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总字数：43027字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得到长足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伴随着经济增长，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开始凸显。近些年来，我国产能过剩问题愈加严重，产能过剩问题开始从传统行业渐渐向新兴行业扩散，产能利用率也一路走低。想要彻底的解决某一问题，就需要详细而细致的研究其产生的根本性原因。2013年中国政府出台的《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中就详细的总结了造成产能过剩的原因，不可否认，造成产能过剩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府政策的制定不当。

为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政府先后出台政策对其进行化解，然而效果却不尽如人意。2015年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利用供给侧改革化解产能过剩问题，并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改革的重点。我国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的即通过改革使我国的供给体系趋于高效率和高质量，通过去产能以避免产能过剩。为最大化有效供给侧改革，研究制度质量与产能利用水平至关重要。

由于产能过剩问题的严重性，国内外诸多学者都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目前关于产能利用的研究主要关注点位于价格因素、市场结构，生产灵活性，可变投资因素所产生的价格周期性变化和宏观经济波动等诸多方面。同时其研究的范围主要局限在某一行业，很少研究地区性的产能过剩问题。同时关于制度质量的研究大多侧重技术创新和国际贸易等方面。针对产能过剩与制度质量之间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理论分析层面，较少进行实证方面的研究。

本文通过利用2008-2014年的面板数据对制度质量和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两者之间的具体相互关系，即何等程度的制度质量使得产能利用率最大化，并从各个角度对当下进行的供给侧改革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减轻当前产能过剩的局面。

关键词：产能过剩 产能利用率 制度质量 供给侧改革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world economy. However, with the economic growth, China's excess capacity problems began to highligh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overcapacity problem is more serious, overcapacity began to gradually spread from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es to emerging industries, capacity utilization is also lower all the way. As an important way to resolve excess capacity, is to study the cause of excess capacity is what is the reason. In 2013,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romulgated the "Opinions on Resolving Serious Excessive Contradictions", which summed up the causes of overcapacity in detail. It is undeniable that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e problem of overcapacity is the improper development of government policie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excess capacity, Chinese government has published a lot of policies to resolve it, but the effect is not satisfactory. In 2015, National President Xi Jinping presided over the eleventh meeting of the Central Financial Leading Group, proposed the use of supply side reform to resolve the problem of excess capacity, and pointed out that decreasing production capacity, reducing inventory, declining leverage, cost reduction, and supplement shortcoming are as the focus of this reform. China's efforts to strengthen the supply side of the structural reform, the purpose of reform through the country's supply system tends to high efficiency and high quality, through the production capacity to avoid excess capacity.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 effective supply side of the reform, research system quality and capacity utilization level is essential.

Due to the seriousness of the problem of overcapacity, many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carried on the thorough analysis to this question. At present, the main focus of research on capacity utilization is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price factors, market structure, production flexibility, variable price changes caused by variable investment factors and macroeconomic fluctua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 scope of its research is mainly confined to a certain industry, rarely study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vercapacity. At the same time, most of the research on the quality of the system focuses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Most of the researches on the overcapacity and the quality of the system focus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less empirical research.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use of panel data from 2008 to 201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capacity utilization is analyzed empirically, and the specif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obtained. The system quality is maximized, And from all angles on the current supply side of the reform put forward practical recommendations to reduc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xcess capacity.

Key words; Overcapacity Capacity Utilization System Quality Supply Side Reform

1 绪论

1.1研究背景

自供给侧改革提出以来，该词已经成为国家领导讲话中出现的高频词。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在会议中数次强调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性，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促进供给侧改革的落实，从而帮助经济平稳转型。在2016年3月2日至16日两会期间，供给侧改革也是两会的讨论热点之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

