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总字数:23586字
摘 要
财富分配不均与经济发展绩效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对社会的财富分配格局和经济发展绩效都有重要的影响。通过建立一个政治经济学模型得出,在一定条件下,初始财富分配、政治投资壁垒和信贷市场完善程度会对社会阶级结构以及经济发展绩效产生影响。当初始财富分配不均、政治投资壁垒高或者信贷市场不完善时,中产阶级很难通过政治投资对精英阶级造成威胁,政治市场竞争微弱,使得精英制定高税率政策大肆剥削中产阶级,攫取巨额财富,造成贫富差距加大和经济绩效不良。因此,改善当前社会的财富分配不均、降低政治市场进入壁垒,创造有利于普通公民实现其政治诉求的社会环境,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财富分配,阶级结构,投资壁垒,经济绩效
the Equations of Ecnomics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the performa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always been the hot issue in political economics.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 and economic policy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distribution of social wealth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olitical economy model, we conclude that the initial distribution of wealth, the barriers of political investment and the perfection of credit markets have an impact on the social class structure and the performa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hen there are un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initial wealth, high barriers of political investment and imperfect credit market, it is hard for middle class to pose a threat to the elite class through political investment, which leads to weak political competition. So the elite can formulate high tax policy to exploit the middle class rampantly and grab huge wealth. Finally, it will cause a growing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worse and worse. Therefore, it is conducive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if we can create better social environment to realize the political demands of ordinary citizens, through improving the unbalanced wealth distribution and reducing the barriers to political market.
Key Words: wealth distribution, class structure, investment barriers, economic performance
目录
摘 要 1
Abstract 2
第一章 引言 4
第二章 基本模型与短期均衡 8
2.1 基本模型 8
2.2 短期均衡(一个生产周期的结果) 9
第三章 稳态 12
3.1 财富驻点 12
3.2 社会阶级结构 13
第四章 初始财富分配、税收及消费偏好对社会结构的影响 15
第五章 结论及建议 25
5.1 结论 25
5.2 建议 26
第六章 附录 26
致谢 30
参考文献 30
第一章 引言
经济学中最基本的问题往往最难回答。一直以来,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们都试图研究贫富差距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近年来,财富分配不均、社会阶级分层与经济发展绩效之间的相互关系日渐成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联合国组织在关于世界财富不均的调查报告中指出,2%的富人拥有这个世界上将近一半的财富。这表明财富在世界范围内的分配是高度不均的,放到各个国家中也是如此。有媒体报道显示,金融行业、企业管理层、软件工程师、律师和医生等职业岗位会获得高额的回报,获得高收入的同时,那些极其富有的人也会对豪车、别墅、收藏品、奢侈品等高消费品产生极大的消费需求。在欧美发达国家,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日益加剧,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有相同的趋势,中国和印度最为显著。资料统计显示,我国内地富人约53.5万,全球排名名第四。内地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全国财富总额的45%,而最贫穷的10%人口却只占有区区1.4%的财富。社会财富阶级结构令人担忧。按世界银行的贫富分级标准来看,我国现在的人均GDP为6700多美元,已经属于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我国绝大多数居民却对“中高收入”有质疑,关键原因就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均。
