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五四”小说中的“问题儿童”

论文总字数：11486字

目 录

中文摘要 1

英文摘要 2

前言 3

一、儿童的发现及“问题儿童” 4

（一）儿童的发现 4

1.儿童的概念 4

2.儿童的发现 4

（二）“问题儿童” 5

二、“问题儿童”类型及成因 5

（一）被规训的儿童 5

（二）成人化的儿童 6

（三）早婚的儿童 7

（四）被教化的儿童 8

三、“五四”小说中书写“问题儿童”的意义 9

（一）对儿童的现实关怀意义 9

（二）在文学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地位 9

（三）文学审美价值 10

结语 10

注释 11

浅论“五四”小说中的“问题儿童”

胡月

Abstract:The May 4th is a new era of cultural innovation, in this language environment , the child issue has aroused much public attention. This paper aims at the problem child as object of study to analyze its genre and causes along with the living conditions and environment of children during the period, which can lay a solid foundation of analysis the literary aesthetic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novels expressed by the problem children as well as the realistic care to the vulnerable groups.

Key words:novels in May 4^th;view of children;problem children

前言

一、选题原因

对待儿童的方式最能揭示出一个社会的灵魂。之所以选取“问题儿童”作为研究主题，是因为作家对这类特殊群体的关注和描写直接体现了作家的儿童观、对“人”的认识；社会对这种现象的关注也体现了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观念、思想文化发展程度。另外，将时间范围限定在“五四”而并非是儿童文学发展最快、变化最大、成绩最为显著的新时期，是因为“五四”时期打破了“老者本位”的观念，在晚清“成人生活的预备”的儿童观之上建立了“幼者本位”的儿童观，“直接促成了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儿童文学”^[1]，其承上启下、开一代先锋的重要作用值得探讨。

二、研究现状

目前，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对于“问题儿童”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但在文学领域中，这个问题缺乏系统而又全面的研究，只零散地分布在对儿童文学史、作家儿童观、儿童形象等问题的梳理之中。

蒋风主编的《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在梳理几个时代的儿童文学发展时，关于“五四”作家笔下的儿童问题分析，与本论文中“问题儿童”选取的文本有一定联系；王黎君著的《儿童的发现与中国现代文学》将儿童形象归纳为无父型、失父型、恋父型、弑父型和寻父型四类，叙述了在现代文学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儿童形象的多元化，并对各个类型的儿童形象进行个案分析，揭示了在不同社会背景下，儿童生存状态的变化；王美珍的硕士论文《中国现代小说中儿童形象的嬗变》在叙述“五四”小说中的儿童书写时，大量地罗列了作家对苦难儿童的书写，并将其分为肉体上遭受苦难和精神上遭受苦难两类，对本文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作者很大程度上只是对苦难儿童形象进行分析，对于这一时期儿童观的特殊性则把握不够；直接将“问题儿童”作为主题研究的仅有孙会的硕士论文《新时期小说中的“问题儿童”研究》，对本论文有很大的启发，但研究对象的范围不同。

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为“五四”小说中的“问题儿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尽可能做到对这一问题全面、系统的分析。

一、儿童的发现及“问题儿童”

（一）儿童的发现

1.儿童的概念

由于每个人的思想观念不尽相同，儿童年龄范围一直以来都受到广泛的争议，各类学科对儿童年龄的范围说法不一，文学史中也没有确切的答案。对这个问题争议最大的是关于青年时期是否也属于儿童时期。“五四”先觉者们所界定的“儿童”是“指从出生到青春期结束这一年龄阶段的特殊群体”^[2]，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的“儿童”是包含了婴儿期、幼儿期、少年期和青年期这“二十岁年的生活”，范围较广且与当代的儿童观念有很大差距。本文研究的对象是“五四”小说中的“问题儿童”，因此在界定儿童范围时参考了“五四”小说家们的概念，分析了此时小说文本中的儿童年龄范畴，并结合了当代的儿童观念，将论文中的儿童年龄定为十六岁以下。

