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总字数：28183字

摘 要

股权结构是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的基础，股权结构的合理性直接影响到商业银行的绩效与风险。本文在对商业银行股权结构和绩效与风险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SFA）对金砖国家（BRICS）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进行了估计，并进一步对股权结构与绩效及风险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实证研究，本文认为私有属性对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显著负相关，而银行的国有属性和股权集中度对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国有银行和私有银行通常有着更小的风险，而私有属性给银行带来更大的风险。本研究的结果可为金砖五国及其他转型国家的银行和监管机构提供参考。

关键词：商业银行；股权结构；成本效率；随机前沿法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the performance as well as risk-taking behavior of the BRICS banks over the period 2011–2016. The 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SFA) is applied to estimate the cost efficiency of BRICS commercial banks and furth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the performance as well as the risk of the banks.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this paper argues that private ownership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cost efficiency of commercial banks, and the impact of bank's state ownership and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on performance is not significant; state-owned banks and private banks usually have less risk, and private ownership attributes banks greater risk.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may have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bankers and regulators of BRICS countries as well as other transition countries.

Keywords: commercial banks; ownership structure; cost efficiency; 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SFA)

目 录

摘要 I

Abstract II

第一章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 1

1.1.1巴西 1

1.1.2俄罗斯 2

1.1.3印度 2

1.1.4中国 2

1.1.5南非 3

1.2 研究意义 3

1.3 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点 4

第二章 文献综述 5

2.1银行股权结构对绩效的影响 5

2.1.1所有权属性对绩效的影响 5

2.1.2股权集中度对绩效的影响 6

2.2银行股权结构对风险的影响 6

2.2.1所有权属性对风险的影响 6

2.2.2股权集中度对风险的影响 7

2.3文献简述 7

第三章 股权结构与商业银行绩效与风险的相关理论 8

3.1股权结构相关理论 8

3.1.1股权结构的概念 8

3.1.2股权结构与绩效的关系 8

3.1.3股权结构与风险的关系 8

3.2银行绩效评价方法理论 9

3.2.1财务指标法 9

3.2.2前沿分析法 9

第四章 实证研究 11

4.1数据来源 11

4.2 模型选取与变量定义 11

4.2.1所有权结构 11

4.2.2银行绩效 11

4.2.3风险行为 14

4.3 股权结构与银行绩效关系回归模型 15

4.3.1成本效率的测算 15

4.3.2股权结构与成本效率的回归分析 17

4.4 股权结构与风险行为关系回归模型 18

第五章 结论及建议 20

5.1研究结论 20

5.2政策建议 20

5.3研究的不足点及展望 21

致 谢 24

股权结构对商业银行绩效和风险的影响研究：来自BRICS国家的新证据(2006-2016)

绪论

1.1 研究背景

股权结构与商业银行的绩效与风险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股权结构从根本上决定了商业银行的管理决策机制及激励约束机制，从而决定了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与风险行为。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发达国家银行业的巨大动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以下简称“金砖五国”）银行倒闭的情况较少。事实上，2007-2008年金融危机加快了发展中国家银行业的追赶进程。金融危机后，人们开始从微观治理视角反思银行冒险行为的内在动力，从而使得银行治理与风险行为成为银行领域亟待研究的重要命题之一。目前针对发达经济体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而针对转型国家（如金砖五国）的系统性研究还较少。而金砖五国经济体的快速复苏及其相对稳定的银行部门为我们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金砖国家的银行系统先后经历了各自的改革历程：

