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规训到觉醒：黄蓓佳儿童文学“文革”叙事的嬗变

论文总字数：19772字

目 录

题目.......................................................1

中文摘要及关键词...........................................1

英文摘要...................................................2

引言.......................................................3

一．“文革”时期主流意识形态规训下的“文革”叙事...........3

二．新时期之初政治文化规训下的“文革”叙事.................6

三．新世纪时期走向觉醒的“文革”叙事.......................8

1. 儿童文学如何叙述“文革”——刍议黄蓓佳儿童文学“文革”叙事的独特性................................................11

结语......................................................14

参考文献..................................................14

致谢......................................................16

从规训到觉醒：黄蓓佳儿童文学“文革”叙事的嬗变

王雨

，China

Abstract:Among Huang Beijia’s literature works,those for children written during the period of “Cultural Revolution” represents a higher level of her writing ability.However,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m by researchers.Actually,her creation of such kind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has also gone through a transition from unconsciousness to self-consciousness.In this connection,this essay divides her works for children under the big background of “Cultural Revolution”into three periods and sorts out the development of her narrative styles after deep analyses.The utmost goal is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of her mentality behind such kind of narration and creation and discuss how she is distinctive in this field.

Key words:Huang Beijia;children’s literature;narrative fo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evolution

引言

作为一名在儿童文学创作领域卓有建树的女作家，黄蓓佳一直以来却较少被主流的文学史教材收入，这一方面与当今学界儿童文学研究的边缘化位置有关，另一方面也在于黄蓓佳的儿童文学作品还没有得到完全、充分的解读与研究。“目前，对黄蓓佳儿童文学创作的研究大部分停留于鉴赏、解读的层面”^［1]，且评论者的目光多聚集在黄蓓佳书写当代儿童的成长历程这一系列作品上，如《我要做好孩子》、《今天我是升旗手》、《亲亲我的妈妈》等，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诚然，“这些鉴赏性、解读性成果在帮助青少年读者欣赏黄蓓佳的儿童文学作品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2]，但是若将儿童文学的接受对象只局限在儿童这一群体之中，那么儿童文学研究的视野未免狭隘了一些。儿童文学是一种立人文学，更是一种普世文学。真正成功的儿童文学作品不仅应该在儿童群体中收获一大批读者，更应该进入成人读者的阅读视野，达到对成人文明的补充与净化。就这个层面上来说，我认为，黄蓓佳的另一支放在历史背景下的儿童文学作品的研究价值更高，可解读性更强。因为这一系列作品并不仅仅满足于再现特定历史背景下儿童的成长环境，更是表达出了作家对历史的反思、对人性的考量，所以其更容易与成人读者达成共鸣。在这一系列作品中，又尤以“文革”背景的小说最为成功，如《补考》、《阿兔》、《漂来的狗儿》、《遥远的风铃》、《星星索》等。

其实“文革”书写一直以来都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母题，这一次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集体式狂欢为后世留下了巨大的叙述空间，从新时期一直到新世纪，作家对于“文革”的叙述从未间断。出生于1955年的黄蓓佳，对于十年“文革”有着切身的生活经历，自然也不能免俗。其实，就“文革”小说这一概念来说，既可以指创作或发表于“文革”时期的小说，也可以指在“文革”结束后以“文革”作为作为主题、题材、背景的小说。“因而，文革小说这一概念本身涵盖了将文革作为诞生作品的年代或者是将文革作为表现与书写的对象两种意思”^［3]。有幸的是，黄蓓佳的此类创作具有较长的写作历程，以“文革”期间的练笔之作《补考》为起点，一直延续至今。这也使得当我们在讨论此类作品时，可以很自然地借用文学史编纂者常用的时间切分方式，对黄蓓佳的此类作品进行分段论述，从而勾勒出一条清晰的嬗变线路。由此，本文从黄蓓佳“文革”背景的儿童文学作品入手，将黄蓓佳以“文革”作为叙述背景的儿童文学创作分为三个时期——“文革”时期、新世纪初期、新世纪时期（由于黄蓓佳新时期中后期没有涉及此类儿童文学创作，故不作论述），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考察黄蓓佳儿童文学中“文革”叙事的嬗变,同时试图讨论黄蓓佳儿童文学“文革”叙事的独特性。

一.“文革”时期主流意识形态规训下的“文革”叙事

黄蓓佳的处女作《补考》创作于1972年，是其参加学校举办的“红五月征文”比赛的稿件，次年发表在上海文艺丛刊《朝霞》上，对黄蓓佳走上创作道路具有开创性意义。所以，我们对于黄蓓佳儿童文学“文革”叙事的讨论，从这一篇作品开始。

《补考》这篇小说并不复杂，情节大致为高二青年江勇刚为了响应县委号召，使贫下中农能够及时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义务参加装喇叭的运动，因此没有认真复习，物理考试成绩不太理想。班主任吕老师得知此事后大为感动，同意为其补考。