自2007年以来，国民经济增速急速下降，且临着经济转型这一难题，政府通过加大需求对经济进行刺激，然而效果甚微。需求不足仅仅是经济发展迟缓的表面现象，加大需求只能从表面缓解问题，供给与需求不相匹配才是解决该问题的核心要点，因而供给侧改革的提出正是符合了这一是指。然而早在20 世纪70-80 年代，为缓解经济停滞的局面，欧美等国也先后通过多种经济手段与政策，试图帮助国家走出经济衰退的泥沼。基于此，为避免经济潜在增速的大幅度下滑，促使经济回暖升温，中国提出了更加注重经济结构的优化的“供给侧改革”。因此作为全面改革中的“精准改革”，供给侧改革,是符合和引导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的重大举措，是帮助中国度过经济转型时期的关键环节。关于能源问题的解决，也是供给侧改革中重要的一环。提出切实可行，符合国情的制度只会使得化解产能过剩问题事半功倍，避免收效甚微的局面。

图1 2001-3016年中国GDP增长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针对能源利用问题，供给侧改革提出要降低产能，减少不必要的库存，避免盲目投资与扩张的要求。由于我国以工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工业中的众多行业，如煤炭、钢铁、平板玻璃等行业都是产能过剩问题出现的高发行业，因此我们不可否认能源部门供需侧的改革十分紧迫。基于此，为帮助中国平稳度过经济转型时期，成功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有效缓解产能利用水平过低的问题，对于供给侧改革的实施，显得十分重要。如何实施供给侧改革， 从而最大化其实行效果，对于我国当下局面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因此，本文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提出关于产能利用率与制度质量的研究，试图对供给侧改革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1.2研究意义

产能利用率的测算已被广泛用于帮助解释关于投资利率,劳动生产率和通货膨胀的变化。由于目前没有准确的官方规定对于产能过剩程度的衡量，一般研究均是利用产能利用率进行测算和分析研究。我国整体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一般在79%左右上下波动，目前看来，其仍处于一般规定的正常标准之内。但是如果将目光放置在工业行业，特别是重工业与能源行业，可以发现产能过剩问题是相对严重，部分行业已经处在岌岌可危的局面之中。因此为有效分析我国各地区的产能利用状况，本文将从产能利用率入手，通过供给侧改革的视角进行分析，研究供给侧改革的成效。然而由于目前关于产能利用率的研究多集中于技术创新或单一某一产业的实证分析，这样虽然具有针对性，却忽略了从大局出发考量的宏观性。

除此之外。制度因素历来被认为对经济生产活动有重要影响，近年来关于此的研究热度居高不下,关于产能这一方面的实证分析研究也层出不穷。一直以来，不少学者都认为制度质量高，政府行为得当的地区，其政治局面更为稳定，市场经济体制相对完善。宏观经济发展局势相对平稳，其对与改革或是政策的实施，效果也更为显著。基于此，研究制度质量对于促进供给侧改革落实，提升显著效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言而喻。目前经济学家对于制度因素的研究大多与国际贸易、投资等方面结合，或是与宏观经济的发展进行结合。而将制度因素与产能过剩问题进行联系，目前关于两者结合起来的研究还相对较少，但我们也可以预测到制度质量对产能利用率的潜在影响。制度质量的高低是与产能过剩现状的严峻程度所划等号的，作为产能过剩的直观衡量指标，产能利用率的高低与制度质量的高低密不可分。

根据上述分析，从供给侧改革的视角对制度质量和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是符合当前经济新常态的发展形势的研究分析，且与经济转型密切相关。不得否认，想要有效的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还需从制度角度入手进行改革。产能过剩问题已经困扰我国多年，供给侧改革的提出也确实使这一问题的解决出现曙光。本课题的研究内容与当前社会现状密不可分，并希望能为产能利用问题提供一些思路。

1.3研究内容和框架

本文选取2008年--2014年各省经济产能利用率及市场化指数等面板数据，结合计量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理论知识，通过建立模型对我国地方制度质量与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本文框架结构如下：

第一章，绪论：阐述本文研究的背景及意义，指出该课题研究，即如何利用高质量制度对产能过剩问题进行化解急迫性，列举本文研究的创新点和难点。

第二章，文献综述：评述国内外现有的产能利用率的测量方法及对产能利用率、制度质量和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及实证研究。