2.儿童的发现

儿童时期是人生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对儿童的培养十分重要，对儿童之后的生长发育过程起着关键的作用。

封建社会大多以儒家思想为正统，讲究“三纲五常”、“老者本位”，“父父、子子”为的是“君君、臣臣”，那时的父母与子女之间并不是正常的关系，子女更像是父母的附属品、财产或是私有物，儿童是没有社会地位的人。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和发展促进了新兴儿童观的形成。新文化运动以史无前例的力量攻击了以儒学为核心的封建传统文化、纲常伦理、等级秩序，使扼杀了人的本性和独立的一切遭到重创。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儿童的文学”，他认为儿童的心理和生理尽管和成人有一定差异，但儿童的生活不仅仅是为了成人生活做准备，他们的生活有自己的意义，也有宝贵的价值。鲁迅在《我们怎样做父亲中》说到“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3]，颠覆了以老者为本位的封建传统观念在人们心中根植的地位，建构了其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观，还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口揭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五四”时期的作家们纷纷在自己的文章或者作品中“打倒孔家店”，还接受了西方先进的儿童观，翻译了大量的童话、故事集等。这些思想显然早就不同于晚清时期盛行的“成人生活的预备”的儿童观，而是建立了以“幼者本位”为核心的、儿童具有独立人格的儿童观。

（二）“问题儿童”

关于“问题儿童”，有很多来自不同学科门类的定义，诸如特殊教育学、心理学、医学等，都对“问题儿童”进行了定义。本文研究对象是“五四”小说中的“问题儿童”，因此文中所提到的“问题儿童”主要是基于小说中的具体书写，并借鉴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进行界定。本文中的“问题儿童”指的是“五四”前后由于封建社会残留的社会制度与伤风陋习的影响，社会地位没有得到根本好转，人格和精神被虐杀，儿童的天性被禁锢，自身的生存境况和发展水平被严重影响的儿童。

另外，由于“五四”时期对“问题儿童”的书写较多，本文在此只选取典型的“问题儿童”进行分析。

二、“问题儿童”类型及成因

（一）被规训的儿童

“五四”是一个传统文明与新文明猛烈碰撞的特殊时期。在旧文化依然存在、旧制度没有被完全废除的社会环境中，儿童一面受着旧势力的压迫，一面又在新的世界中不知所措，即使接受了新文化、新教育，也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处境，甚至根本无法接受新文化与新教育，沦为了旧文化和旧制度的奴隶，从而产生了一种“病态的文化性格”^[4]——驯良，也就是奴性。

作为“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鲁迅一向对包括少女在内的女性十分关注，既使在创作的晚期，也发表了《上海的少女》这样关注现代都市少女文化心理问题的杂文。鲁迅小说中出现的少女形象并不多，《在酒楼上》中吕纬甫口中的阿顺，算是一个比较清晰、相对完整的少女形象。少女阿顺似乎应了名字中的“顺”字，十余岁便丧母，但处事细心周到，照顾家人也十分妥帖，邻居也很喜欢她。她善良、勤劳、孝顺，却因为了一朵剪绒花而挨了父亲的打，在家庭关系中她甘愿为奴，招呼两个小弟，又服侍父亲，再后来得了和母亲一样的病，又轻信了伯伯对自己的诅咒，轻易送了性命。作为社会历史中长久以来的弱势群体，少女也难以逃脱“被吃者”的命运。父亲与女儿之间的隔阂和缺少爱意，伯伯这个“贼骨头”的诳语，对于骨子里脆弱又敏感的阿顺来说简直是接连不断的暴击，她的驯良与乖巧使她根本没有继续生存下去的活路，迟早会被封建历史文化“吃掉”。

