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视角下城市大气污染治理中的政企互动关系——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

论文总字数：31080字

目 录

1绪论 5

1.1选题背景 6

1.2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6

1.2.1研究的目的 6

1.2.2研究的意义 6

1.3国内外研究综述 7

1.3.1国外研究综述 7

1.3.2国内研究综述 9

1.4研究的内容、思路及方法 10

1.4.1研究的内容与思路 11

1.4.2研究的方法 11

1.4.3研究的创新性 11

2政企互动模式与博弈论分析工具 12

2.1政企互动模式分析 12

2.1.1政府主导模式 12

2.1.2市场主导模式 14

2.1.3托拉斯主义——共同主导 14

2.1.4相互制衡的理想模式 15

2.2博弈论视角下大气污染治理政企互动模式分析 15

2.2.1博弈工具的建立 15

2.2.2大气污染治理过程中政企博弈的形成原因 15

2.2.3经典博弈模型阐述 16

2.2.4政企博弈模型 17

2.2.5大气污染治理中政企博弈模型设计 19

3南京市大气污染治理的政企互动关系分析 20

3.1南京市大气污染治理现状 20

3.2南京市企业案例分析 21

3.2.1扬子石化——企业主动过程中的政企互动模式 22

3.2.2南化集团——处于被动下的负和博弈 24

3.2.3巴斯夫南京有限公司——外资企业的创新互动模式 26

3.2.4案例对比分析 29

3.3南京市大气污染治理政企博弈困境的成因 29

3.3.1帕累托最优的难以达成 29

3.3.2各级政府的利益困境 30

3.3.3生态补偿机制的缺失 30

4完善城市大气污染治理政企互动关系的对策探讨 30

4.1基础——政府互动信息的传导 31

4.2协调——协调机制的建立 31

4.3架构——良好的组织机构 32

4.3.1合理的奖惩制度 32

4.3.2建立一定的企业会计方法 32

4.3.3建立健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备查制度 32

4.4保障——保障机制的建立 33

结语： 34

参考文献： 34

博弈论视角下城市大气污染治理中的政企互动关系——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

边燚

,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game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teractive mode of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in air pollution control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ir pollution in Nanjing, Jiangsu Provinc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government failure and the phenomenon of enterprise omission in air pollution control Based on the game theory, the establishment of air pollution control i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enterprise benign interaction model, and put forward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city in the air pollution control and manage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Key words: game theory; air pollution; 1绪论

1.1选题背景

“大气污染”作为近几年的新型词汇，不仅成为公众关注的重点话题，而且越来越成为影响公众出行、生活、甚至就业的因素，也越来越成为公众对政府满意度的评价因素。大气污染是高速城市化的产物。不可否认的是，在经济发展带来社会多方面进步的同时，环境问题也随之而来。2014年2月，习近平指出：应对大气污染、提高空气质量的首要任务是控制大气污染，要从严控车辆、提高管理、调整产能、依法整治、联防联控等角度采取举措，聚焦重点区域，严格实行指标考核，加强环境执法监督管理，认真实行责任追究^[1][¹]。2017年，李克强总理亲自将“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写入报告 。

南京市作为长三角特大城市，承载着地区发展的重任，并拥有扬子石化、金陵石化、南化集团等多家重化工企业，已有工业围城之势，工业污染自然不可忽视。加之城市发展迅速，汽车尾气排放、建筑扬尘、餐饮等行业也会成为大气污染源。作为老牌重工业城市，承担着重化工业生产任务，其中根据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南京市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²]，自2012年至2016年，南京市第二产业占全行业比重分别为44%，42.9%，41.1%，40.3%和39.2%。尽管有逐年下降的趋势，工业构成比例仍不小。由此可以明显看出，南京作为一个集重工业、轻工业、服务业等于一身的大型城市，其大气污染的工业贡献率仍占据主要地位，由此可见南京市大气污染治理中重化工企业参与程度对大气污染治理的重要影响。因此，政企关系在南京市大气污染治理中的重要性。

如果不对大气污染加以重视，不仅会造成城市居民宜居度降低和身体健康造成危害，更会影响到公众对政府满意度与合法性认同，在治理失灵的情况下，公众会对政府的执行力与公信力产生质疑，势必影响公众认同感。因此大气污染治理势必会成为热点话题。南京市又作为工业比重较大的城市，在大气污染治理中具有特殊性。因此特别要求在大气污染治理过程中探索与之相应的治理新模式。

1.2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2.1研究的目的

大气污染的产生具有多重原因，因此在治理过程中也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协同增效。传统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大气污染治理模式难以推动政府与企业间的良性互动，进而无法使企业在大气污染治理中处于主动地位，因此难以提高其参与意识与参与能力。本论文借以南京市大气污染特点及现状，通过对于多家企业的调查分析，以得出在当前情况下南京市大气污染治理新模式的新探索。并且根据博弈论的原理，探究在大气污染治理过程中政府与企业的互动关系，以此探讨出适合南京模式的大气污染治理模型。

1.2.2研究的意义

南京市作为长三角的特大城市，其环境问题不仅关系着827万常住人口的生存权利问题，也关系着整个长三角经济带的永续发展问题。因此大气污染治理显得尤为重要。而如何建立大气污染治理的南京模式则是重中之重。本论文力图通过多角度研究南京市治理新模式，希望借此探索出工业城市大气污染治理的新路径，也对于政企互动模式下的大气污染治理有借鉴意义。