1.1.1巴西

巴西的银行系统早期并没有中央银行。1964年，作为金融改革的一部分，巴西中央银行被成立以支持工业化发展和应对通货膨胀。巴西在银行业改革中，引进了混合经营模式，建立最低银行资本标准制度，促进银行间的兼并与收购，推动了行业竞争，加强了银行审计工作的力度和管理，建立起中央信贷风险系统和银行内部的控制体系。这场改革奠定了巴西金融模式参考美国金融模式的基础。巴西的银行系统有两个特别之处：第一，根据巴西发展曲线：就是在巴西历史上经济危机年份如1980年、在巴西货币大幅度贬值的年份，银行业收入利润照旧上升。这种被称为“橡皮艇效益”的收益，是银行在金融市场动荡时期，利用顾客存款或银行业务周转期3天时限，将流动资金进入投机市场，形成有时1天可能膨胀达到3％，一年升值达到1000％的“隔夜”炒作。第二，巴西银行市场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利差。根据国际货币基金会资料，2003-2010年期间，巴西的平均净利差为38%，是同时期俄罗斯的6倍(6%)，印度的7倍(5%)，中国的12倍(3%)。

巴西的国有银行在金融系统国家层面的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20世纪80年代，由于严峻的经济形势和公共经济领域的赤字，巴西进行了旨在面向市场的大规模的经济改革，经济发展模式逐渐由进口替代工业化过渡到市场导向型。1994年，巴西政府实施雷亚尔计划，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银行隔夜炒作效应结束，许多银行由此破产。为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巴西中央政府启动了融资体系重组鼓励计划以维持公众信心。随后国有银行进行了一系列重组与兼并，即优势银行大量收购经营效益差的银行，经过银行重组巴西银行体系得到加强(Beck et al., 2005)。由于银行重组计划的实施，巴西银行市场向外国开放，到1997年，45家外国银行进入巴西市场，到2002年，外国银行达到65家。

1.1.2俄罗斯

苏联解体后，20世纪90年代早期俄罗斯的银行系统开始发展。1990年俄罗斯银行成立，行使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的职责；此外有五家国有商业银行服务各自指定经济领域的企业。苏联解体给这个中央集权的经济系统带来了灾难：经济崩溃，GDP急剧下降，而通货膨胀在1992年达到了2510% (Heffernan, 2005)。1998年，俄罗斯银行对银行系统进行改革，并产生了巨大的进步。2005-2008年实行了the Banking Sector Development Strategy后，俄罗斯政府在2009-2015年目标将其银行系统打造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目前，俄罗斯的银行系统由国有银行主导，并制定有存款保险制度(www.cbr.ru/eng)。

1.1.3印度

1947年印度独立前没有像前苏联和中国一样中央集权的经济系统。1969年和1980年印度政府分别把14家和6家商业银行国有化，以支持国家经济计划的实施，减少国家借款成本。然而，1991年，由于财政赤字的迅速增长以及石油价格的上涨，印度面临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印度政府由此出台面向市场经济的系统性经济改革方案，并实施了金融放松管制和自由化。从1996年起，政府部分将国有银行私有化，以避免高额注资，同时维持60-80％的股权（Heffernan，2005），但银行业改革步伐相当缓慢。目前印度的银行业以国有资产为主，私有银行和外资银行发展迅速，形成了多元化的银行竞争格局。印度银行体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印度当局规定的优惠贷款要求：国内的商业银行银行和外资银行分别被要求将其调整后净银行信贷（或等值的表外风险敞口信贷，取较高的值）的40％和32％投资于国家规定的优先发展领域。

1.1.4中国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银行系统完全由中国人民银行（PBC）主导，以服务其中央计划经济。与通过“休克疗法”创建的俄罗斯银行体系不同，中国银行体系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进行了复兴。为将中央计划的银行体系转变为具有竞争力的市场导向型银行体系，中国政府实行了一系列银行体制改革，放松管制和银行商业化，但在90年代末期改革失败。

随着中国在2001年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政府加快了银行业改革的步伐，国有商业银行加紧了股份制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在银行体系现代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目前按市值排列的世界前十大银行中有四家是中国的（Berger et al., 2009; Jiang et al., 2013）。中国已经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垄断金融市场转变成为一个开放、竞争和多元化为特征的金融市场，各种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及其他类型商业银行的发展促进了金融市场的竞争。同时，外资银行的进入也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冲击，使得中国商业银行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发展环境。