如果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持续加大,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社会和谐发展都会产生严重的破坏。首先,财富分配不均会影响消费投资。收入差距过大使得国民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握在少数富裕阶层手中,而不是用来消费。而大多数中低收入阶层虽然有消费欲望,但由于收入过低没有足够的购买力。消费市场疲软,储蓄不能很好地转化为投资。进入90年代后,我国居民的银行储蓄余额虽然在不断增加,但这些银行存款却没有顺利的转化为投资,1996年以来央行已经8次下调了储蓄利率,2次大幅度下调准备金率,但整个社会仍然处于信贷萎缩状态,根本原因都是收入差距过大导致消费投资不足。其次,从社会角度来讲,社会本身是一个彼此均衡、相互制约的完整的系统,在实际生活中表现为政治平等、经济平等、文化平等,因此当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均、贫富差距极大时,整个社会必然会发生激烈的冲突。社会底层与顶层两个阶级的高度对立会使国家动荡不安,危害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
总体来看,现有的理论中有三种观点认为财富分配不均对经济发展绩效会造成损害。首先,财富分配不均不利于财富积累的再分配,进而不利于经济的增长(Alesina and Rodrik,1994[1];Persson and Tabellini,1994[2])。其次,财富分配不均会造成整个社会不稳定,这种不确定性会阻碍个体的投资行为,进而不利于经济的增长(Alesina and Perotti,1996[3];Benhabib and Rustichini,1996[4])。最后,信贷市场不完善不利于贫穷个体进行投资,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Galor and Zeira,1993[5];Banerjee and Newman,1993[6])。
Alesina and Rodrik(1994)[1]和Persson and Tabellini(1994)[2]采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中位者模型对民主程度较高的国家的政治情况进行了描述。如果政府对富裕个体征纳税收,整个社会共同享有税收,税率由中位者制定,那么只要这个国家的中位者富有,税率就低,经济绩效好;一旦中位者贫穷,税率就高,经济绩效就差。但中位者模型并不适用于民主程度较低的专制独裁国家,因为在这些国家普通公民很难通过自己的政治行为来影响政府的经济决策。Acemoglu(2006)[7]指出,独裁专制国家中只有少数核心精英能够制定经济政策,核心精英制定高税率对中产阶级课税,为自身攫取财富。Acemolgu外生给定了精英和中产阶级这一社会阶层结构,突出了精英阶级对中产阶级的压迫[7]。
经济学理论中有这样的说法,人们会根据自身的财富情况做出职业选择决策和投资行为决策,以期能使自身效用达到最大。回顾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正值改革开放蓬勃兴起之际,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改革开放的红利吸引着大批有志青年,尤其是贫穷的知识分子和政府底层官员,他们不再满足于低效的政府部门或计划经济岗位,而是纷纷投身于私营工商企业,“辞官下海”一词应运而生。经过这段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当年的下海青年已经成长为上海、深圳等沿海发达城市的精英阶层,而国家政府也在此期间获得了大量的改革红利,政府官员的待遇也越来越好。拥有稳定、待遇高、福利好等等诸多优点的公务员职位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优秀青年。这一点我们不难从近十年来大陆公务员考试的招录比例中发现。资料显示,2003年到2012年,大陆中央级公务员考试招录人数增长了三倍之多,但招录比例却从16:1蹿升到53:1。事实上,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中产阶级通过“投资”成为精英的现象。这种投资可以是“十年寒窗苦读”,也可以是通过买官进爵来实现。与皇权和贵族的世袭传承制不同,科举考试和捐纳行为更像是一个政治市场,这个政治市场一方面为核心精英提供了选拔官员的途径,另一方面为中产阶级提供了跻身精英的渠道。这种现象在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都普遍存在。通过政治投资,中产阶级可能成为精英参与政治活动,享受税收再分配,也可能对在位精英进行反抗使经济政策有利自身。