第三章，对目前产能过剩的严峻形势进行描述,即亟待解决问题的紧迫性，包括我国产能利用率及制度质量的现状，及制度质量对产能过剩的作用机制。

第四章，对模型建立的变量进行描述刻画，测算我国各地区产能利用率并选取合适的指标对制度质量进行准确的测度，分析制度质量对经济社会，产能过剩问题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

第五章，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通过上一章的计量分析结果得出结论，并对结论产生的可能原因进行探讨。并基于结论的分析，给出恰当可行的政策建议。

图2 技术路线图

1.4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分析整理前人关于该类问题的研究，吸取其经验教训，并从中选择最为适合本文研究课题的研究方法，作为参考借鉴。同时对测算产能利用率的文献进行着重整理，并归纳各类文献关于制度质量的衡量刻画，作为本文实证分析部分的数据收集的基础，主要在第二、四章。

（2）计量分析法，利用所学计量知识，构建关于制度质量及产能利用率之间相互关系的模型。主要应用工业增加值与固定资本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作为测度产能利用率的主要方法,并测度2008-2014年中国各省各行业的产能利用率,最后利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2008-2014年间我国各省市市场化指数与产能利用率之间的相关性，主要在文章中的第五、六章。

（3）理论联系实际，在研究制度质量与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关系时，需要密切去现实相结合，避免分析的假大空出现。同时，我国各地正在加紧供给侧改革的实施，本文从供给侧角度分析问题，需密切关注事实动向，从而做到分析言之有理，言之有物，提高本文所提政策建议的可行性，主要集中在第三章和第六章。

1.5研究的创新点和难点

1.5.1创新点

虽然目前我国对于产能过剩问题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大多将研究方向和视角放置在不同行业的层面，较少有研究从各省份与地区出发。与此同时，关于政府行为与产能利用的研究，大多是从理论层面进行，或多或少与制度经济学相结合。本文关于制度质量与产能利用率的研究，一方面进行计量模型研究，增加分析的准确性，提高研究的精确度；另一方面与政治经济学结合，为本文进行的阐述打下理论基础。同时处于对结论可行性的研究，本文将会从供给侧改革的视角出发，将研究结论与其进行结合，增加建议的可行性与实效性。

1.5.2难点

本文的研究重点和要点主要是对制度质量高低与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关系进行理论阐述与计量模型检验，并从供给侧改革层面进行分析，做到与实际紧密结合。如何构建制度质量与产能利用率的经济学模型则是最关键之处；在实证分析方面，由于制度质量没有统一规定的指标对其进行衡量，如何选择变量对其进行精准的刻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拟选择市场化指数对其进行刻画。同时因为涉及到的行业和地区较多，数据的搜集过程会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同时由于产能利用率需要通过自己测算得出，为使测算结果令人信服，需要同时进行方法研究及理论计算，增加了研究的困难程度。

1.6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梳理了关于本文研究的重点以及方向，指出了该课题研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同时也大致罗列了本文的结构和框架。同时，本章节也着重点出了本文研究的创新点及存在的部分困难之处，作为本文后续的梳理及分析说明的基础。通过本章对本文的分析方法的阐述，有效提升后续理论分析及实证分析的准确性。

2 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质的飞跃。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我国工业行业的发展也十分迅猛，成为我个经济增长中的重要角色。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产能过剩开始逐渐成为困扰我国工业发展的一大障碍，并长期占据着国内外研究的热门，政府也先后颁布不少政策对其进行化解。2013年中共中央出台了《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作为整治产能过剩的指导纲要，该文献分析并提出了造成我国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自产能过剩问题出现以来，我国就该问题也出台不少政策进行化解，然而效果却不尽如人意。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过去的治理没有正视导致产能过剩的制度诱因，出台的政策对导致产能过剩的最直接成因没有针对性。我国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期解决由产能过剩所引起的经济下行问题。基于此，本文就目前关于产能利用率、制度质量及供给侧改革的研究成果进行概况总结。

2.1关于产能利用率研究的文献综述

关于生产可能产生的空闲和生产能力的盈余，这是一个国家及众多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关心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分分别从多方面对产能利用率进行研究，分析出现在各个层面的产能过剩问题，试图对企业、行业乃至宏观经济的生产能力度量提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和准确的方法，并为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提出一个具体有效的解决思路。作为衡量产能过剩水平高低的有限指标，产能利用率的研究往往与其紧密结合，现对目前行业对产能利用率的研究进行整理归纳如下。

