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呼兰河传》的伦理困境与救赎

论文总字数：19693字

目 录

摘要 1

引言 3

一、 “泥坑”的困境：呼兰河县的社会伦理秩序 3

（一）“天命”观及对人的吞噬 3

（二）性别压迫的长期存在 5

（三）女性的扭曲与自我束缚 7

二、个体的挣扎：生命伦理与生存诉求 8

（一）作为“群众”：群体的生命形态 8

（二）作为个体的“人”：抗争与角力 9

三、救赎的选择：直面真相的勇气 11

（一）“韧战”：健康的生命形式 11

（二）萧红的救赎观：希望产生于对困境的认知 13

结语 14

参考文献 16

致谢 17

论《呼兰河传》的伦理困境与救赎

蔡沛霖

,China

Abstract:At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 under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impact of the May 4^th democracy and scientific trend of thought,the traditional ethical order has taken a gradual step towards recess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inertia of history continues. The consciousness of being located in the borders, obstructing of the environment, and relying on destiny to eat has made it difficult for the people in the northeastern counties to walk forward. The traditional ethical order still controls all aspects of people's lives. The Story of Hulan River is a sample of the people of northeastern China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last century. Xiao Hong hides the complete chain of ethical order under loosely narrated narratives. This is an extremely cruel "eating people" chain,eat and be eaten at the same time on the individual's body,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The Story of Hulan Ri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ethics and bioethical appeal, and explore its dilemma and individual salvation. The collisions and raptures of the individual's ethical identities in the Northeast of China, as well as the ethical choices made, are the best private comments on the situation of the rural areas in the Northeast China in the last century.

Key Words:The Story of Hulan River; Cultural belief; Ethical order

引言

东北以黑土地著称，土壤肥沃，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靠天吃饭更近于经济发展的自然状态，故民众在精神上形成了代代相传的“天命”观念，具体表现为对鬼神的民间信仰。同时，环境的闭塞，距海遥远和漫长寒冷的冬季亦使东北尤其农村地区缺乏造血能力，长久以来儒家重血缘关系的传统伦理依旧发挥着它的效用。

萧红所生活的年代已经迎来了巨大的转变，农业社会的小农经济形态受到了冲击，传统思想在挣扎中走向衰亡。但千百年来，这些旧事物累积了巨大的惯性，它们的踪影仍广泛地散布于东北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强有力地操纵着民众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故而，以传统思想为根基形成的传统伦理秩序不仅难以打破，还具有极强的稳定性与延续性。

概而言之，《呼兰河传》中存在着一条完整的社会伦理链，在这一伦理链条之中，儒家士大夫、重家族血缘关系的文化理念混融着民间的实用性信仰，并行不悖地发展着。这一伦理链条以鬼神即民间信仰为最顶端，人居于鬼神之下，女性地位低于男性地位、小辈地位低于长辈地位。该链条可简单描述为以下形式：鬼神—男性家长—女性家长—男性二代—女性二代。另外，女性二代中的已婚已育者又归入女性家长的链条中，有且仅有生育这一途径能让女性逃出链条的最底端。这一社会伦理链已成为乡村的“共同体”，它具有极强的稳定性而难以破坏，并不断挤压着个体生命伦理的发展与生存诉求。个体如何在这样的“共同体”环境中进行自我的救赎也是作品提出并进行探索的问题。

1. “泥坑”的现实：呼兰河县的社会伦理秩序

《呼兰河传》的开篇有一个“泥坑”存在。鸡鸭车马甚至是人不断地落入泥坑，在泥坑中挣扎，却从未有人提出用土将泥坑填平。苏珊·朗格说:“意象真正的功用是：它可以作为抽象之物，可作为象征，即思想的荷载物”[^[1]]。这一“泥坑”是整个社会伦理秩序的象征，是萧红对当地民众生存环境的总体写照，映射着呼兰河县人民的生存常态：不仅物质生活贫瘠，而且精神世界因循守旧，不愿更改。在这里，年代久远的“天命”观念、男女性别压迫的长期存在、自我的束缚编织成一张难以逃脱的密网，使每个置身于其中的个体在困境中难以挣脱。泥坑年复一年地存在下去，埋葬着呼兰河人祖祖辈辈的尸体，和将成为尸体的或说与尸体无异的群众。

（一）“天命”观及对人的吞噬

代代相传的民间思想渗入民众的文化心理，并融合成群体共同遵守的某种伦理规范，制约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呼兰河县是一个有多民族聚居的古老小城，最早的原住民属于东湖、肃慎与抚余三大族系，逐渐演变为近代的满族、朝鲜族、蒙古族、赫哲族、锡伯族，他们基本以鱼猎游牧为主要的生产方式，信奉广义的萨满教，保留着巫术的仪式活动，比如跳大神、占卜、送魂等[^[2]]。此外，回族带来了伊斯兰教，战争使天主教降临到这片土地上，“闯关东”的农民又带来了家族制度等汉文化礼仪风俗。在这样的历史积累中，呼兰小城的乡土风俗十分兴盛。佛教、道教，还是伊斯兰教、天主教，都能找到相应的寺庙，不仅如此，龙王庙、城隍庙、文昌阁、娘娘庙、老爷庙等均有民众前往祭拜祈愿。以血缘家族关系为重的儒家理念与民间的实用性信仰，在呼兰河县并行着。

