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总字数：27270字

目 录

1.引言 1

2.文献综述 2

3.实证研究 4

3.1样本的选择 4

3.2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4

3.3变量描述 6

4.实证检验 8

4.1基本假设检验 8

4.2稳健性检验 10

5.进一步分析 11

5.1外资投资动机的影响 11

5.2宏观环境压力的调节作用 12

6.对比分析 13

7.结论与建议 14

参考文献 16

致 谢 18

附 录 19

1.引言

自1981年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在江苏建立起，外商在江苏的投资速度和规模一直居高不下（祖强等，2015）。 2003年开始，江苏吸引外资规模已多年保持全国第一，大量外资的到来，弥补了省内建设资金的不足有利地促进了社会经济建设；同时，外商直接投资不仅提供了就业机会，还与省内企业形成良性互补，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促使江苏迅速成为经济大省（陈相芬，2012；张爱东，2013）。先进的技术和创新的管理思想也随着外商投资一并涌入省内，不仅推动了经济结构调整、使得产业结构进一步得到优化、也促使省内企业提升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劳动力就业和劳动力收入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收入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所得的比重的不断下降，且各阶层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江苏省的劳动者收入状况与全国类似。有数据显示，2000 年以前江苏省劳动报酬小幅下降但保持着大体稳定的趋势，自2002年后劳动收入占比开始逐年下降，直到 2011年下降至47%，达到历史的低点（姚惠泽和吴梦芝，2015）。

那么，作为外商直接投资大省的江苏省，劳动力收入受到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吗？如果有，不同类型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力收入的提高有何影响？这种影响又受到哪些宏微观因素的调节作用等等。由于平滑群体差异的存在，宏观层面的数据不能准确地找到不同类型劳动力群体和企业的内部特征（王雄元等，2017）。素质技能低下的劳动力的就业机会被“准入门槛”限制（陈纯槿和李实，2013），导致劳动力市场被分割成由高素质高技能劳动力构成的“首要劳动力市场”和由低素质低技能劳动力构成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吴愈晓，2011）。与非上市公司相比，上市公司在中国经济主体中占据主导地位，与非上市公司相比其对于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更多，更倾向于从“首要劳动力市场”吸纳员工，于是，使得上市公司的在职员工是高素质和高技能的劳动力。利用上市公司数据探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省高素质高技能劳动力群体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同时也丰富了收入分配改革的实证研究。

2.文献综述

20 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 FDI) 飞速增长，特别是加入WTO 后，FDI的涨幅增至年均10.2% ，中国迅速攀升成为世界第一大 FDI 接受国，并带动了国内经济的增长。但与此同时，中国劳动者收入份额却持续下降，收入分配日趋不均。王雄元、黄玉菁（2017）、周杰（2016）等、Fotini Economou等（2017）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增加了职工收入份额；郭玉清等（2012）、姜伟（2016）、徐圣（2015）等认为FDI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路径呈稳健的倒 U 型非线性曲线，同时存在就业效应和技术效应。Mico Apostolov（2017）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具有结构性影响，激发创业热情，优化整体商业环境，促进了就业。外资进入的初始阶段解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剩余的问题，一定程度上使得劳动收入份额有所增长；但在之后就业效应和工资竞争效应逐渐被技术效应抵消，使收入分配与劳动要素的相关性越来越小。另有一些研究者认为，FDI给职工收入份额带来的更多的负面效应。郑畅( 2012)发现 FDI 促进了直接就业，但由于国内投资被挤出，国内生产率水平得到提高，FDI 对间接就业起到阻碍作用。李平、郭娟娟（2017）基于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由于资本偏向型技术的进步，FDI抑制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同时其抑制作用在东部地区最为明显，西部次之，中部地区抑制作用最小。王宋涛、朱腾腾（201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当资本——劳动呈替代关系时，资本深化和 FDI 对劳动份额都有显著的阻碍作用。Diego E等（2017）认为从长远来看，跨国公司往往投资于会对资本与劳动力比率产生影响的新技术，并对就业产生负面的直接影响。丁翠翠和郭庆然（2014）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广义矩( GMM) 分析方法，调查效应与区域的差异，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无法改善国内的就业环境，减轻就业压力。

研究外商投资对江苏省上市公司职工收入份额的文献也较多。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由于江苏突出的区位因素以及政府政策的扶持，外商投资企业纷纷涌入，提供了大量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就业岗位，不断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也使得劳动力开始进行从西至东的区域性流动，源源不断地提供岗位，使得 FDI 的就业效应具有持续性（郭玉清和姜磊，2012）。陈海波、张悦（2014）、郑畅（2012）认为虽然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经济的贡献不如内资企业，并且外溢强度也较低，但是会推动本市和临近市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在提高了全省综合实力，促进对外贸易发展，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却也造成了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短缺、使得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使得地区发展不平衡的负面影响更加显著的问题（陈相芬，2012）。虽说江苏省是我国诸多省份中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能力最强的省份，但近年由于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变化、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区位优势的转移出现了大量撤资行为（杨恬恬，2013）。陈建忠（2010）运用简单的计量经济模型从经济增长、外贸促进、投资拉动（挤出）和技术溢出效应这四个层面上出发，实证分析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经济影响，得出外商直接投资推动江苏经济增长，而贡献度却呈现下降趋势（严威，2014）。

通过将部分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影响收入分配的文献进行对比后发现，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将劳动者的异质性问题考虑在内。外商直接投资对熟练和非熟练工人的作用是相反的，这样一来，会扩大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Feentra and Hanson，1997）。伍山林（2011）考虑到中国制度环境因素并据此构建出一个涵盖劳动力异质性和企业异质性的模型，得出劳动收入份额对于工资率、生产技术和税负的作用方向具有多样性的结论。郭玉清（2014）则认为外资企业热衷于用高工资聘请受到过高等专业教育的高素质劳动力，并依次通过梯度工资机制反映相异的技术和能力层级，这样一来，拉大了劳动力要素与资本要素之间的差距，同时也会加剧劳动者群体间的收入分配不平等。

遗憾的是，以往文献少有采用微观数据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职工收入份额的影响。因此，本文在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高素质高技能劳动力群体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时采用上市公司数据。除此之外，已有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省劳动收入份额既有促进作用也有阻碍作用。一方面，外商不断增加投资金额，导致投入大量资本至技术生产研发，机械化生产逐步替代劳动力生产，使得对劳动力需求逐渐减少，收入也随之递减；而另一方面，外商投资促使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内资和外资企业为争夺高素质人才，纷纷提高职工工资，导致收入份额大幅增长，甚至与产品边际价值持平（王雄元等，2017）。所以，文章按照行业对外商投资的动机进行区分，研究不同动机下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不同之处。此外，本文立足宏观层面，研究宏观环境因素是否会改变外商直接投资对于职工收入份额的影响结果。

据此文章做出以下两种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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