1.1.5南非

南非的银行业有很深的英国和荷兰的传统根源，可以追溯到母城——开普敦时期。其中，英国的影响力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初的标准银行和巴克莱银行（Jones, 1996）。1961年南非独立后逐渐建立起发达的现代工业体系。70年代中期后，南非经济开始走下坡路，再加上政治局势的动荡，南非遭受了大量的资金外流。1994年5月24日，曼德拉向议会提交了《重建和发展计划》（RDP），国民经济开始恢复。新政府成立后，银行系统经历了巨大变化，在90年代初通过并购重组产生了若干银行联盟。南非银行业管理运作良好，风险管理水平先进，公司的管理结构非常有利于开展业务。2002年初南非银行部门曾因金融危机受到沉重打击，但由于第一国民银行和莱利银行的干预，银行业逐渐恢复稳定。

由于历史原因，南非的银行法体系与英国、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相似。1998年通过的《国家支付系统法》（National Payment System Act）使南非的金融结算制度与风险管理制度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南非银行的监管也严格按照巴塞尔银行管理委员会制定的规则，而南非的政治转型、外汇管制的放松和非洲经济的日益自由化，也使南非成为南部非洲重要的金融中心。

1.2 研究意义

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银行更是国家金融体系的基石。银行要在社会发展中发挥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首先要解决银行自身的股权结构管理问题。商业银行股权结构的合理程度不仅关系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还会影响到金融经济政策的传递和贯彻实施，因而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一直都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

与国外先进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水平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改善银行股权结构，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成为当前深化我国银行业改革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与已经建立较为完善的金融体系的发达国家相比，研究同为转型国家的金砖五国银行治理体系对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具有更大的借鉴价值。在此背景下，研究转型国家股权结构与商业银行绩效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本文试图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对金砖国家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进行探讨，希望根据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与绩效和风险之间的关系，对转型国家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提出相应意见。这对于我国银行业制定战略发展规划、优化股权结构、提高经营绩效、增强核心竞争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3 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点

本文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分析金砖国家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并根据SFA方法计算得到的成本效率，研究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与绩效和风险的关系。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对金砖国家商业银行成本效率的测算。目前对银行绩效的衡量常用的统计量仍是传统的财务指标，而对于金砖国家等转型国家而言，传统的单一的财务指标很难反映银行的整体效率。针对转型国家商业银行的研究还没有深入的发展，本文的研究可以填补此类空白。

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银行股权结构对绩效的影响

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关系的研究始于Berle和Means (1932)，此后国内外众多学者对公司（包括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与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然而其研究结果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

2.1.1所有权属性对绩效的影响

商业银行的所有权属性可以分为国有（或政府）股东、私有股东和外资股东等类型。对于国有或政府股东银行，既有文献倾向于将其视为一种特殊的企业，在产权改革理论的基础上研究银行私有化的效果。国有/政府股东对银行绩效的作用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发展观点认为政府直接持有银行股份有利于将吸收的储蓄配置到对经济有长期效益的项目上，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发展 (Barth et al., 2004)。与之相反的政治观点则认为，政府所有制会导致政治因素而非经济因素决定银行资金的配置，从而使得银行的资源分配政治化，容易滋生腐败等问题(La porta et al., 2002)。

对于转型国家所有权属性与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方面，IMF (2000)对匈牙利、波兰和捷克三国银行1996-1998年的平均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外资银行的ROE显著高于其他所有制的银行；Yildirim和Philippatos (2002)对12个转型国家1993-2000年的数据运用SFA方法进行研究，发现外资主导的银行成本效率高于其他类型的银行，但其利润效率要低于其他类型的银行；Bonin、Hasan和Watchel (2005)分析了中国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拥有外国战略投资者的银行经营绩效显著高于其他银行。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股权结构与商业银行绩效之间并无相关关系。郎咸平 (2002)对全球958家商业银行的调查研究显示，商业银行资金回报率的高低与其股东属性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商业银行的坏账率也和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无关，因此商业银行改革可以不涉及产权。Fries和Taci (2005)以15个转型国家银行1994-1999年的数据为样本，发现不能证明私有化或者外资主导的股权结构可以直接影响成本绩效。

