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性资源的运用与灾后重建——以成都基督教青年会为例

论文总字数：40165字

摘 要

随着国家财政收支问题扩大和“第三部门”的力量增强，对于社会公益组织的关注和研究也越来越多，其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等自然灾害的灾后重建中。基督教青年会作为一个具有宗教性质的国际性慈善公益组织，依靠其自身的宗教资源，传递福音，改善社会生活，具有稳定性和自主性。本文以成都基督教青年会为研究对象，揭示着青年会秉承着“非以役人，以役于人”的基督教义，立志从社会服务活动中来“启蒙”民智，特别是广大的青年和儿童群体。同时，本文还探讨青年会如何结合当地的地理历史条件和自身的国际化背景资源，在四川地区的灾后重建中发挥作用。本文通过以参与观察和访谈为主的田野调查，了解机构的运作模式、组织活动的特点以及发展现状，并进一步分析得出这类宗教性慈善组织如何运用自身宗教资源，及宗教因素对于慈善公益组织的发展有何作用，具体分析成都基督教青年会在四川灾后重建中的作用及影响，为日后宗教性慈善组织及社会公益性组织更好的服务帮助社会提供经验和教训。

关键词：宗教资源 灾后重建 成都基督教青年会 宗教慈善组织

Abstract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national fisc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third sector", the interest and research of the social welfare organizations are more , and their rol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especially in the 2008 Wenchuan earthquake And many other natural disasters in the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The YMCA(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as a religious international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relies on its own religious resources, transmits the gospel, improves social life, has stability and autonomy. The Chengdu YMCA, which is the research subject, upholds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non-service and service to the people" and is determined to "enlighten" the people from the social service ministry, especially the broad masses of youth and children.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also study how the organization use the local geographical,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their own background resources in the Sichuan region after the disaster reconstruction. In this paper, mainly through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interview methods of the Chengdu YMCA, this paper understands the operation mode of the organiza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rganization activit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atus quo, and further analysis of how such religious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use their own religious resources, as well as religious factors for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ole and influence of the religious charity organizations in the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of Sichuan, taking the background of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Chengdu YMCA as an example Better service helps the community to provid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目录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绪论 1

