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总字数:17192字
目 录
1 绪论 1
1.1研究背景 1
1.2研究意义 1
1.3研究思路 2
1.4研究方法 2
2 国内外研究回顾 2
2.1研究兴起背景 2
2.2国外研究现状 2
2.3国内研究现状 3
2.4研究述评 3
3 公共质询机制——基于维多利亚火灾的案例分析 3
3.1案例背景 3
3.2公共质询的对象 4
3.3公共质询的范围 4
3.4公共质询的过程 4
3.5公共质询的原则 5
4 公共质询机制的经验借鉴 6
4.1事故调查机制 6
4.2事故调查机制:以天津港爆炸为例 6
4.3事故调查机制与公共质询机制的比较分析 7
4.4公共质询机制的思考与借鉴 7
5 研究结论 9
参考文献 9
致谢 11
西方政府危机学习的经验与借鉴
——基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火的案例研究
陈中荣
,china
Abstract:The major events and crises occurring frequently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not only brought serious losses to the governments and people of all countries, but also put forward more challenges to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of various governments since the new century .Therefore, improving the government's crisis learning ability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government to effectively cope with all kinds of complex situations and uncertainties. The crisis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post disaster change, but the realization of this change depend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post disaster learning, how to cope with experience learning after a major crisis is crucial for governments. This paper, taking the inquiries and investigation activities of the Royal Committee after the Vitoria fire in Australia as a case, analyzes the object, scope, inquiry process and relevant principles of the Royal Commission's inquiries, and makes a contrast to the relevant problems in the heavy accident investigation of the Tianjin port explosion in China.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mechanism of accident investigation in China is still unsatisfied in terms of promoting crisis learning. Based on the effective experience of the public inquiry mechanism of the western government, we need to further improve accident investigation mechanism in four aspects .
Key words:Crisis learning;Victorian bushfires;Public inquiry mechanism;Reference
第一章 绪论
1.1研究背景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各类重大危机不断发生,如我国的汶川地震、西藏“3·14”事件、三鹿奶粉事件、南方特大雪灾,南方干旱;国际上的“9·11”事件、全球金融危机、印度洋大海啸、欧债危机等重大危机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对国家和人民都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
危机本身具有重要的学习价值。研究者认为危机为灾后变革提供了宝贵契机。但是这种变革能否实现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灾后经验学习的开展和具体实施。因此各国政府究竟如何在重大危机之后开展经验学习成为关键。实践中,制度化的学习机制在一些部门实践中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例如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其职责是在重大交通事故后开展调查并发布报告,它将危机后的调查引向灾难引起的原因,同时带有鲜明的吸取经验教训以防止类似灾难再次发生的目的。
与事故调查这种机制紧密相关的另一种学习机制,公开质询或者灾后质询(Post-event Inquire/Public Inquiry)在英国出现由来已久[1-2],并多次在重大危机后得到采用。除了英国之外,爱尔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等英美法系国家中在一些重大危机或社会问题之后,常常也启动质询机制,对事件展开调查。这种质询种类多样,早在1996年前后英国疯牛病(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即BSE)爆发时,英国农业、渔业和食品管理部就开展了一项为期三年的公共质询。而最近在美国,围绕着Facebook信息泄露事件,美国国会也展开了多轮质询。