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呈现出了较大的差异。奚君羊和曾振宇(2003)利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对我国商业银行的规模绩效进行了分析，发现1996 - 2000年期间国有商业银行不存在规模经济，而股份制银行则存在规模经济；刘志新、刘琛(2004)采用自由分布方法(DFA)对我国14家商业银行1996 - 2002年的效率进行了分析，发现国有四大行的效率较低。高正平和李仪简(2010)的研究结果表明，国家股份对银行业绩的影响呈现出左低右高的正U型曲线，总体而言是正向的。郭楠(2010)的研究认为，国有股对股份制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存在负面影响。

2.1.2股权集中度对绩效的影响

第一，股权集中度对绩效影响不显著。宋球红(2007)的实证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控股能力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第一大控股股东、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及外资法人股比例不能显著影响银行的绩效。

第二，股权集中度与绩效正相关。不少研究者认为外部大股东减少了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降低了所有者和经营者的代理冲突问题。Berle和Means (1932)提出了“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命题，认为在公司股权分散的情况下，公司的控制权实际上由管理者拥有，而没有股份的管理者与股权分散的小股东之间存在着利益的冲突，导致公司经营绩效无法达到最优。Grossman和Hart(1980)认为，在股权结构分散的条件下，任何单个的股东预期收入要远远小于其对企业进行监督的成本，因此他们缺乏动力参与公司治理和增加公司价值。实证方面，李维安和曹廷求（2004）根据山东、河南两省28家城市商业银行的调查样本对我国地方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治理机制进行实证分析，认为集中型的股权结构对银行绩效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曹万林(2006)运用经济增加值 EVA作为衡量公司治理绩效的指标，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银行绩效正相关。

第三，股权集中度与绩效负相关。Leech 和 Leahy (1991)分析了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发现股权集中度与企业价值及利润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朱建武(2005)在对26个中小银行数据计算EVA回报率的基础上，发现股权越集中EVA 回报率越低。

2.2银行股权结构对风险的影响

2.2.1所有权属性对风险的影响

所有权属性对风险的影响方面，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国有属性与风险的关系上。一部分研究发现国有银行在贷款质量和收益波动上与非国有银行并无显著差异(Magalhaes，2008)，另一部分研究则认为国有银行比非国有银行承担了更大的风险：Iannotta et al. (2007) 对15个欧洲国家181家银行1999-2004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国有银行的盈利能力不及私有银行；Zribi和Boujelbene (2011) 对突尼斯1995 - 2008年10家商业银行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呈现出了较大的差异。曹廷求、郑录军和于建霞(2006)对山东、河南两省的29家中小商业银行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认为政府股东能显著降低银行风险，且政府股东的发展观点比政治观点更适用于中国的中小银行。而吴栋和周建平(2006)的研究认为，股份制银行具有比较健全的治理结构和约束机制，在资产的投资上应该更为谨慎。

2.2.2股权集中度对风险的影响

相对于所有权属性，现有文献对股权集中度与银行风险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比较少，且尚未形成明确的结论。所有权集中度与银行风险行为间的理论关系十分复杂：一方面，股权的集中有利于减轻中小股东的搭便车行为，增强大股东的“监督效应”，减轻管理者的风险厌恶程度(Agrawal和Mandelker，1987；Saunders et al., 1990；Laeven和Levine, 2009)；另一方面，股权集中可能导致大股东的投资决策更为保守：大股东如果不能较好地分散财富，往往会倾向于降低风险承担意愿(Marco et al., 2008; Paligorova, 2010)，且较强的股东控制会减少管理者自由裁量权，进一步降低管理层的风险承担意愿(Burkart et al., 1997)。

实证研究方面，部分学者认为股权的集中能增加股东对银行的控制从而增加银行风险行为：Laeven和Levine (2009)对48个国家前10大上市银行的跨国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高的银行倾向于承担更高的风险；Haw et al. (2010) 对东亚及西欧国家上市商业银行的研究表明，集中的股权结构会导致更高的破产风险和更大的收益率波动；Yizhe Dong et al. (2014)对中国103家银行的研究表明，所有权的集中有利于银行抵抗风险。与之相反，Shehzad et al. (2010)的研究发现，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0%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趋于下降；Iannotta (2007)的实证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越高，银行的贷款质量越高，因此其风险越小。

