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总字数：9034字

摘 要

本文将洒脱与无奈视为贯穿苏轼思想的关键要素，试图以此为突破口分析其生平，解读其作品，构建其人格。文章先对洒脱与无奈的含义进行定位，再从命运波折与主体意识透析其人格形成的原因，然后在他的作品中，寻找洒脱与无奈的融合方式，最后总结其人，并提出其现实意义。

关键词：苏轼；主体意识；洒脱；无奈

Abstract: this paper regards free and easy and helplessness as the key elements running through sushi"s thought, and tries to analyze his life, interpret his works and construct his personality. This paper first locates the meaning of free and easy and helpless, and then dialysis the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his personality from the twists and turns of fate and subject consciousness. Then in his works, this paper looks for the way to integrate free and easy and helpless, and finally summarizes the person and proposes its realistic significance.

key words:sushi ; Subject consciousness; Free and easy; The helpless

目录

一、引言 3

二、 平生文字为吾累——苏轼的命运波折 3

三、 高情已逐晓云空——苏轼的主体意识 5

四、洒脱与无奈的文学融合 6

（一）此生此夜不长好——于洒脱中生无奈 6

（二）依然一笑作春温——于无奈处见洒脱 7

结论 9

参考文献： 10

致谢 11

一、引言

洒脱是一种挥洒自如，超脱窠臼的境界,洒脱也是一种世事洞明的豁达，一种淡泊名利的超脱，一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风度。无奈则是困于现状，欲脱不得的状态，一种欲求不得的遗憾，也是一种无力改变现状的感叹。这两者并非绝对的对立，而是相映相成的。若无现实中阻碍重重，颠沛流离，使其志不得伸，一腔热血无处可洒，一身抱负无处施展，最终身不由己，诗人便很难转向精神世界，寻求心境的超然离世，摆脱世俗的约束。即使偶有归山远游之句，也不过是富贵闲人对古典文学经典主题的重复，缺乏愤世弃俗、追求自由的情感体验，空有南山东篱之辞藻，却无俯仰天地之潇洒。可若无精神对现实的超越，诗人又会落入无穷无尽的苦难深渊，尽日吟哦己身愁苦，终年悲叹世路多艰。这类诗人以孟郊、贾岛为代表，他们经历了坎坷命运与衰落时代的双重打击，用诗歌刻画出繁华凋零、苍生流离的社会图景，读来令人叹息泪下。例如孟郊诗中“豺狼日已多，草木日已霜。饥年无遗粟，众鸟去空场。路傍谁家子，白首离故乡。含酸望松柏，仰面诉穹苍”等句^[1]，从自然荒芜写及人间残酷，从众生皆苦写及游子独伤。松柏连墓，天地无声，让人忍不住触景生情，心中倍感凄苦悲凉，此番悲凉意境大有汉乐府诗及建安文学的气质。然而这些诗歌大多仅仅止于清奇僻苦，并无更多妙致深思，因此他们也无法脱颖而出，跻身一流诗人之列。而苏轼的诗歌中，豪迈与悲凉，洒脱与无奈总是若即若离，交融为一。或起于意兴飞扬，酒罢阑珊后却只余满腔悲凉；或起于无可奈何，几番踌躇后终得见天高地广。