2.1.1国内研究现状

关于产能过剩的衡量标准，一般是以产能利用率间接计算和评估其规模大小，目前也已经形成体系。由于宏观经济的波动变化也会对行业或企业的产能利用水平产生影响，因而有不少研究将侧重点放在这一方面。同时由于我国工业行业相对产能过剩问题较为突出，为了便与研究，产能利用率的测算大多集中在整体工业这一层面上，但也不乏针对钢铁等具体行业的研究。对于产能利用率的定量测算，王维国和袁捷敏（2012）建立了估算模型，通过对模型的计量研究计算得到1952至2008年的我国产能利用率数据，并对测算而得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我国历年来产能过剩问题的发展历程。

赵颖（2011）的通过对比不同的产能利用率测算方法，从中选择边界生产函数作为其估计数据的主要方法。该文献研究的视角放在了产能过剩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同时研究行业只放在某一单个行业，这样对研究行业更具有针对性。王磊（2012）采用的估测产能利用率的方法与前者不同，他主要通过利用非参数方法即数据包络分析（DEA）法得出各省市数据。其研究的方向主要是剖析了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与各省市工业产能利用水平之间的关系。由于其研究结果主要基于对各地区的比较，因此对于我国东中西部各提出不同的建议。这两者的研究主要与宏观经济的变化相结合，同时也研究与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视角比较相似。

然而由于目前官方没有公布官方的产能利用率指标，因而当前对该行业研究的一个难点就是如何对其进行测算。经过历年来学者对产能利用率的研究，测算方法繁多，不同方法的准确性与难易程度也各不相同。因此，梁泳梅等（2014）的研究主要是归纳总结了历年来我国研究中用于测算产能利用率的各类方法，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其研究将估算方法大致分为三类，并对其利弊进行了详细的枚举。除此之外，该文献还通过比较得出最为适合我国国情的产能利用率测算方法，为后来关于该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思路。

何蕾（2015）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了产能利用率变化与经济周期波动和投资率之间的相互关系上，其研究中准确的分析了我国当前产能过剩中的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的区别，并准确指出化解产能过剩中市场和政府应承担的责任。董敏杰等（2015）的研究关注与设备覆盖率与技术高低这两者，并研究分析其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但是其得出研究结论却与政府密切相关，由于设备覆盖程度及技术提升，很难单靠单个企业进行改善，因此他认为政府行为与产能利用水平之间有相反的作用关系。

单丹（2014）的研究视角放在了地方政府与产能过剩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上，并通过基于政府的行为提出了改进意见。他的研究认为，对产能过剩造成不良影响的，是地方政府之间的不当竞争。其研究的视角十分新颖，与政府行为相结合的研究目前还十分少见。主要是鞠蕾等（2016）从供给侧角度对产能过剩问题进行分析，并得出如何利用供给侧改制治理要素价格扭曲和资源配置不当这两大问题。该文献的研究将重点放在造成产能过剩问题出现的一直重要成因，即要素市场的扭曲。同时，为研究影响程度，鞠蕾等通过建立对产能利用率与其的模型进行分析。

2.1.2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产能利用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与经济周期波动相关

早期对产能利用率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与影响经济周期的因素相结合方面。虽然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注意到与商业周期的关系，但较少利用动态一般均衡框架对产能利用率进行明确分析。根据历来文献研究可以发现，产能利用率可以大大放大商业周期冲击，因为它提供了额外的余地来调整产出水平。Berndt等（1988）的研究侧重于对现有经济概念及定理的应用，其在根据公司经济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对产能利用率的概念进行复审，并对当时的测算方法进行改进。该文献将产能利用率、投资和平均劳动生产率及市场价格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这主要是由于研究者认为当时的能源价格波动会对测算的准确性产生影响。