2.3文献简述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对于所有权结构与商业银行绩效与风险的关系，国内外学者都提出了丰富的理论，并做了大量实证研究。目前的文献理论和实证研究围绕着两个方面：第一，从管理者持股比例的角度讨论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问题对银行绩效及风险行为的影响。此类文献在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方面都较为丰富，且结论都很不统一；第二，围绕国有/政府所有权属性的两面性讨论国有/政府股东、私人股东及外资股东对银行经营绩效和风险的影响。

第三章 股权结构与商业银行绩效与风险的相关理论

3.1股权结构相关理论

3.1.1股权结构的概念

股权结构的概念最初在上个世纪30年代由产权学派提出。产权学派学者认为产权安排起源于资源的稀缺性，强调产权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关系。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着所有权与控制权分配的比例关系。股权结构不同，公司的治理形式也会不同。它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收购兼并和监督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企业股权结构是治理结构的深层次问题。

股权结构通常有两层含义：一种含义指股权属性，即企业的持股主体的性质，如国有/政府股东、外资股东等。另一种含义指股权集中度，描述企业股权的分散或集中程度，可以有多种度量方法。常用的衡量股权集中度的指标有赫尔芬德指数(Herfindahl Index)等。

3.1.2股权结构与绩效的关系

股权属性方面，不同类型的股东对应不同的权益主体，而不同的权益主体又具有不同的行为特征。比如，国家股在中国国有企业中一般处于主导地位，其实际产权主体是各级政府机关，这就导致了国家股东的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不匹配，因而缺乏足够的激励对公司进行有效的治理。而私有股东通常则具有强烈的投资动机，因而具备监督和激励管理层的动力和能力，有利于改善公司内部治理效率。外资股东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其持股比例：若其持股比例偏低，则很难影响银行的内部治理；但如果外资股东能在银行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则其将积极参与公司治理。

所有权集中度方面，在集中的股权结构下，大股东有较强的干预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的动机，能够形成较好的内部监督机制；在分散的股权结构条件下，股东干预决策和参与到企业经营中的能力和积极性不高，难以形成良好的内部控制机制。

3.1.3股权结构与风险的关系

银行的股权类型可分为国家/政府股东、私有股东和外资股等，这些不同类型的股东在治理能力、对待风险的态度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从而使其在银行的治理参与及风险偏好方面产生差异。

国有/政府属性方面，国家股可能对公司治理起着推动作用。国家/政府股东往往会提供较多的政策支持，有利于公司的业绩增长，并降低银行的经营风险(于东智, 2001)。另一方面，国家/政府股东对公司治理也可能存在着一些负面影响。国家/政府股东通常追求多重社会目标，与股东的价值最大化原则之间存在着矛盾。此外，国家股东的存在会弱化外部市场监督，增加了潜在的经营风险。私有属性方面，私有股东相比国家/政府股东显然更具备“经济人”的特征，在公司治理中也更具理性和积极性，其风险承担行为也更具理性。外资股东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其持股比例：若其持股比例偏低，则很难影响银行的内部治理；但如果外资股东能在银行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则其将积极参与公司治理，并影响银行的风险行为。

银行的所有权集中度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是多维度的。传统委托代理理论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所导致的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及由此产生的非效率投资问题就是相对分散的股权结构造成的。中小股东的“搭便车”行为容易造成“内部人控制”的问题。而在所有权集中度影响股东行为的同时，也必然影响到其对管理者的激励措施和监督方式，从而影响到管理者的风险态度与风险决策。分散的股权结构导致管理者相当于股东更倾向于减少风险承担，而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则有利于股东监督效应的发挥，从而增强管理者风险态度与股东目标的趋同性。

3.2银行绩效评价方法理论

3.2.1财务指标法

财务指标法是指利用各种财务指标(如ROA、ROE等)来评价银行的经营绩效。尽管使用财务指标方法操作简便，但其所反映的内容比较单一、片面，难以反映银行的整体绩效。随着银行效率理论的扩展和计量工具的丰富，国外的银行绩效研究已经基本放弃了财务指标法。