1.1 选题来源 1

1.2 研究对象、问题与方法 1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2

1.4 文献综述 2

1.4.1 宗教与公益慈善 2

1.4.2 宗教慈善公益组织的研究 4

1.4.3 我国的宗教慈善组织研究 4

1.4.4宗教资本的社会功能视角 5

1.4.5社会公益组织在灾后重建中的角色与作用 7

1.5总结 8

第二章 成都基督教青年会的形成与组织发展 10

2.1 基督教青年会基本状况 10

2.1.1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情况 10

2.1.2 成都基督教青年会的产生 10

2.2 成都基督教青年会基本情况 11

2.2.1 会所概况及行政机构组成 11

2.2.2 “有生力自养的可能”为主的运行资金 14

2.2.3 “因地制宜”的社会公益活动 14

第三章“基督教”资本的体现与运用 16

3.1 “以青少年为主”的服务对象及活动安排 16

3.2 “启蒙”大于“服务”，“多次”取代“一次” 16

3.3 境外青年会的支持 17

3.4“品格银行”儿童项目 18

3.4.1 开展原因与项目简介 18

3.4.2 活动特色 18

3.4.3 实际成效与评价 19

3.5 “分享会”传统 22

第四章 成都基督教青年会与四川灾后重建 23

4.1 特殊的互助模式 23

4.2 “爱长传”活动 23

4.2.1 历史发展与活动简介 23

4.2.2 人员组成和开展方式 24

4.2.3 特点与影响 24

第五章 结论 26

5.1 宗教与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 26

5.1.1 宗教因素发挥功能 26

5.1.2 政府政策的矛盾 26

5.1.3 “宗教性”的淡化与调整 27

5.2 宗教慈善组织在灾后重建中的独特作用 27

5.2.1 宗教教义的心灵安抚 27

5.2.2 资源力量的补充 28

5.2.3 排斥与局限 28

5.3 总结与反思 28

第一章 绪论

1.1 选题来源

我国社会公益性组织早期表现为宗教慈善，多为佛教和道教，而随着社会发展，逐渐演变为具有系统制度体系的社会公益性组织，但仍存在东西部地区分布不均，规模小，限制大，资源匮乏和专业性不强等问题，严重影响着社会服务的开展及社会声望。近年来，各种社会公益组织“肮脏的背后”被曝光——“红十字会”的捐赠造假，明星基金会“作秀”，自媒体上的“道德绑架”，微博微信上各种“罗尔救女”事件的网络营销等手段事件，使得公众对其的信任感急剧下降，整个社会陷入“公益慈善危机”之中。因此，在目前这样一个现代化社会中，通过政策和措施来改善和发挥社会公益性组织的力量，优化发展机制，提高自身和社会形象，是我们必须面临和解决的难题。

而对于宗教慈善，我国从古以来，佛教和道教都较兴盛，即使没有政府承认的体制系统，但仍存在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例如：以儒家和佛教思想为基础的民间慈善组织（平民医馆、佛堂拜诵等）；依托宗族乡绅的祠堂祭拜等，又如基督教等西方宗教的传入带来了教堂和教会、西式学堂及诊所等，这些都属于早期的宗教慈善组织。改革开放时，宗教性慈善组织再度出现，例如：南京的爱德基金会，台湾地区的慈济会、各地基督教青年会等，均以宗教背景为依托而发展。但由于社会发展的现代性和理性，这些宗教慈善组织并没有良好的调整宗教性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因此社会大众对于其的信任感下降，有些甚至排斥和贬低。原本依托宗教资源发展的各个组织团体，都陷入两难境地，为了保证生存，不得不隐藏或者丢掉原本的宗教因素，但效果改善并不佳，生存现状和发展前景堪忧。

1.2 研究对象、问题与方法

本文以成都基督教青年会本身（包括机构组织管理模式、发展现状、参与人员等），以及其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为研究对象，再辅以对世界青年会以及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各种历史发展和服务模式进行调查研究。

研究问题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第一，宗教究竟能不能做现代化慈善？宗教在慈善公益组织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这类组织如何利用好自己的宗教特色资源来实现自身发展和社会服务？第二，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自然灾害的特殊事件，通过机构发展史和主要活动，来探究成都基督教青年会与四川地震灾后重建之间的关系，成都基督教青年会在其中发挥着何种作用，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事件对于机构本身的组织发展又有何影响？同时，又结合机构本身的宗教性因素，探究宗教性是如何在灾后重建活动中体现和发挥作用的，并从中得出一定的经验教训。

研究方法则主要为田野调查法，包括个案研究法、文献资料分析法、访谈法等。通过实地对成都基督教青年会的参访与调查，作为义工参与其中的各项活动，了解了青年会的发展模式和成都青年会的地区特色以及本身的发展情况。重点观察和分析其组织运营方式，对外交流宣传，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同时通过文献资料检索，网络资料查阅等方式对于国内外相关的各种机构和活动组织方式、发展管理等方面的论文和资料进行数据收集，并梳理分析其中的主要问题和重难点关键点，为本文打下一定的理论基础。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通过对成都基督教青年会的参与调查和了解，分析得出此机构的运行特点和活动主体，了解和解释了基督教义和公益慈善之间的关系，找出基督教信仰在现代社会公益服务中的应用价值体现。再分析当代社会环境下，此机构是如存活发展的，如何调整自身的宗教身份和信仰来适应社会和公益发展需要及其中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得出宗教慈善组织如何良好的利用自己的“宗教性”以及宗教因素是如何推动着慈善公益组织的进步和发展的。同时通过分析成都基督教青年会在四川地震灾后重建中的活动表现和作用影响，得出宗教慈善组织如何在灾后重建中发挥出自己的特色和其重要性，为我国的灾后重建事业的开展提供新思路，给宗教性慈善公益组织提供合适的发展运作模式，促进了宗教性与现代性之间的融合，也对我国的社会公益性服务事业积累经验和教训。

