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总字数：14424字
目 录
- 引言
1.1研究背景
1.2研究意义
1.3文献综述
- 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现状
2.1全球货币金融体系内中国国际话语权有限
2.2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深度不足够的原因
2.2.1中国国际话语质量不高
2.2.2中国国际话语对外传播能力不足
- 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动因
3.1全球环境的要求
3.1.1 全球货币体系的改进与发展
3.1.2国际金融联合监管机制亟待构建
3.1.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制度转型
3.2国内环境的需求
3.2.1适应我国基本国策与对外经济战略的要求
3.2.2国内各行业对各自国际话语权的要求
- 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具体路径
4.1积极参与现有货币金融组织改革并构建新的货币金融组织
4.2 积极参与国际金融联合监管机制的构建
4.3调整人民币汇率安排机制并推动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
- 总结
参考文献
致谢
第一章：引言
1.1研究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的和平不再，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的速度进一步加快，金融危机的产生频率严重影响到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从而推动了国际金融治理的实施的迫切性。全球性的金融改革治理进入了加速推进的新时期，随着国际间合作与分工的熟练度日益增加，所研究的问题更加深入，所涉及的领域更加拓宽。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仍是在国际货币基金体系的基础上，根据世界银行所制定的相关规范与条例，对全球范围内的金融机制进行主导，从而导致这些西方国家间接地获取了全球金融贸易的主动权与控制权。国际金融治理需要改变国际金融体系，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塑造国际金融秩序，通常会对世界金融经济的变化产生重大影响。近年来，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造成了不小的冲击。这两大变化使得国际社会对于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进行合理化和深度化改革的呼吁日益迫切。
在实践中，频发爆发的金融危机和动荡使现存的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弊端日益显露，各国纷纷采取相对应的策略来谋取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改革与重塑中自身的利益。以中国为主的发展中国家作为金融危机的主要受害者，对于确保自身经济安全有着迫切的需要，需要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
1.2研究意义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金融治理改革进入了加速推进的新时期,中国需要抓住历史机遇, 在构建新的经济金融体系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升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水平。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不仅是中国提高金融监管的重要手段，而且是作为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区域力量的责任和义务。在全球金融治理的背景下，中国应充分发挥其自身的优势，为自身的金融和经济领域的发展和建立良性的全球金融架构提供有力支持，并且积极为全球金融秩序的稳健发展起促进作用。
本文从国际金融危机频发导致国际金融治理日趋重要入手，通过论述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背景、现状、动因等，证明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据此提出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具体路径 。
1.3文献综述
通过对国内文献的关键词检索发现，“国际金融治理”已经成为近年来我国学者日益关注的话题。
通过相关文献的查阅可以了解到，国内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提高国际话语权，参与构筑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和货币体系，保护自身金融安全并且寻求更好的发展，并且提出来相关的具体路径。
艾尚乐（2011）[9]提出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需要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从而能够使其在更短地时间内充分融入到全球经济与金融发展的体系当中，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自身控制与预防金融危机的能力，积累相关的经验与技巧；在国际金融治理全面高效开展的大背景下，中国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提高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为自身金融领域的高效持续发展铺下基石，为国际金融架构的良性改造提供有力的支持，从而为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8]。
鄢莉于2015年[1]也提出来类似的观点，认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既是完善自身金融监管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身为正在蓬勃发展的地区性大国应有的责任和义务，中国需要找好自己身为合作者的角色定位。
同时国内学者也提出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具体路径。一方面积极促进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积极拉动内需，以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创新与重塑，加强区域与国际合作，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积极促进自由平等开放的国际贸易新体系的构建；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金融联合监管机制的构建，减少资本获取和运用的不平等和不对称性，促进对跨国性金融机构的统一系统监管模式的形成。
罗伯特·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15]中驳斥了霸权衰落使合作不可能发生的观点，认为国际机制应该是促进自利行为体之间非集团化合作的工具，而不得世界政府的弱势替代物。
奥尼尔于《与Brics一起梦想的经济报告》[17]提出，金砖四国在国际金融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的外汇储备最多贸易占比持续增长，中国的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强。