3.2.2前沿分析法

前沿分析方法通过估计某一银行对理论最佳效率（又称前沿效率）的偏离程度来衡量该银行的绩效。前沿效率是指在给定的技术条件和外部市场情况下可以实现的最佳绩效（成本最小化或产出最大化）。

前沿分析法根据计算原理的不同，可以分为参数法和非参数法两种。参数法在用来估计银行效率时，需要规定效率前沿函数的具体形式，并通过样本数据，估算出效率前沿函数中的各个参数，得到效率前沿银行的成本或利润函数，然后通过比较待考察银行的实际成本或利润与效率前沿银行的成本或利润的差异，来测度待考察银行的效率水平。根据对银行效率中无效率项和随机误差项分布函数假定的不同，参数法主要分为随机前沿方法(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 SFA)、自由分布法(Distribution Free Approach, DFA)、厚边界函数法(Thick Frontier Analysis, TFA)和递归厚前沿方法(Recursive Thick Frontier Approach, RTFA)四种。非参数法是一种不依赖于前沿函数估计的效率计算方法。它计算效率的理论基础是Farrell所构建的技术效率理论。非参数法在计算过程中，具有无需事先假定前沿函数类型，不考虑随机误差干扰，不用作统计检验等与参数法截然不同的特征。非参数法主要有数据包络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和自由排列包法(Free Disposal Hull, FDH)两种，目前采用非参数法测算商业银行效率大部分是采用DEA方法。

非参数方法测度银行效率通常不考虑由于偶然因素、数据计算误差等引起的随机误差，任何对估计前沿的偏离都被认为是低效率的表现，所以有时可能把真实效率低估。这一点对于转型国家的研究可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此外，非参数方法计算结果的估计偏低，离散度较大，不便于检验结果的显著性。参数法考虑了随机误差对效率的干扰，得出的样本效率离散度较小，便于区分，可以方便地检验结果的显著性。由于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银行效率会有显著区别，即随机误差项的影响很大，SFA方法能测算出每家样本银行在研究期间内每个时点上的效率，其他几种方法只能测算出每家样本银行在样本期内的平均效率。因此参数方法尤其是SFA方法更适合本文的研究需要。

第四章 实证研究

4.1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及规范性，同时兼顾样本的多样性和代表性，本文选取了金砖国家17家商业银行作为研究对象，并将样本的时间跨度确定为2011-2016年。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Orbis Bank Focus，其前身是知名银行业信息库BankScope。Orbis Bank Focus是欧洲金融信息服务商 Bureau van Dijk (BvD)与银行业权威评级机构FitchRatings（惠誉）共同开发的。它详细提供了全球22,800多家主要银行（1673北美银行、9700其他各国银行）以及世界各类重要金融机构与组织的经营与信用分析数据。其前身BankScope是全球银行业最知名的专业分析库，也是国际金融研究领域内学术论文所参考、引用频率最高的银行业分析库。

4.2 模型选取与变量定义

4.2.1所有权结构

对于所有权结构的衡量，根据所有权属性的类型，商业银行可以分为国有（或政府）商业银行、私有银行和外资银行等类型。股权集中度方面，本文采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平方和前五大股东占比平方和的赫尔芬德指数来表征。

4.2.2银行绩效

对于银行绩效的衡量，纵观关于银行绩效的文献研究，可以发现学者们大多选用ROA、ROE等单一财务指标，但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局面，仅考虑银行的盈利能力是不够的。本文采用更适用于转型国家的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衡量BRICS国家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

SFA方法在1977年Aigner等提出后被广泛运用与银行业和其他行业。SFA方法通过标准的成本（或利润）函数估计样本数据条件下银行的最小成本前沿（或最大利润前沿）。而通过衡量一个银行对成本（或利润）前沿偏离的程度则可以衡量银行的成本（或利润）效率（Berger和Mester, 1997; Isik和Hassan, 2002）。