1.3国内外研究综述

1.3.1国外研究综述

（一）关于政企互动相关理论的研究

古典自由主义的发展在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同时，暴露出了自身固有的缺陷，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生产过剩性的危机）频发，当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这种危机影响范围和程度急剧扩大，直到1929年的经济危机到达顶点。这时资产积极思想家和政治家认识到继续依赖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并不能真正化解危机摆脱困境，此谓市场失灵。在这一阶段的政企互动关系多是政府放任的政策，企业在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

凯恩斯主张用“看得见的手”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3][3]，由此开启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先河，后来随着福利国家模式的流行，政府真正迎来了扩权的时代。政府对市场进行大范围的干涉，此时的政企关系以政府对市场的调控以及行政手段操纵为主。

到了60、7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了战后短暂的发展的黄金时代，又陷入到经济滞胀的困局。此时，人们开始反思凯恩斯主义，以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传承了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理念，此谓新古典自由主义^[4]，同时期还有布坎南和图洛克的公共选择理论，都在质疑政府扩权的合理性，此谓政府失灵。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如果政府也失灵了怎么办？在撒切尔和里根进行新保守主义的改革的同时，奥斯本和盖布勒基于早期城市经理人的职业实践和经验提出了在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引入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以克服由政府垄断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低效率状况^[5]，由此开启了政企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的合作模式，政企互动于是有了广泛的需求，政企互动也渐渐发展开来。

福利国家模式的深入开展提供了政府扩权的契机，政府扩权不但侵害到了社会自治的机能而且政府在应对日益复杂的需求面前显得力不从心，甚至公共选择理论揭示出了政府本身也成为一个问题。政府机构膨胀而公共服务与产品供给效率却低下，公众对政府管理的满意度下降等问题使得重塑公共部门的吁求势在必行。它们对于化解自身困境的思路与做法一定程度上能够为解决我国当下公共管理中面临的相似困境提供启发和经验。面临公共管理中的困境，以奥斯本的企业家政府理论为核心的新公共管理思想成为突破困境的指导思想，新公共管理思想主张用企业管理的思维和方法重塑公共部门，同时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中引入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强调公共部门和市场主体的合作。以新公共管理理论为指导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在提高公共服务供给和官僚机构运转的效率方面收获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公共部门毕竟不同于私营部门，以“新管理主义”为导向的社会治理模式变革忽视了政府部门的公共性。正如新公共服务理论代表人物罗伯特·登哈特^[4][6]所说，当政府急于“掌舵”（制定政策）时，忘记了是谁拥有这条船。

伴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在对以“新管理主义”为导向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质疑中，20世纪末，西方学者着重从多元治理入手，强调多元治理和社会自治，政府不断向社会授权，政企关系也因此向企业方倾斜，政治权力不断弱化，并且强调政治权威的去除，对于政府的要求也从最初的“掌舵”变为寻求政企合作以推动社会协调发展。在此背景下，政企关系也面临着新的契机，新型政企关系也不断发展。

（二）国外大气污染治理问题的研究

大气污染作为城市工业化的产物，在国外发达城市也早有呈现，他们也是经历了诸多探索才逐渐改变大气污染污染现状。首先，在最初的政企互动关系中，政府致力于颁布严苛的环境法来控制排放。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雾都伦敦。19世纪初伦敦最为率先进行发展的城市，其工厂排放的废气废水造成了严重的大气污染。在1956年英国环境保护部门颁布了世界第一部关于治理大气污染的法律：《清洁空气法》，目的是控制煤炭的使用量以达到环保的目的。 该法案严格控制烟囱数量，在城市禁止设立电厂，给予违法企业以严厉处罚，并且实现城市居民天然气供应，实现集中供暖等等。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是美国洛杉矶。1955年，美国政府通过了 《空气污染防治法》。第一次赋予环保机构多项权力，其中包括，立法权、处罚权与执行的权力，并通过强制执行、进行技术的改进与加大监督力度等手段推动环保工作的进行。 又例如，加利佛尼亚州制定并通过的《大气质量监管计划》，首次提出运用推动全民参与污染治理、信息公开方式、设立排污许可证方式推进节能减排。在1990 年，美国政府又推动并通过了酸雨控制计划，制定了《清洁大气修正法案》，有力的降低了臭氧造成的污染。这在当时甚至是今天都是极具创新性的。

其次，除了强制性的限制之外，政府也通过提高硬件设施、增加城市绿化来改善治理外部环境。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日本。日本在2000年开始就强制汽车加装尾气处理装置，并且要求出租车全部使用天然气。在绿化方面也是十分出色，其要求楼顶绿化必须高于楼房面积的20%，这也使日本的绿化面积大大增加。另外一个十分闻名的当属鲁尔工业区。德国通过了数百项“空气清洁与行动计划”^[8]。主要是通过限制排放与技术进步来实现的。在限制排放方面如车辆限行，工厂限制排放等。甚至在许多地方甚至设置车辆禁止入内的地区，只允许公共交通工具进入。 另一种是通过技术方法减少排放。 例如安装颗粒净化装置，促进新能源开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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