小说《肥皂》中也出现了这样的儿童。主人公四铭与学程不仅仅是父子关系，也是新旧文化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少年的一类形象代表，四铭是一个“曾经欢迎新文化，终又回到旧文化阵营的伪道学家”^[5]，而接受新文化教育的学程在时常暴怒的父亲的压迫下，始终毕恭毕敬，完全没有人性可言，即使被辱骂也丝毫不辩解、不反抗，只是在嗓子里应付一声，便毕恭毕敬地下去了，他已沦为接受新式教育但内心仍是旧式奴性心理的少年。

冰心的小说《三儿》中三儿一家的生计全靠她一人拾破烂来维持，她每天背着个大筐子，晚上把筐子装满后才回家，偶然的一天她在回家的路上看到有官兵在打枪，突然想起捡子弹比破烂值钱，她不识字，看不懂写着“不让闲人上前”的木板，见官兵只是看看她也不说话，便毫不犹豫地去捡，结果被子弹给打死了。临死前，一个官兵带了连长给的二十块钱来，却丝毫没有愧疚之心，三儿却还是用沾满血的手接过钱给了妈妈。可怜的三儿，没有丝毫的主体性，也从不反抗，逆来顺受，甚至到死去，也还是毫无怨言，还想着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二十块钱给妈妈，她早已沦为家庭的奴隶，她的遭遇使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儿童只是父母财产的封建时代。

奴性问题阻碍了儿童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发展，对于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来说，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倘若一个国家的儿童都是被规训着的，那么这个民族的脊梁骨该如何挺起来。

（二）成人化的儿童

在传统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儿童大多是一个缩小的成人形象，他们受成人思维观念的影响极大，也没有被当做是儿童来区别对待，反而要求他们具有成人身上的一些特质，几乎要求他们要像个大人，处事要仔细谨慎，要能照顾家人，要懂事要乖巧，就算一开始带了些儿童的天性，在封建思想和成人价值观的笼罩下，也免不了沦为一个“小大人”的宿命——“精神已是成人，肢体却还是孩子”^[6]。

鲁迅先生在小说《风波》中为我们描写了一个少女六斤从儿童原始被赋予的童真之美到童真之美被扼杀的过程。六斤第一次出场时，捏着豆子跑来跑去，接着探出扎着两个小辫的脑袋，对九斤老太高声呼喊，说她老不死，显然，此时的六斤还是一个无拘无束、口无遮拦、调皮可爱的少女形象，尚未受到传统封建文化的压制；第二次出场时，七斤嫂正生着气，六斤却吵吵闹闹说要添饭，七斤嫂就用筷子朝着她的辫子中间直接戳了下去，六斤受到了惊吓，把手中的空碗给打了，七斤气得直跳起来，一巴掌打倒了六斤，此时的六斤俨然成为了母亲的撒气桶，暴力的发泄地；到了第三次出场时，六斤已经不再是扎着两个辫子的小姑娘了，她的头发换成了一支大辫子了， 脚才裹上没多久，却也还能一瘸一拐地捧着帮七斤嫂的忙。六斤天然纯洁、大胆活泼的特质早已荡然无存，她身体和心灵被传统落后的思想弄得“一瘸一拐”，再也不是一个纯真可爱的儿童模样。

在鲁迅先生看来，会玩是儿童的天性，是孩子自在生命的体现，《孔乙己》中的少年小伙计完全内含了他的儿童观。在《孔乙己》中，对小伙计的书写，体现了小伙计的心理变化过程：他刚入小酒店时觉得孔乙己“祥子太傻”，之后众人哄笑时也“附和着笑”，到对孔乙己的“不耐烦”。在酒店客人们的影响下，小伙计的心理逐渐发生变化，他身上的儿童纯真渐渐消失，成年人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慢慢使他成长，变成了一个与成年人无异的人，一个冷漠、世俗的大人。“在不知不觉中，逐渐丧失了自己，丧失了人性......丧失了属于儿童的精神世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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