1.4 文献综述

1.4.1 宗教与公益慈善

在公益服务事业发展的初期，“慈善”与“公益”这两个词很容易混淆，虽然有许多相似的概念和含义，例如都有对他者（尤其是弱者）进行帮助等等，但随着社会民主化的发展与公民意识的提升，其在不同的语境下具体意义又不尽相同，如果再一味的混淆两个概念，对于我们的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无任何益处。刘继同学者就曾从这两个概念的诞生时代、价值基础、服务范围和社会影响等方面来比较区分，指出“慈善”的诞生时代为奴隶封建社会时期，价值基础是施予，制度层次是最低的，服务的主体依托于宗教，而其作用影响是扶贫济贫；但是“公益”则诞生于近现代社会，以博爱和关爱为价值基础，其制度层次为第二层次，通过社会关怀的服务方式来进行，其服务主体则变为第二、三部门（刘继同，2010）。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慈善”和“公益”在服务性质上都属于利他和非营利性的，也都关注贫困等社会问题。在社会活动中，民间组织NGO（全称为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通用简称为NGO）都发挥了重要的功能，也宗教组织团体也都有一定的联系。除此之外，刘继同和一些学者还对“公益”和“慈善”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慈善”的服务领域主要为济贫、医疗和救灾，往往是规定了特定的老弱病残的客观上的弱势群体，换种说法，“慈善”是在客观事实存在的弱势下提供帮助，其中的施善者需要具有一定的能力和资源，也暗示了提供和接受双方的不平等性，所以“慈善”所表达的关爱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施舍，具有等级性。萨拉蒙曾在“志愿失灵”中说道：“慈善工作的志愿失灵表现在慈善不足、特殊群体、家长式作风、业余主义等方面”（萨拉蒙，2008），给施善者打上强烈的道德光环，而从各方面使得受善者低人一等。这也是早期宗教慈善的普遍概念和来源。“公益”从服务对象上来说，包含除自己以外的其他人——社会大众，既有客观弱势群体，也可以是任何需要帮助的人，同时其服务范围也扩宽到安老、环保、文化教育等，也就是说，“公益”除了针对已发生的困难进行补助外，还提供为了预防困难形成的各种服务，强调参与者“对公”的意识的培养与塑造，并不含权威等级色彩，而是一种施受双方的平等交互，在培养志愿者帮助给予的能力以外，也尊重受者享受公益服务的权利，不会存在道德感上的歧视和不平等。

“公益”没有原有的“慈善”的等级概念，而是体现平等，尊重的表达志愿精神，与当代非营利性组织发展理念和态势相适应，同时也是慈善组织生产发展的方向。有很多学者提出，现代慈善组织是公益组织，杨团在《中国慈善发展报告》中曾提出“在传统慈善和慈善事业向现代慈善迈进的过程中，新诞生的现代慈善组织就是目前的公益组织。”（杨团，2009）的概念。“慈善”与“公益”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慈善从一开始来源于宗教，并在很长一段时间依托于宗教，这跟宗教信仰和教义本身有关。但为了适应“现代性”和市民社会的发展，理性的“慈善”营运而生，就像韦伯在研究宗教社会学领域的基督教时曾说过，慈善在教会的经济功能有重要的作用，他认为施舍具有维持宗教的功能，而施舍是慈善的方式，慈善可以一定程度上来维护教会，而教会也通过施舍的方式来表达慈善及与社会发展。但当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新教的冲击了原始宗教中的教义和慈善，一种理性的慈善活动形式出现在社会中并迅速发展起来。韦伯曾谈到：“加尔文教最主要的经济影响之一在于其彻底摧毁了慈善的传统形式，它排除了无计划的施舍，迈向了慈善的体系化。甚至，在慈善工作中尽量排除宗教的因素，依据理性来组织慈善与公益”，同时，他还提出“慈善德行本身变成一种理性化的‘经营’，其宗教性意义也因之被消除，或甚至转化为相反的意义”。韦伯认为，早期公益对于教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维护教会组织结构的正功能，贫困的教徒或者组织会员能够依此生存，但同时在宗教中也存在着一种高级的慈善，无欲无求的付出，关注善的本身和功能。随着资本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发展，宗教色彩的德性伦理的慈善组织逐渐被技术性的理性公益所取代，无计划的情感性的施舍被排除，公益也会逐渐被理性化和专业化所占据。（韦伯，2005）