张德江在其研究报告《新兴国家的迅速崛起与发展》中重点指出：作为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的一个重要合作国家，中国所具备的特征为：遵从和平与发展的原则，军事能力有限但是经济能力巨大，坚持和平的对外经济发展，在领土范围之外从事广泛的经济活动，是一个区域性大国。
国外研究现状表明，如今的国际金融治理机制，是各国加强经济合作的工具，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促进国际金融机制的更新与构筑，是中国从区域性大国转变为国际性大国的重要过程，是中国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必要准备。
第二章：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现状
2.1全球货币金融体系内中国国际话语权有限
国际金融话语权是国际地位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表现为一个国家的政府在公共或非公开场合的国际公共政策和政治自由的表达，有参与制定和修订国际金融的规则，影响国际金融资本市场定价的权利，并且能在与其它主权国家的博弈中施加政治以及经济影响，以使国自身际金融利益最大化的综合能力。
当今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国际第一大贸易国，外汇储备在世界上处于第一位，但国际金融话语仍然是非常有限的，国际市场定价权稍弱，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与国际事务力量稍小，应对西方某些国家针对我国的不利言论的手段与措施较少。
一方面，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缺乏定价权。（1）我们的信用评级机构在全球大环境中缺乏话语权。近日，美国通过大规模收购中国信用评级机构的方式控制了我国信用评级市场的三分之二以上的份额，中国监管机构批准的评级公司有五个，但只有一个尚未被外国资本渗透。随着中国市场被外国评级机构慢慢渗透，已经逐渐显露出对中国的金融资本和定价的控制的现象。这使得我国很难实现自身金融话语权的取得，造成大量的国有资本流失。（2）缺乏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利。在当前情况下，我国已逐渐发展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大型产品承包商，但是，截止至目前，我国的经济实力与市场发展水平仍旧较为落后，从而导致我国在全球贸易与产品定价中所具备的话语权较弱，进而导致我国大多数企业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在宏观层面上，进口商品的价格大幅上涨，国内商品价格指数显著上升，国际贸易状况持续恶化，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中国缺乏人民币标价权。由于现在人民币尚未国际化的特点，我国大量的对外经济交易都只能使用美元或其他储备货币，这使得进出口企业必须承担美元或其他货币的汇率波动的风险，这也使得中国的外汇储备3万多亿中70％的美元储备很可能因为金融危机而大幅缩水。
中国应对国际金融问题的能力和国际金融监管的能力是比较有限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对西方金融话语权的反应的表现，处在结构性弱势中。
2.2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深度不足够的原因
2.2.1中国国际话语质量不高
当今国际社会的大背景是各国基于自身利益所公布的国际话语的利己性，各国所公布的国际话语的质量是由其自身的逻辑性与说服力决定的。近年来，中国几乎各行各业都提出了要增强各自行业在国际上的话语权的要求，比如上文提到的商业界提出的国际大宗商品定价上的话语权问题。如今中国各行业国际话语权意识高涨的现象说明：一方面中国在在全球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企业管理者与市场经济的从业者深深感受到其在全球范围内话语权的尴尬境地，他们统一表示，中国应当不断提升其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话语权，从而尽可能地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安定和谐提供有效的保障，除此之外，中国国际话语权意识增强的现象背后却是中国国际话语由于质量不高从而获得的国际认同度低的现象，国际话语需要国家上下的共同解读，然而我国从各行各业到整个国家范畴中，对于其在全球经济的话语权所具备的认识均存在一定的差异，还有一些个人或者机构对于上述话语权的理解存在一定的误会与偏差，这充分说明了目前国内高级管理人员对于相关领域认知问题的缺失，以及对相关理论的认知错误。通常情况下，国际话语权是面向全球范围内的各种经济体系，因此，只有这些经济体系自身的认可与认知，才是其发挥话语权真正作用的根本因素。话语权所具备的意义和力量，只有在其受众认可和接受的前提下，才能得以实现。国际话语自身需要具备严谨的逻辑性与科学性，并且一般需要以学术的面貌出现，来给受众提供强大的说服力。
中国国际话语质量不高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方面，中国对本国主要从以下两个层面来对国际话语权进行解释与构筑，其中，第一个层面便是，我国的古典文化与哲学思想，诸如“和平发展”的国际话语直接从传统的“和”文化中得来，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但中国传统文化有的时候更是一种文化专制的表达，因此，中国使用传统文化参与构建国际话语时，虽能承袭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发挥其长处与优点，但是在当今的民主化国际大背景之下，中国传统文化因其被部分的专制文化而受到国际性的质疑，这对宣扬我国的国际话语是不利的。第二个来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比如“国际统一战线”等。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观念与时代主题的强烈的色彩革命主张和平与发展是不一致的，再加上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迷时期，深化了国际对马克思主义国际话语的质疑和不认同，也导致国际对我国和平外交国际话语的不信任。
另一方面，中国学术界自身对中国国际话语的理解和解读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中国外交话语被解释为负面信息，中国学术界也需要承担一些相关的责任，特别是社会人文科学领域。国家外交的话语权不但要由相关的政府与机构部门进行详细的讲解与宣传，与此同时，还需要通过相关的学术与理论进行明确的阐释，进而提升社会公众对相关话语权的认知程度，这是因为，倘若社会公众对于话语权的认知主题层次不一，接受度与接受层面也不尽相同，除此之外，大多数社会公众对于国家政府与相关部门机构所公示的内容存在不信任或者不接受的状况，相比之下，由学术界与理论界所给出的解释更容易被社会所接受。第二便是相关理论与学术对于话语权的解释具备一定的权威性，学术界解读理论是站在逻辑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手法来进行解读并说服受众，这是国际话语被认可的重要条件之一。但在当今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研究高度热衷于西方学术与政治现象，把研究西方的思想、理论当成本职和重点，而对本国的学术并不热衷，自身的学术创新严重不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领域被大量西方术语占据，如：国家利益、边缘政治、人道主义、硬实力与软实力等。若一直用西方的话语体系来解读中国自身的国际话语，而不是用自身原创的话语体系，结果必然会造成中国国际话语带有强烈的西方色彩，不符合中国本身的国情，也无法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的真正政治面貌。
2.2.2中国国际话语对外传播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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