Yi Wen（1998）的研究则将产能利用率与规模效应相结合，利用Benhabib-Farmer模型作为实际业务周期波动的潜在账户，并与弹性效应和产能利用率相结合。由于实证分析已经表明，忽视产能利用率将降低衡量均衡资本的产出弹性，并增加了衡量均衡劳动力的产出弹性。该文献的研究表明，在明确考虑到产能利用率的影响这一情况下，多个均衡和内生周期更容易发生，且足够轻微地提高规模收益，使总体劳动力需求曲线保持向下倾斜。

Jong-Kun Lee（1995）则对短期产能利用率进行了绩效分析，即通过所提出的原始和双重产能利用率的参数估计，进行比较分析。其提出的估算经济绩效的若干措施，对经济规模，生产率和产能利用率方面是非常实用的。同时提出替代产能利用率措施的参数估计，包括内生资本利用率，可以有效地评估其短期内产能利用率的比较性能。

Planas等（2011）研究了全要素生产率与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关系。其认为在生产函数方法中，准确的产出差距评估需要仔细评估全要素生产率周期。通过建立一个将全要素生产率与产能利用率挂钩的常用周期模型，得出预扩张的欧盟国家使用关于产能利用率的信息降低了总体估计误差和实时估计与单变量分解相比的并发总要素生产率周期的修订这一结论。

Auernheimer和Trupkin（2013）检验了关于存货与产能利用率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通过使用关于美国周期性存货和产能利用率测算的新方法。由于存货可以视为以某种方式作为衡量资本的替代形式，所以该文献研究的实质是资本与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关系。通过建立关于产能利用率、生产率和存货数量的模型，研究了技术和需求对存货和产能利用率的影响。

Savagar和Dixon（2016）认为企业进入通过对现有的能力利用率的影响来引发宏观经济生产力的内生波动。根据其分析表明，不完全竞争导致长期超额进入，导致许多小公司，每个小企业的产能过剩。由于进入缓慢，宏观经济冲击最初由这些在职人员承担，他们通过改变其产能利用率作出回应。由于它们因不定期的收益率而使利用效率发生变化，因此总体上将影响经济的生产力。

（2）与具体行业研究相关

近些年来，关于产能利用率的研究，大多将关注中心放在某一具体行业。如Escobari和Lee（2012）关于航空公司的需求不确定性与产能利用率的研究。其提出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用于预测较低的需求实现与更高的需求波动性相关联，即实证工作重点是测试关于需求不确定性与产能利用之间联系的理论预测。通过运用GARCH框架进行估计，同时其结果强烈支持这一预测，该框架可以汇集不同航班和各种出发日期的容量利用率的唯一数据。 意外需求标准差的一个单位增加将产能利用率下降了21个百分点。

Baldwin等（2013）基于加拿大制造业对产能利用率，生产率和出口增长的研究。该文献通过提出了一种分解方法，深入探讨聚合生产力增长的两个微观组成部分，从而检验劳动力和多因素生产率的增长大幅放缓的原因。研究发现总体劳动力和多因素生产率增长放缓的原因是由于产能利用率产生的生产力增长的前期性质，而几乎所有总体生产力增长放缓都是由出口商驱动的。

Horrace和Schnier（2014）针对渔业管理与产能过剩的研究。由于产能过剩被认为是过度捕捞的主要原因之一（1998年粮食及农业组织），估计渔船的生产能力和能力利用已成为一项重要的政策举措。该文献利用潜在产出和产能利用率的测算来解决渔业管理者风险行为的差异。并得出选择技术可以用于指导关注船只回购或输入限制以管理自然资源的政策这一结论。

Yu等（2016）研究并评估实际和全球航空运营商长期最低成本之间的产能利用率和成本差距。通过根据2010年全球十三家低成本运营商的数据，采用面向投入的数据包络分析模型来估算实际和全球长期最低成本之间的物理容量利用率和成本差距。得出一半以上的低成本运营商应提高产能利用率，所有低成本运营商都应提高市场效率，降低成本这一结论。在十三个低成本运营商中，三个要提高技术效率，四个要重新分配可变投入的组合，十三个应该为所有可变投入支付较低的价格，十个应该提高固定因素的利用率。