黄蓓佳发表《补考》这部作品时只有17岁，这部作品能否被划入儿童文学的讨论范畴也还值得商榷。由方卫平、王昆建所主编的《儿童文学教程》指出：“儿童文学是专为儿童创作并适合他们阅读的、具有独特艺术性和丰富价值的各类文学作品的总称。”^［4]显然，该定义明显地框定了儿童文学创作者的姿态问题，“为儿童”成为儿童文学存在的首要条件。而由王泉根所主编的《儿童文学教程》则指出：“儿童文学，又称少年儿童文学，是以18岁以下的儿童为本位，具有契合儿童审美意识与发展心理艺术特征的，有益于儿童精神生命健康成长的文学。”^［5]很明显，该定义则更加强调作品的审美意识。《补考》作为一篇征文，作家的创作姿态并不明晰，我们既可以将其看作是一篇为比赛而创作的功利性作品，也可以看作是作者反映现实生活的审美性作品。但是，我们又必须得承认，《补考》的确契合了当时儿童审美意识与发展的心理艺术特征，所以，对于这篇作品的取舍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但是，对于儿童文学的定义本就众说纷纭，至今也没有一个完全的定论。我们讨论《补考》是否是一篇儿童文学作品，这里就涉及到了世界观尚未形成、写作目的不明确的未成年人作为创作者，其对于表现自身及同龄人生活的作品是否能够进入儿童文学的讨论范畴的问题，这是目前学界对于儿童文学的定义问题讨论得不是很清楚的地方。那么，我们不妨把视野放大一些，宽容一些，不必把儿童文学的研究界限定得太死，将《补考》纳入我们的讨论范围中。

之所以要如此大费周章地将《补考》划入我们的讨论范围，不仅是为了重新发掘《补考》在“文革”时期儿童文学中的位置，更是因为其作为黄蓓佳的处女作，也作为黄蓓佳在文革时期发表的唯一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对我们考察黄蓓佳“文革”叙事的嬗变具有起点性意义。

《补考》总体来说语言流畅、笔触细腻，戏剧性强，故事发展环环相扣，结构完整，在“文革”时期的同类型作品中不失为一篇佳作。小说从一开始就设置了江勇刚与吕老师两者之间的冲突。平时一直是一个好学生的江勇刚不仅考试迟到，而且成绩很不理想，为吕老师寻找背后的原因埋下了伏笔。接下来，通过吕老师对于江勇刚的回忆，及其来到宿舍所了解到江勇刚最近可疑的情况，使得江勇刚的人物形象更加饱满，也增强了作品的悬念。之后，通过一次评教评学活动，揭开谜底，提升作品的思想高度。最后通过描写同学们自觉地向江勇刚同学学习，吕老师也深受感染的结果，将作品带向高潮。不得不承认，作家的写作手法此时已经较为成熟，一系列倒叙手法补充交待了江勇刚的背景情况及人物性格，避免了长篇大段的正面描写所带来的累赘感。对于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也表现地恰到好处，成功地通过展现人物思想的碰撞表达了作品的主题思想。且黄蓓佳一定程度上受到过民间文艺与传统小说的影响，在叙述语言上，讲究朴素的说道，不重雕琢，明白如话，从而构成朴实自然的语言风格。结尾的景物描写清新自然，既形象地表现出作品中少年们的精神面貌，又为文章增添了一抹亮色。可以说，《补考》作为黄蓓佳的处女作，已经可以初步看出黄蓓佳的写作功力。

但是作为一部创作于“文革”时期的小说，《补考》不可避免地带有“文革”小说的许多“通病”。首先我们从《补考》所发表的刊物——《朝霞》丛刊来看，就能知道该作品的政治色彩十分浓重。众所周知，《朝霞》受控于当时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它的筹办目的非常明确，表面上是“为了进一步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和推动创作队伍的发展”^［6]，实际上是为当时的主流政治以及毛泽东的政治路线服务，为文化大革命服务。在“四人帮”倒台之后，《朝霞》长期被认为是“四人帮”反动思想的宣传物，是“阴谋文艺”的大本营。所以发表在这份“政治性杂志”上的《补考》也的的确确是一篇“根正苗红”的革命建设型小说。

1966年，《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声称“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任务”，后来，“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这一根本任务又延伸出了“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在“文革”时期主题先行的创作要求下，黄蓓佳也就选择了歌颂贫下中农对于革命建设事业的伟大热情这一主题。被塑造为“英雄”形象的贫下中农江勇刚同学具有极高的政治觉悟，完全符合“高大全”的人物塑造模式。并且在作品中，作者对于江勇刚贫下中农的身份也一再提及，从另一个侧面也看出了当时作者对于自身身份认同的缺失。黄蓓佳曾在自己的自传性散文《我的青苹果时代》中提到：“家庭出身不好是我心中时时在流血的伤疤，我躲闪着遮掩着尽力不让我的同学知道。……我总让自己的言词模糊两可，在剥削与非剥削的边缘之间滑来滑去”^［7]在当时黄蓓佳深受血统论的影响，对于身边贫下中农出身的同学一直都抱有羡慕之感，生活得也十分小心翼翼。直到后来，这份自卑与迷茫也一直贯穿在黄蓓佳的此类创作之中。

剩余内容已隐藏，请支付后下载全文，论文总字数：19772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