长久的民间信仰历史与闭塞、贫穷、文化水准低下的东北乡村现实交织着，对现实生活及个人命运的无力把控使当地人转而在宗教祭拜中寻求精神上的依托对象，形成听由“天命”的心理状态，也即坚信“人的命，天注定”。这里的民众多数并非真正意义的某个教的教徒，他们有多重的祭拜与信奉对象，而所有信仰都通向对“天”的信仰——这种“天命”观是一种整体的观念，综合着所有意识形态，也是民间信仰的源头。在这种“天命”观的作用下，人们将自身置于“天”的把控中，使“天”高过于人，居于伦理链条的最顶端，绝对主宰着呼兰河县。在文本中，“天命”观具体表现为对各路鬼神的信仰与服从，及由此带来的层出不穷的祭拜活动。在第二章，萧红列举了呼兰河人民的精神盛会，“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等，这些盛会均与鬼神相关：“跳大神有鬼，唱大戏是唱给龙王爷看的，七月十五放河灯，是把灯放给鬼，让他顶着个灯去脱生。四月十八也是烧香磕头的祭鬼”。同时，在呼兰河县所有关于生死的问题都要报庙，交由老天主宰。呼兰河县的人们活在重重传统思想与社会伦理的桎梏中，作为个体的人的意志被消耗殆尽，仅剩集体无意识以及向命运束手就擒的姿态，故而，对鬼神的信仰也是一记对痛苦的麻醉剂，是当地民众的精神支柱，将逆来顺受以及消极的人生态度合理化，用“天命”来为不幸开脱。《呼兰河传》那些在婆家受虐待的女子，强行为她定娃娃亲的娘家人以“这是命”来自我安慰；面对物质生活的贫困，“这是命”也成为一个好借口，使他们能心安理得地在游手好闲中度日。可以说，对于鬼神/死的重视亦是对生的无望、无力的反射，他们糟践生命，转而在鬼神身上得到补偿。

关于天命或鬼神对人的主宰与压迫，作者刻画得较为详尽的是小团圆媳妇的遭遇。惰性与贫穷令民众肉体上受到重扼，也造成精神世界的贫瘠。无任何的科学知识与除宗教祭拜外的文化生活，使民众治病不问医，而是听命于天、求神问卜。小团圆媳妇发育早，个子长得高，不怕羞，而且坐得笔直，走得风快，这些特质与传统的呼兰河女性有别，她便被众人以异样眼光看待，被奚落“太大方了，不像个团圆媳妇了”。为把小团圆媳妇规矩成一个温顺动物，婆婆先打了她一个月，把她打得“水不想喝，饭不想吃，睡觉的时候睁着眼睛，一惊一乍的”，变得又黄又瘦。继而，婆婆认为小团圆媳妇得病是冤鬼作祟，即便吝啬，还是花了五千多吊钱去请各路鬼神，妄图依托宗教巫术来治“病”禳“灾”。只要与请鬼神相关，不管形式多么荒谬、过程对个体来说多么痛苦，这里的人们总是相信且愿意去试一试的。跳大神、请云游真人、抽帖儿、看香、扶乩、各类民间偏方，婆婆将能试的都在小团圆媳妇身上试了个遍，直至她终于遭受不住日日夜夜的试验与摧残。一日，一群婆婆奶奶们又要为她驱邪，这回是煮了一大缸滚热的热水，要“洗澡”来赶鬼。小团圆媳妇不愿脱衣，婆婆和几个帮忙的人便强制将她的衣裳撕掉，把她抬进大缸中，让赤身裸体的她在众人的围观中被“上刑”。“她在大缸里边，叫着、跳着，好像她要逃命似的狂喊。她的旁边站着三四个人从缸里搅起热水来往她的头上浇。不一会儿，浇得满脸通红，她再也不能够挣扎了，她安稳地在大缸边站着，她再也不往外边跳了，大概她觉得跳也跳不出来了”。小团圆媳妇在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中已逐渐看清无人听见她的呼喊的事实，众人看来，“命”是天的而非人的，他们不信小团圆媳妇，倒更信什么云游真人能救命。即便小团圆媳妇有个人的意识，重重的外力也逼迫着她向“天命”投降：在这里，个体对“天命”抗争无效，在大缸中挣扎与落入“泥坑”中一样，不仅“跳不出”，且往往越挣脱陷入越深。当晚，小团圆媳妇被滚烫的水浇了三次、昏过去三次，最后再也没能醒来。“还没到二月，那黑乎乎的，笑呵呵的小团圆媳妇就死了”，她最终被迫选择放弃了对悲剧命运的逃脱。

悲剧即是将美的事物毁给人看，无疑，小团圆媳妇在萧红笔下原是一种健康的、美的生命的象征，两条发亮的辫子，偏黑的肤色与友好的笑容昭示着这一十二岁少女体内的原始生命活力。她不幸在她生于信奉“天命”而对个体生命诉求全然漠视的呼兰河城，这一鬼神“吃人”的环境吞噬着她生命的活力与耐力，使她只能接受“天命”的派遣，逐步被糟蹋至死。对于自己的处境，小团圆媳妇并非没有意识，她清醒地知道自己走投无路。“那小团圆媳妇夜里说梦话，白天发烧。一说起梦话来，总是说她要回家”，“回家”，回到在八岁时用八两银子卖掉自己的家吗？事实是，在现实社会中她哪儿也去不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甚至对别人说“等一会你看吧，就要洗澡了”，她清楚自己即将遭受折磨，也清楚自己挣脱不了所处的“吃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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