2.2关于制度质量研究的文献综述

目前已有研究证实制度质量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恰当的政策法规确实会稳定市场环境，为经济运行营造良好且平稳的环境。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经历着制度转型和其带来的影响。不可否认改革开展对我国经济和市场体制的深刻影响，因而在当前经济再次转型时期，如何进行切合实际且效果斐然的改革和政策变动十分重要。研究制度对剖析我国产能过剩问题出现的根本性原因及其运行机制，可以有效的帮助化解这一问题，同时为未来经济的发展提供借鉴。因此关于制度质量的研究，本文归纳如下：

2.2.1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制度质量的研究，大多与出口、分工和制造业结合。如谢孟军（2013）利用引力模型研究制度质量和我国出口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该研究得出制度质量的完善程度的确会对我国的出口贸易区位选择产生影响，并对其进行归类整理分析。在这篇文献中，由于其研究的方面与国际相关，因此其选择的制度质量指标大而广，但是对本文的研究参考借鉴意义较小。

戴翔和郑岚（2015）的研究方向针对于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分别对制度质量与其的相互影响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OLS 法和TSLS 法被用于分析23年的面板数据。其主要采用了固定效应计量分析方法研究静态数据和系统GMM 法分析动态数据。其研究中选择利用司法及产权保护的制度质量作为衡量标准，同时选择了各类要素禀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研究结论也正如我们所预期的，呈现正向相关关系。

杨飞（2013）的研究视角放在了技术创新程度方面。在实证研究中其使用了2SLS 法，得出制度质量与制造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作为制度质量的替代变量，杨飞选择了樊纲等人测度的市场化指数及其子指标，这一指标十分适用于某一地区或国家的政策适用度。同时市场化指数的选取与本文研究所使用的相类似，具有一定的参考建议，但由于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因此所选择的子指标有所出入。

关于制度与产能过剩的研究较少，关于此类的研究大多以理论分析为主，包括与各类时政要闻或经济原理结合，或是将研究集中在政策的某一方面进行分析。如程俊杰（2014）认为产业政策是导致我国转型时期产能过剩产生的重要因素，并利用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产业政策与产能利用率呈现负相关，。其研究的主要政策工具包括税收、贸易保护、创新补贴和政府补贴这四个方面。

卢现祥（2014）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思考产能过剩的问题。在他的研究中，将产能过剩问题分为一般和特殊两种，并分别对此进行了比较分析。特殊性的产能过剩问题正是由于我国目前经济体制与处在转型时期的经济社会不相适应所造成的。由于造成这两者出现的原因不尽然相同，因此他提出，一般性的产能过剩可以利用市场规律进行自行化解，然而特殊性的产能过剩问题只能通过改革进行化解。

李建军（2016）研究了全球产业价值链与制度质量对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探寻一带一路政策的效果与实施情况，并给出相关建议与政策。其研究中建立了关于经济发展，制度质量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模型，利用人均GDP、全球产业价值链嵌合度和经济政治法律制度质量指标建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2.2.2国外研究现状

Klein（2006）研究了资本项目自由化对增长的影响是否取决于该政策发生的环境，并通过使用71个国家的小组进行估计的实证分析。该文献提出了一个逻辑框架，表明资本项目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制度质量而异。该文献中制度质量利用由PRS集团出版的“国际国家风险指南”中五个系列的平均值进行衡量。五个系列中的每一个更高的值体现了更好的制度质量。

Sobel（2008）研究验证了Baumol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创业理论。通过假设企业家个人根据现行的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的质量，在不同的方面进行努力。研究表明良好的机构将努力转化为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该文献主要通过研究美国每个州的生产性企业家精神水平与卡拉贝戈维奇和麦克马洪（McMahon，2005）的国家机构质量得分之间的关系。

Alonso等（2010）研究发现了关于制度质量决定因素的新证据。通过实施实证研究，该文献讨论了应该用来判断机构质量的标准。并通过估计模型中获得的结果能够得出一些结论：发展水平决定制度质量：前者最高，后者最高；收入分配条件制度质量；健全的税收制度与制度质量的提高正相关和教育改善制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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