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总字数：21148字

摘 要

“重写”是汪曾祺小说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曾多次重写自己的早期作品。汪曾祺的重写不仅仅是对小说内容的改动，更是其对民间情感态度的转变，而这种情感的转变其实根源于汪曾祺本人的民间立场的调整。对比重写前后的小说，可以总结出汪曾祺在重写时拓展小说的场景空间、重现民间的日常生活及风俗氛围，实现了对民间生活空间的重构；对民间某些边缘小人物的情感态度变得更为宽和，由嘲讽、戏谑转变为同情、怜悯；发掘了民间的生命活力，展现出民间生命的韧性和自由自在的生命形态。汪曾祺民间立场的转变与他的个人经历和文化理想都有着深切的关联，这种转变驱使他旧作重写以实现对民间的文化重构。

关键词：汪曾祺，重写，民间立场

Abstract

"Rewriting" is an important phenomenon in Wang Zengqi's novels. He has rewritten his early works many times since the 1980s.Wang Zengqi's rewriting is not only a change of the novel content, but also a change of his emotion of folk culture, and this change in emotion is actually rooted in the adjustment of Wang Zengqi's own folk position.Compare the novel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writing,we can conclude that Wang Zengqi expanded the scene space of the novel, reproduced the daily life and custom atmosphere of the folk, and realiz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folk life space. Besides, his emotional attitude towards some marginal little people has become more lenient and changed from ridicule and banter to sympathy and compassion.What’s more, he discovered the vitality of folk life and showed the resilience and freedom of folk life.The change of Wang Zengqi's folk standpoint is deeply related to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cultural ideal,which drove him to rewrite his old writings to realize the reconstruction of folk culture.

Key words:Wang Zengqi, Rewriting, Folk Standpoint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对民间生活空间的重构 4

第一节 扩展场景空间 4

第二节 重现日常生活 6

第三节 营造风俗氛围 7

第二章 对民间边缘人物的情感转变 9

第一节 淡化人物弱点 9

第二节 强化身世背景 11

第三章 对民间生命活力的发掘 13

第一节 对生命韧性的赞赏 13

第二节 对自然人性的张扬 15

结论 18

参考文献 19

致 谢 21

绪 论

纵观汪曾祺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可以发现“重写”是汪曾祺晚年创作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金宏宇在《新文学的版本批评》中对“重写”的特点进行了概括，他认为：“重写往往是取材于早期的传统的典型、主题或故事，具有一种历时的联系，但重写又是独立的创作，区别于前文本或潜文本。重写可能是对其他作家作品的重写，也可以是重写作家自己的作品。”^[1]在二十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汪曾祺不但重写了古代文学的《聊斋》以及现代文学中的经典意象，也对自己的旧作进行了多次的重写，本文所研究的“重写”即是他对自己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的早期小说进行再创作这一行为。

近年来，研究汪曾祺的学者们也开始注意到了这一研究角度。杨红莉在其博士论文《民间生活的审美言说：汪曾祺小说文体论》的第四章第三节“汪曾祺‘改写’的文化重构意义”中提到了这一现象，并指出“他的‘改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行为，一种文化重构活动”^[2]；闫铭则在《汪曾祺小说创作中的重写、改写》一文中详细列出了汪曾祺的重写篇目表格，并按照改写的程度进行了分类。据其统计，汪曾祺的重写之作一共九篇，除《唐门三杰》是改写于1994年的《往事·非打叉》之外，其余八篇均是由40年代的早期创作改写而来。王瑜、原帅则针对其重写小说中的三个代表作《复仇》《庙与僧》和《异秉》进行了解读，指出“这三篇小说的重写象征着他小说创作的三次转型。”^[3]杨红莉的发现为探寻汪曾祺艺术观念的发展过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相关研究尚未对此进行深入的挖掘，研究成果尚不丰硕。本文受杨红莉提出的重写所体现的文化精神这一角度启发，拟对汪曾祺重写旧作这一行为背后折射的民间立场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在闫铭所总结出的九篇重写之作的基础上，笔者又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汪曾祺全集》作为底本，对作品内容和改写程度进行了进一步的分类。其中《复仇》的原作与重写之作均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属于汪曾祺的早期作品；《非往事·打叉》及改写后的《唐门三杰》均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蔡德惠》原属于散文而并非小说；《岁寒三友》的原稿——《最响的炮仗》未被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汪曾祺全集》收录。因本课题研究的中心在于通过对重写前后的小说进行对比来分析汪曾祺从40年代到80、90年代的民间立场的调整，因此笔者选择了重写之作中原作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重写于20世纪80、90年代，在内容上有较为明显的民间性倾向的的五篇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重写篇目见下表。

这几篇小说在取材上都具有较为浓郁的民间特征，对比重写前后的文本，能使我们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汪曾祺在四十年代和八十、九十年代不同的民间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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