从上面的文献梳理中，我们可以知道，“慈善”与“公益”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是现代社会中的“慈善”近乎“公益”，是一种理性化现代化的作用结果，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慈善”组织和本文中所用的“慈善公益组织”都是指现代化的“慈善”，即“公益”组织。

而对于宗教与慈善公益之间，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宗教教义的发展促进了慈善公益组织的现代化和理性化以外，几乎所有的宗教教义中都蕴含着“慈善”理念。例如，在我国发展历史较为悠久的佛教，其慈善理论体系的构建以“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为基础，缘起法、慈悲心、业报论、布施说和福田说不一不异、相生相待，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佛教慈善思想理论体系，并在这套慈善理论体系的指引下，发展了众多的信徒和信众，产生了大量的慈善公益组织。（林志刚，2012）而基督教中的慈善观念，是基督教宗教伦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古基督教建构宗教秩序具有核心知道作用（陈凯鹏，2009）。以往许多学者多从宗教神学、或者哲学的角度来分析基督教义中“神爱世人”、“博爱”的精神及其演化形式，没有相应的联系时代性。而陈凯鹏学者针对中世纪背景下的基督教慈善观念做出了一定的解释，认为其是在吸纳犹太文化和希腊文化的基础上，再结合《圣经》中耶稣基督对于“爱”的理解而形成的一种综合性文化观念。“犹太教的公正观念给予穷人表达愿望、要求关怀的合法性，希腊文明中不记载报偿的慈爱观奠定了基督教慈善观的概念基础，慈善行为代表着上帝之爱”。（陈凯鹏，2009）《圣经》中说道：“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彰显无私的爱。因此，人与人之间应该形成更为广泛而深沉的爱”。正是这种综合性的基督精神和教义，基督徒们或者遵从基督精神的人们都承认上帝们无私的大爱——一种能够使独立的个体拜托世俗的束缚，将爱的对象做以延伸，实现真正的“博爱”，实现爱的诫命：“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你的神”以及“爱邻舍如同爱自己”（毕素华，2006）。如今，基督教慈善也在现代化发展下有了一些“地方特色”，许多教会或者基督教青年会并没有在一味的遵守和说明“神”、“耶稣”等基督概念，而是转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表达给社会大众，这也是基督教慈善的“现代性”表现，也是宗教在慈善公益中的调整，展现了慈善组织与当代公益组织之间的结合与转化，而成都基督教青年会正是秉承着这种“改良版”的基督教慈善观念，适宜的利用与发挥基督教与慈善公益之间的关系和作用，也是当代宗教性慈善公益组织的发展方向。

1.4.2 宗教慈善公益组织的研究

由于宗教信仰中的慈善理念，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具有宗教信仰的人更容易参加慈善公益活动，宗教慈善公益组织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更强。而事实上，确实有许多社会学学者曾对此做出了一些研究，并主张宗教信仰与公益活动的参与和慈善公益组织的发展规模呈正相关。例如，Moberg就曾提出教会成员比非教会成员更有可能参加志愿活动（Moberg，1962）。Hoge也提出将近一半的教会成员长期且稳定的为教会提供志愿服务（Hoge，2002）。同时，还有很多学者对于美国基督教慈善事业的发展提出了宗教作用的想法，认为有宗教信仰的人更为大方慷慨，对弱势群体也会更加关注，Lili Wang的研究指出将宗教视为自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人，将会为宗教性慈善公益组织捐献更多，但是对于世俗性的慈善公益组织则比相对较少（Lili Wang，2008）。宗教信仰的力量能激励人们的志愿行为，比如教堂或者教会通过各种活动组成一个社会网络或者社区集体感来鼓励大家继续参与志愿活动，宗教作为一种联结，将各个参与者和信仰者之间联系起来，增强了一种凝聚力，也催生了志愿行为。但是宗教教派上的差别对于参与志愿活动的多少并没有明显的影响。同时，亚瑟通过收集美国宗教慈善事业的数据，来分析美国的慈善与信仰、收入和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向大家说明了有宗教信仰的人更加关注慈善和社会志愿行为（亚瑟，2008）。