平生文字为吾累——苏轼的命运波折

苏轼对于洒脱与无奈的书写，和其曲折起落的命运密不可分。

苏轼出身仕宦之家，是初唐著名诗人、“文章四友”苏味道之后。其父苏洵亦以文章名世，其母亦是出身名门，知书达理。在这种家庭环境下，苏轼自幼饱读诗书，深知礼仪，深受儒家文化浸染。以致君尧舜为正道，以上下求索为己任。后世研究者通常将他的儒学底蕴视为入世思想的来源。1056年（嘉佑元年），年仅二十一岁的苏轼与十九岁的弟弟苏辙在父亲的带领下，离开生活多年的眉山，进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次年，他所写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观点独树一帜，不落俗套，深受主考官欧阳修和梅尧臣的赞赏^[2]，并因此名动京师，从此开启仕途，一步一个脚印，逐步被提拔重用。然而自古文章憎命达，苏轼虽一生未离宦海，其仕进之路却是坎坷艰险的，一生颠沛流离，走过90多座城市。入仕后不久，其母、其父接连病逝，他与苏洵守孝多年，错过了参与政治的最好时机。等到服丧归来时，朝廷已被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占据，而欧阳修等人陆续离京，零落四方。由于与新党政见不和，苏轼于熙宁四年自请出京任职，接连在杭州、密州、湖州等地任职。紧接着便是著名的“乌台诗案”，新党官员李定等人一心想致苏轼于死地，在他的《湖州谢表》中捕风捉影，曲解出大逆不道之意，苏轼因此被关押御史台，下狱百日有余，历经挫折，险些命丧，多亏吴充、章惇等人积极营救，宋太祖赵匡胤在位时留下不杀士大夫的言语，苏轼总算保住了性命。其后被贬黄州，官微职轻，并无实权，在困顿中写下《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传世名篇。元丰八年，宋哲宗即位，新党势力微弱，司马光被重新封为宰相，苏轼因此被召还朝，重新青云直上。但面对旧党执政的局面，苏轼仍大胆批判其腐朽面，因此渐为旧党官员所不容。他同时被新旧两党所排挤的状态，正应了其侍妾朝云所言“满肚皮不合时宜”。由于受到政治排挤，苏轼再次自请外调，于元祐四年知杭州，在当地政绩显著，生活舒畅。然而两年后，他又被召回朝中，其后因政见不和，陆续被贬惠州、儋州。当地自然条件恶劣，民风蒙昧未开，苏轼屡尝艰辛，却于艰辛中屹立不倒，办起了学堂，积极教学，将中原文化传至此地，极大促进了海南区域的农业发展。徽宗即位后，苏轼再度被起用，但这位将近古稀的老人已无力跋山涉水，最终在北归途中病逝常州。

苏轼一生历经三起三落，颠沛流离，历经丧妻、丧子之痛，可谓曲折之至。他荣登天子之殿，也饱尝阶下之辱；看遍京城繁华，也踏尽边地凄凉。这种复杂的经历使其倍感身不由己，深深无奈，在“乌台诗案”告一段落时，发出“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的自嘲之语；在《自题金山画像》中写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3]。”在诗中不仅能看出其政治的失意的无奈，也能窥见他在文坛屹立不倒的地位。即使身世飘零、独守憔悴，亦有文名满世、传唱良多。根据儒家理念：“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文学成就应置于政治建树之下，然而对于苏轼来说，建功立业之路遥不可期，因此他必将转向精神领域，以“黄州惠州儋州”这些代表政治失意与文学高峰的放逐之地为“平生功业”之所。

1. 高情已逐晓云空——苏轼的主体意识

除却颠沛流离的现实生活，苏轼还拥有着丰富充盈的精神世界。自南北朝以来，儒释道三种思想始终在文人心中缠绕不休，他们或彻底倾向其中一方，或以顺境崇儒、逆境崇佛道的方式，使不同思想占据生命的不同阶段。而苏轼跳出了这一传统，他始终以独立不羁的姿态行走于思想长河，不让某种外在意识彻底支配作为思维主体的自我，并且将儒释道三派融而为一，驭作己用。后人谈及杜甫，会将他视作儒家的杜甫；谈及王维，会将他视作佛家的王维。但谈及苏轼，却无法用任何历史术语去定义他的思想，只能透过文字仰望那独一无二的人格背影，孓然伫立于不可触及的彼岸。

这种独立思想的本质，是强烈的主体意识。苏轼自由游走于洒脱与无奈两种心境间，不因看透而遁世远去，不因悲苦而自我沉沦，正是得益于主体的固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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