在澳大利亚,公共质询有三种模式,即“皇家委员会、官方质询和行政质询”(Pascoe,2010)[3]。皇家委员会是调查现任政府的重要工具,近些年有降低使用频率趋势,并且更多运用于腐败和弊政调查,或重大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皇家委员会成立往往适用于最严重事件,并且也最能够吸引媒体和民众关注。本文主要以2009年年初发生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一次森林大火为对象,分析大火后皇家委员会展开的公共质询过程及结果,试图通过典型案例分析以及比较借鉴,提出公共质询机制有利于促进危机经验的学习和运用,借以分析西方危机学习机制的有效经验及对我国政府开展危机学习的启示。
1.2研究意义
危机学习能够有效的预防相似的危机再次发生或是尽可能地减少类似危机所带来的危害。当前社会背景下,各类公共危机事件频发发生,为了有效预防相似危机的重复出现、类似事件响应失灵的反复发生,有必要提高当前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从危机中学习的能力。本文以维多利亚大火灾事件为例分析西方政府公共质询机制对我国政府危机学习的积极意义,为我国的危机学习提供新的思路及建议,因此选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第一,从公共质询机制的角度去研究危机学习,分析公共质询机制对危机学习的促进作用。第二,为国内危机学习提供新的思路及视角。随着政府对危机管理的不断重视,国内逐渐也开始有学者对危机学习进行研究,但研究方向大多偏向于理论性研究并未结合具体事例来进行研究,而本文以案例分析的方法对公共质询机制这样一种危机学习方式进行研究,根据具体案例中政府所展现的具体行动进行分析研究,从而为国内的危机学习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视角。
本文的现实意义在于:第一,有利于揭示当前政府危机学习中存在的问题。目前我国政府危机学习大多聚焦于事故调查和事故调查机制,过多的重视问责而忽视了经验的学习,但是事故调查并不等同于危机学习,事故调查侧重于经验的总结,对于经验的传播、共享、存储等方面却没有提及,这是我国危机学习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第二,有利于中国借鉴西方政府危机学习的经验,为我国政府危机学习提供参考。本文以维多利亚大火灾事件为例分析公共质询机制对政府危机学习的积极意义,为我国的危机学习提供新的思路及建议。
1.3研究思路
本文以维多利达大火灾后皇家委员会的调查和质询过程为例展开论述,通过分析维多利达大火灾后皇家委员会所进行的一系列行动,分析皇家委员会质询活动的对象、范围、质询过程及有关原则等问题,结合我国政府在天津港爆炸这一重特大事故调查中的相关问题对比,揭示我国事故调查机制在促进政府危机学习并提高危机应对能力等方面作用仍存在的问题。
1.4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文献研究、案例分析和比较研究。
文献研究法主要指搜集、鉴别、整理文献,并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形成对事实的科学认识的方法。本文参考了关于维多利亚大火公共质询机制的文献,借鉴了其他作者关于公共质询机制的一些看法来充实文章。
案例分析法也称为“个案研究法”,是指对某一个体、某一群体或某一组织在较长时间里连续进行调查,从而研究其行为发展变化的全过程。本文中分析的对象是维多利亚大火案例中的质询过程。
比较研究法主要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有联系的事物进行分析比较,寻找其异同,探求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方法。本文要对比对象为澳大利亚皇家委员会的公共质询机制和我国的事故调查机制,从而探寻我国事故调查机制的不足以及公共质询机制对我国事故调查机制的借鉴作用。
第二章 国内外研究回顾
2.1研究兴起背景
危机学习是危机管理重要环节,它是指从过去已经发生的危机中总结经验教训,并运用于未来的危机应对,以实现有效预防相似危机再次发生的目的。早在上世纪90年代,国外学者就开始研究危机学习,研究者Stern(1997)从政府学习的角度进行阐述,进而引出危机学习的概念[4]。在此之后陆续有学者开始研究这一领域,特别是随着近些年各类公共危机事件的不断发生,危机学习逐渐被国内外学者们所重视。
2.2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危机学习的研究起步较早,早在自20世纪90年代起,组织如何从危机中学习以提高危机应对能力的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Carroll,J.S.&Hatakenaka,2001; Simon,L.&Pauchant,T.C.,2000)[5-6],其目的在于如何让公共部门从危机中学习经验以提高政府危机管理的能力。初期研究者Stern(1997)从政府学习的角度进行阐述,进而引出危机学习的概念。近期研究者Borell和Eriksson(2013)通过建立危机学习理论模型来进行对危机学习的研究,通过对框架参数的设置,来模拟危机发生的过程,然后进行思考学习,以期达到对危机应急能力的提升,属于典型的危机前学习。[7]Elena,Foluso,Paul D(2012)等认为公共部门通过after action reports(AARs)可以在过去的经验中学习,从而减少可避免的死亡以及降低危机灾害带来的伤害。他们选择了作为数据来源的“经验教训信息共享(LLIS.gov)”系统,来为自己的观点论证,筛选了各州和地方公共卫生机构针对不同类型的事件所报告的经常性危机事件,进而去论证系统学习的局限性。[8]
2.3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目前以危机学习为直接研究对象的文献较少,初期研究大多是从相关领域切入,进而引出危机学习重要性或积极意义等,如马丹妮(2010)则是从危机发生前、中、后的各个阶段来进行阐述,旨在对危机学习的过程进行研究,认为危机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危机学习的进行需要公共部门建立起长效的学习机制来支持,以保障危机学习能够形成一个动态持续的系统。[9]
或者是对公共部门应对危机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在此基础上对危机预警、危机处理和危机善后的过程进行提高,力求最大化地减少危机造成的损失,如吴颢(2011)提出利用组织团队学习来化解危机复杂性的困境,将混乱繁杂的危机信息转换为危机情景知识,通过组织学习的方式来强化组织应对危机的适应能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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