从上面的各种文献整理和数据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宗教因素对于慈善公益组织的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通过信仰魅力等来增强各自成员之间的联系，并不断扩大和加深这种联系，从而刺激和鼓励更多的人去参与更多的志愿服务，来传递社会福音。这是非宗教性慈善公益组织所难以达到的效果和影响力，也是宗教慈善组织发展的独特性和一定程度上的优势性。

1.4.3 我国的宗教慈善组织研究

我国目前缺乏对于宗教背景的社会公益组织的专门分类，现存的依据也都是西方的慈善公益组织的理论分类，并没有结合我国特定情况制定统一的规定。因为首先，宗教慈善公益组织开展活动时较为低调，由于其自身“宗教性”以及政府政策并没有过多进行宣传，此外，研究宗教慈善公益组织需要研究者或者机构具备相关的宗教性背景知识甚至信仰，以及长时间的参与调查和观察分析，这对于研究项目和研究者本身都是很大的挑战。

对于五大宗教类别的宗教慈善组织来说，由于佛教在我国的历史背景深厚，对于其的研究要更多一些。上海大学的李向平教授就通过社会行动单位等概念，分析了寺庙如何通过组织和活动将宗教认同在社会中建立起来。“佛教作为一种适应性认同方式的建构，可以使中国佛教及其佛教信仰的本质，发展成为一个以功德共同体味中心的认同结构，超为了一个寺庙或一种个人化、私人化的信仰认同”（李向平，2008）。李向平认为中国当代佛教慈善组织的发展应该走人间佛教的路径，把利益人群的理念落实到社会中，从制度层面来发展佛教慈善活动的社会意义。除此之外，以佛教为背景，跟基督教青年会有相似的海外背景的“慈济会”方面的研究也不少，Robert Weller通过分析慈济会，来分析台湾佛教慈善系统中的女性和社会福利时，曾提出慈济会的发展离不开其本身的固定的成员关系和佛教信仰，以及对于慈济会发起人——证严法师的个人魅力崇拜。机构的扩展也都是靠人们之间的推荐和法师的演讲事迹推广所营造的一种“崇拜”和信仰。因此，慈济的发展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依赖性，这根宗教慈善组织的发展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都是靠意识形态的内聚力而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这种方式并不适用于越来越现代化和多样化的社会（Weller，1998）。

而我国对于基督教方向的研究就略少一点，但是基督教宗教慈善组织所发挥的社会服务功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教徒对于市民社会的稳健和公益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重要。黄海波学者通过对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观察分析，总结了其中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经验，指出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牢牢抓住了时代脉搏，正确定位了组织，延伸了本身的“博爱”的服务理念，塑造了自己的社会声望和品牌。上海基督青年会通过将自己机构独特的基督教背景和资源转化为对组织的生存与发展有着实际引导功能的组织要素，良好的缓解了宗教信仰方面的额约束和矛盾，提供了一种与现代化组织相结合的成功案例（黄海波，2010）。同时，张兰学者也通过对太原基督教青年会的研究，提出了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发挥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青年会的讨论和分析，将比较文学学科中的“期待视野”理论视角用来解释太原基督教青年会发展改变的原因，在中国的自身文化传统和社会政策现实需要的多重条件影响下，太原青年会必然会朝着管理者们所“期待”的方向发展（张兰，2010）。基督教慈善组织（在这里，一般指基督教青年会）在我国的发展虽然也还算广泛，但是其都有一定区域特色和宗教适应与改变。这也说明，宗教慈善组织的发展中合理利用自身的宗教资源显得尤为关键和重要。

