒是一个伟大英雄”的暗示。于是市民们愤怒了,他们要在神圣的地方把凯撒的尸体火化,并用那些火把去焚烧勃鲁托斯和凯歇斯等叛徒的屋子。可见对于盲目冲动的罗马群众来说,西西涅斯和安东尼那些“凭着民众的权利和力量,必须如此如此”[11]之类的“形象、词语、套话、断言、重复”[12]的演讲手段远比勃鲁托斯推理演说的煽动性要强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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