(1)

以成本函数为例，表示第家银行在第年的总成本（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形式），表示银行的总产出，表示投入的成本。和是随机扰动项，其中表示生产中可控的非效率项，衡量测量误差和其他不可控因素。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的正态分布，即；服从半正态分布，即。

利润函数与成本函数类似。在利润函数中，式（1）的左边部分为总利润，右边部分的随机扰动项为。类似地，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的正态分布，而服从半正态分布。需要注意的是，随机增加或减少成本和利润，而仅随机增加成本或减少利润。因此，前沿（即最佳水平）是随机的，而代表非效率项，或距离最佳水平的距离。

成本效率值，或利润效率值则由以下公式计算：

(2)

故效率值恒为正数，且当银行的非效率项值为0时，效率值为1，此时为最佳水平。

对于随机前沿分析得到的效率结构的统计检验，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检验(Battese和Coelli,1992)：

一是成本/利润效率模型的变差率的取值判断：

(3)

其中和分别是成本/利润非效率项和随机误差项的方差。变差率的取值范围是（0，1），当趋近于1时，说明成本/利润偏差主要由成本/利润非效率项造成，而随机误差造成的影响可忽略不计；当趋近于0时，说明成本偏差主要由随机误差决定，而成本/利润非效率项造成的影响可忽略不计。

二是LR统计检验：

在随机前沿分析（SFA）中，判断前沿成本/利润函数是否有效的根本依据是对变差率的零假设统计检验。如果变差率的零假设被接受，则意味着成本/利润非效率项不存在，前沿成本/利润函数无效。对变差率的零假设检验可通过对成本/利润函数的单边似然比检验统计量的显著性检验实现(Battese和Coelli,1992)。

设是待估计的前沿成本/利润函数的参数向量，变差率可视为对这些参数施加的约束条件。另是此约束条件下的最大似然估计，是无约束条件下的最大似然估计。和 是在这两个估计处的似然函数值，其似然比属于区间，且其单边似然比检验统计量 LR 的表达式为：

(4)

LR按照自由度为的mixed 分布进行检验。为约束的个数，等于无假设约束条件的备择模型(有成本/利润非效率项的成本/利润函数模型)与有假设约束条件的零假设模型(无成本/利润非效率项的成本/利润函数模型)之间待估参数的个数之差。LR大于mixed 分布检验标准值，则证明变差率的零假设被拒绝，同样意味着成本/利润非效率项是客观存在的。

参数法并不要求前沿函数中的待定参数估计值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其变差率的零假设必须被拒绝，即必须通过LR统计检验。当这一统计条件满足了，就可证明此前沿成本/利润函数具备足够的解释力度，并且成本/利润非效率项客观存在(Dietsch和Lozano-Vivas, 2000; Altunbas et al, 2001; Rime, 2003)。

本文只对银行的成本效率进行计算。对于成本函数的衡量，本文采用中介法设定投入指标。总成本包括营业费用，营业外费用及利息支出；总产出包括总贷款(y1)和其他盈利资产(y2)；投入成本包括资本成本（利息支出/存款及短期资金， w1）、营业成本（其他营业费用/固定资产价值， w2）和人力成本（员工费用/员工数量， w3）。表4.1中列出了成本函数中各变量的含义。

表 4.1 银行成本函数中变量的选取及定义

在早期的研究中，对成本函数的设定多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u-Dauglas，C-D)。但C-D函数的结构较为简单，运用其进行估计会忽略各类产出变量间的相关性及变量的弹性。且C-D函数假设银行规模收益不变，因而无法反映受规模变化影响的真实成本效率情况。为克服C-D生产函数的缺点，以后的研究逐渐采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Translog）的形式。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具有二次可微分的二阶近似的形式，且允许各种银行产出为个别变量，生产要素之间也无需具有固定替代弹性、齐次性等条件限制等，从而具有易估计性和包容性等优点,银行效率研究采用此方法的越来越多。鉴于以上超越对数成本函数的优点，本文也采用此模型来估计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

根据本文定义的变量，应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模型，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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