1.4.4宗教资本的社会功能视角

对于宗教社会功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市民社会理论、发法团主义理论等，而市民社会的理论视角更符合本文的研究方向。当前对于世界和我国NPO（非营利组织，指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世界发展委员会主席Paul Streeten将其定义为“能调动起志愿者的热情去献身于解脱人类苦难并寻求发展的组织”。）以及民间公益组织的研究主要存在市民社会理论、公共领域理论和法团主义理论等。市民社会理论主要根据哈贝马斯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的发展历史背景下，在上个世纪90年代被用来分析解释改革开放后各种民间非营利性组织兴起的原因，“是国家和社会关系研究中的一个热门的分析框架”（康晓光、韩恒，2008）。市民社会理论强调组织来源于市民之中，具有相当的草根性，相较于国家的自上而下的独立性，其更加关注NPO自下而上的发展，例如民间环保组织或者慈善公益组织。我国一些学者据此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邓正定义为“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的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议政参政活动的非官方公域”，这个概念强调了其中的构成基础是独立意愿的个体或者群体，维系其中运行规则的不是血缘或行政指令关系，而是一种市场交易的契约关系，是公域和私域的合成，这种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是良性的，“国家承认其独立性，并为其提供制度性保障，同时进行一定的干预和调节”（邓正来，2002），而这种社会又通过培养多元利益集团来推动民主政治。同时，随着中国这种市民社会的出现和发展，在分析非政府组织时又面临着许多矛盾。我国学者范明林指出，如果用市民社会理论来解释则存在三个需反思的地方：一是中国与西方不同的传统文化；二是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理论，而非经验性事实理论；三是中国权力结构体系的特殊性，国家权力对民众的生活的渗透程度很高，“政府通过基层权力组织将社会团体于政府的治理目标以及利益扩张结合在一起”（范明林，2006）。

除上面的市民社会理论视角以外，另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视角便是——社会资本论。对于分析慈善公益性组织的理论视角有很多，除了上面提到的市民社会理论以外，还有社会资本论、社会中间层理论等，而其中关于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尤多。社会资本理论最初出现在经济学研究当中，布迪厄和科尔曼将“社会资本”这个概念由经济学引入到社会学界来，布迪厄把社会资本界定为一种“实际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这些关系或多或少都是制度化的”（李惠斌，2000）。科尔曼则从社会结构方面来解释社会资本论，“许多具有两个共同支柱的主体，他们都由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组成，而他们都有利于行为者的特定行为——不论是他们结构中的个人还是法人”（杨雪冬，2000）。普特南则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他们通过推动协调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普特南，1993）。虽然社会资本论的具体层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总体上来看，其强调了互惠、信任和和谐的道德规范和网络系统，以及社会联系和社会福利与社会效率之间的共同性。社会资本揭示了志愿性组织一旦启动，是如何有助于提供社会资本来支撑合作的，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机制，来威慑和制裁成员们的不合理行为。而对于宗教资本方面来讲，科尔曼曾指出“在美国，宗教，至少是部分宗教，是一个强大而持久的社会资本来源”（Coleman，1988）源于宗教组织的社会资本构成可分为三种：道德力量、组织内部联系、组织成员和非组织成员之间的联系。弗林特和科恩斯在分析苏格兰宗教组织的社会资本时，将其分为“内联”和“外联”两种类型，宗教组织的活动促进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公共生活的参与，同时也密切了他们之间的联系，推动了社群的扩大和发展。宗教组织拥有创造汇集社会资本的能力，而“外联”更能体现宗教慈善自主社会资本的道德维度在与非组织成员建立联系上面的作用，同时也是关键（R.L，2000）。