Acemoglu(2006)[7]在模型中还假定精英是同质的,即所有的精英都拥有制定经济政策,分享税收再分配的权力。但现实却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发现,“辞官下海”的青年大多是默默无名的知识分子和底层政府官员,他们只能算作普通精英,根本不具有制定经济政策来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的核心权力。与此同时,通过公务员考试晋升的政府官员也只是普通精英。资料表明,一个22岁刚刚起步的普通公务员在47岁时能晋升为厅局级到省部级干部的概率为0.025%。这一概率极低,几乎为零,并且大大低于那些家族背景深厚的精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只能作为普通精英获得稳定的福利和待遇,却并没有资格参与经济政策的制定。在精英的权力层中,居于顶端的始终都是核心精英。他们通常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深厚的家族背景、巨大的政治人脉网,能通过制定经济政策使自身经济效益最大化,不断攫取中产阶级的财富。这种现象在民主程度较低的国家尤其显著,即使在政治市场中存在着使普通精英跃升为核心精英的渠道,那也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而且面临着极大的风险。相比之下,在民主程度较高的国家中,核心精英与普通精英之间的流动性则相对较高。
在经济发展中,收入不平等会由于信贷市场的不完善进一步影响个体投资和财富积累。Galor and Zeria(1993)[5]和Banerjee and Newman(1993)[6]认为信贷市场不完善和政治投资壁垒会阻碍穷人进行投资,降低资源配置效率,阻碍经济发展。由于投资机会与个人的财富和收入水平有关,受到信贷的限制,贫穷个体会受到约束而放弃回报率较高的资本投资。Becker(1975)和Atkinson(1975)在研究中发现,在信贷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贷款者的贷款利率会高于出借者的借款利率。因此,那些初始财富水平高的人不需要借款就能进行政治投资和资本投资,而穷人则由于初始财富的约束,必须通过借款才能进行投资,但贫穷个体借款又比较困难。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情况。更广泛的,不完善的信贷市场会阻碍普通公民的政治投资,普通公民难以通过借入资金跨过政治壁垒进行政治投资。这使得精英阶层由于缺乏竞争,从而制定苛刻的经济政策加大对中产阶级的剥削。在这种情况下,恶性循环会使财富差距越来越大,经济绩效越来越差。独裁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的政治市场开放程度不同,政治壁垒的高低不同。政治壁垒高,进入政治市场困难,反之则容易。
本文借鉴李太龙与潘士远(2014)[8]、Galor and Zeira(1993)[5]和Acemoglu(2006)[7]的研究成果构建了一个代际模型,该模型考察初始财富分配、社会阶层结构和经济发展绩效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模型中,社会被分为精英和中产阶级两个阶层。精英阶级具有政策权力,可以制定有利于自身的经济政策。中产阶级不具有政策权力,不能参与经济政策的制定。精英阶级分为核心精英和普通精英两类,核心精英制定税率,对中产阶级征纳税收,并与普通精英一起把税收再分配给自身。在代际之间,所有的个体都能继承父辈的经济遗产。父辈为精英的部分个体通过继承父辈的政治遗产成为新的核心精英。个体会考察自身的初始财富水平决定是否进行政治投资:如果投资则成为普通精英,获得征纳税收和再分配的权力;如果不投资则成为中产阶级,承受精英阶级的课税和剥削。虽然课税和再分配的政治权利很诱人,但不完善的信贷市场使个体进行借贷时需要支付昂贵的利息,所以穷人难以通过借贷获得政治投资资本进行政治投资。因此,如果初始财富分配差距很大或政治投资成本很高即信贷市场很不完善,此时能够进行政治投资的个体很少,政治竞争很弱,核心精英因此可以毫无顾忌的以高税率进行课税,通过再分配为自身积累财富,剥削中产阶级,从而进一步加大了财富分配不均,使经济发展受到阻碍。反之,如果初始财富分配公平或者政治投资成本很低即信贷市场比较完善,那么可以进行政治投资的个体就很多,政治竞争就激烈,迫使核心精英不得不降低税率、减少转移支付来增加中产阶级的收入,这样才能降低个体进行政治投资成为精英的欲望,从而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本文的模型有三个假设。第一,精英拥有政策权力,核心精英制定经济政策(税率)。第二,政治市场中存在政治投资壁垒。第三,信贷市场不完善使得贫穷个体无法进行政治投资。本文通过社会阶层结构互动即精英阶级与中产阶级之间的互动,考察精英对中产阶级的剥削与压迫。初始财富分配、政治投资壁垒高低和信贷市场完善程度决定了个体的政治投资行为,从而影响政治竞争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最终决定了社会阶层结构和经济发展绩效。
精英对中产阶级征纳税收,精英阶级独享税收的假设在民主程度较低的独裁专制国家普遍存在。而在民主程度较高的国家中,当政治投资成本很低时,政治竞争激烈使得中产阶级能不被精英阶级过度剥削,能较好的保全自身的利益。Alesina and Rodrik(1994)[1]和Persson and Tabellini(1994)[2]在模型中假定全社会共同享有税收,因此中位者决策会削弱财富分配不均[3]。而本文则认为财富分配不均会导致政治竞争减弱,从而使得精英能够攫取大量财富,加剧了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不均。这样更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在民主程度较低的独裁专制国家中,财富分配不均现象会持久存在甚至持续加剧的事实。Galor and Zeira(1993)[5]和Banerjee and Newman(1993)[6]认为信贷市场不完善会阻碍贫穷个体进行资本投资。本文进一步认为信贷市场不完善阻碍贫穷个体进行政治投资,妨碍其实现政治诉求。如此,初始财富分配影响社会各阶层政治诉求的实现,政治诉求又影响后续的财富分配情况,最后影响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格局和经济发展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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