我国在社会资本理论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也比较丰富。如我国学者王绍光，其认为该理论应是“社团是否独立于国家的控制并非问题的关键，而是更在乎结构化的组织形式中人们彼此联系的程度有多高。”非政府的公益慈善组织，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本，是需要并且一定是在社团中的成员的慢慢学习中进行完善和调整的，通过培养组织文化观念和沟通交流技巧，而提高人们对于组织和政治的参与积极性和能力，增强效能感”（王绍光，2004）。社会资本论关注其对社团成员的内在转化，更关注一种“内聚”（普特南学者在分析苏格兰宗教组织的社会资本时曾提出，是宗教组织内部的联系）。就像宗教背景的慈善公益组织，其宗教因素就是一种社会资本，除了成员的文化精神理念的习得以外，还通过信仰等将各自紧紧联系在一起，产生一种超越血缘的凝聚力，同时，又充分发挥其“外联”（弗林特和科恩斯认为，宗教本身作为一种道德方面的社会资本，只有在于非组织成员建立起联系以后才能发挥，前面有提到）的作用，利用宗教力量，对社会团体进行经济、精神文化、组织建构等各方面的支持和补助，通过吸纳更多的志者来推动本身的发展。另外，黄剑波博士在对我国宗教参与福利慈善的历史进行系统梳理以后，指出在当代社会条件下，社会慈善在统筹资金和动员方式上的变化，宗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社会资源，并可以被充分发掘。宗教自由不仅仅带来了“信仰”自由，更重要的是激发了实践，在教义上赋予了社会服务活动的神圣性和正当性，使得信徒参与社会服务的范围可以超过宗教活动场所之外（黄剑波，2005）。李向平教授也明确指出宗教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其意义在于通过宗教信仰的善行，自愿从事一种追求公共利益的志愿服务（李向平，2008）我国学者程洪猛认为，宗教组织的“外联”模式更为重要，从中可以清晰的知道宗教因素是如何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在社会范围内筹款和动员的”。

成都基督教青年会具有北美和西方的国际化背景和西方基督教教义渊源，带有一定的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色彩，同时，作为一个社会公益组织，其发展与市民社会，同时又促进了市民社会的发展，是市民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也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体现，但是因为中国特色历史背景因素和政体权利体系的特殊性，这种宗教社会资本的具体利用，需要因地制宜的分析讨论，发挥其正功能。而成都基督教青年会在处理“宗教”这个社会资本时，同样也遭遇了许多挑战和改变，也是本文讨论分析的部分之一。

1.4.5社会公益组织在灾后重建中的角色与作用

灾后重建一直都是热点和重点问题，除了灾后立即性救灾和处理项目以外，灾后重建时期的长期性救助服务更为重要。但是这种需要长期人力物力的项目仅凭政府的力量是很难完成的，大多时候，都会有灾民自发组织的自救和社会公益性组织的进入参与来补充。

在西方学术界，对于灾害研究的议题很多，地理学家吉尔伯特·怀特首先对自然灾害进行了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和讨论，并在社会学家尤金·哈斯的帮助下，进行了跨学科的分析研究，提出了五种研究范式。第一种的“社会资本”视角在赫尔伯特学者的系统研究下，提出了受灾者微观社会资本与灾后重建之间的关系，中川翔子则从宏观角度来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第二种是Kreps提出的“社会支持”视角，其认为在灾害事件发生以后，受灾者如果拥有更多的社会支持，其身心状态的调整会更好，而社会支持也分为社会支持结构、主观知觉的社会支持以及实际的社会支持等三个部分（Kreps，1984）；第三种则是“资源保留压力模式”，这是由Hobfoll提出并发展的，当人们面临灾难事件的时候，是连续地获取、保存及保护自己资源的反应，当资源缺失时便会产生压力，这种资源又分为事物资源、条件资源及能量资源等（Hobfell，1995）；第四种则是爱特斯坦通过档案数据分析得出的“社会过程模式”；第五种则是埃里克森的“冲突主义”视角，解释了灾害会导致个人主义与依赖、自信与顺从、自我中心主义与团体取向之间的冲突（Erickson，1976）。

就社会公益组织在灾后重建中发挥的特殊作用来看，克雷普斯认为来自民间的“非正式支持”与政府的正式支持都很重要，互为补充和支持，因为灾害结果与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关系密切，在灾区设立社会公益性组织，并加强与政府合作，将会大大提高灾后重建工作的效率，从某种角度来讲，灾民的恢复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得到的非正式援助的程度。在灾后重建过程中，灾区人民失业和就业问题，心理重建问题，医疗救助问题，人际网络交往问题，居住环境受损问题等等都是灾后急需解决的，但这些都远远超过政府所能服务的范围和额度。除此之外，灾后重建具有延续性和阶段性的特点，在不同的时间点上都会有特殊的需求，灾区的实际需求跟政府规划不一致，因此需要许多社会公益性组织为其提供社会支持（Kreps，1984）。另外，社会公益性组织还能有效缓解灾区重建资源分配不均匀的问题，它们的进驻服务带来了许多资源，杰贝克学者发现底层灾民群体由于重建资源分配不均而面临着绝境，甚至产生利益矛盾和冲突（Drabek，1984），而社会公益组织能够通过非正式方式为灾区提供非正式的社会重建资源，并且具有监督和促进灾后重加资源公平分配的功能。更重要的是，灾后重建需要关注灾区人民的心理重建问题，这是更为复杂和艰巨的任务，由于“害怕记忆机制”的存在。灾民们往往觉得自己是被关在“牢中的囚犯”（爱特斯坦，1988），极容易形成“创伤后压力疾患”，也容易产生新的“二次灾害”。实际上，心理重建需要在个人和社会都良性的互动下完成。灾害一旦发生，就需要同社会制度以及文化过程互相作用（Kasperson，1988），社会公益性组织的进入和服务能够为灾民们提供心理方面的重要支持，也可以帮助他们回复或者重构亲友、邻居、同事等各方面的社会网络关系，这也是灾后重建中的而一个重要和关键点，对于灾民们摆脱灾害伤痛，更快更好的融进和开始新生活有重要作用。而其具体的灾区进入方式和服务方式也根据各自组织本身的规模、类型和资源等发面而具体不同，但大都是采用社工个案辅导，小区家庭支持，社区辅导，自发性自主重建等方式进行。

虽然社会公益性组织在灾后重建中的作用十分明显和重要，但是其并不能正确确认灾区受灾问题和程度，在确定服务对象和服务范围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各地对于受灾户的划分也都有地域差异，日本或台湾地区则认为房屋全倒和半倒的方式来认定“受灾户”。同时，社会公益性组织并没有政府正式组织和服务那么的稳定和持久，在人员流动上跨度比较大，义工的数量和规模也很难保证，长期性服务更加难以保证，这对于灾后需要长期性心理重建来说是一个重要问题。最后，社会公益性组织在进入灾区服务时，也可能面临着地区文化差异，外来的组织同本地灾民的社会系统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这对于灾后重建任务的开展也是极大的挑战。

1.5总结

通过以上的文献和相关理论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国外对于宗教慈善和公益组织方面的研究十分丰富，但对于我国地方城市来说，都缺乏一定的借鉴性。我国由于起步晚和政策体制方面的混乱，在宗教公益组织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基督教慈善公益组织方面的研究并不算丰富。但近年来，随着宗教信仰的开放程度提高，也逐渐变得丰富起来，多数都集中在分析宗教组织对于市民社会的作用以及宗教慈善组织的运作发展模式的分析借鉴上。而本文则在借鉴前面的文献分析视角的基础上，重点分析成都基督教青年会中的宗教性特点体现及基督教教义作为社会资本对于其机构的影响和作用，从而总结归纳出基督教慈善公益组织的特色发展模式，进而推论出宗教因素在公益慈善组织中的具体作用，以及在实际情况下跟社会发展环境的冲突与矛盾。

而对于社会公益组织在灾后重建中的研究，国内外学者都充分肯定了社会公益组织的重要作用，指出其在补充灾后重建资源，提高灾后救援效率，进行心理重建等方面的关键作用，特别是在灾后创伤心理预防和心理重建方面。但是对于宗教慈善组织在灾后重建方面的文献研究较少，而本文则在分析宗教在慈善公益组织的作用的基础上，利用相关理论和分析视角来研究分析成都基督教青年会同四川灾区灾后重建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总结得出宗教慈善组织在灾后重建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以及宗教资本如何在灾后重建中体现。

第二章成都基督教青年会的形成与组织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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