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总字数：10556字

摘 要

明代时期，大批汉民移入贵州境内，规模宏大，盛况空前。而后清朝统治者在贵州设司立会，汉文化广为传之，自此，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愈渐明显，许多民族都不同程度地“汉化”。汉屋苗寨相连，还出现了汉苗杂居的现象，风俗渐变，语言渐更，苗族人民受汉文化影响迷失在文化传承的十字路口。在汉文化历史悠久的中国，汉语是必不可少的交际语，但对于苗族人民来说，苗语才是他们真正的母语。苗语汉化的文化现象警示我们汉文化冲击之大、苗族文化保护力度之薄弱，更加引发我的深思——苗语未来发展的走向究竟如何？

关键词：苗族，汉化，语言，交流

Abstract：During the Ming Dynasty, a large number of Han people moved into Guizhou, with great scale and unprecedented prosperity. After that, the rulers of the Qing Dynasty set up a meeting in Guizhou, and the Han culture was widely known. Since then, the influence of the Han nationality on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obvious, and many nationalities have become "Sinicized" in varying degrees. Han house Miao Zhai connected, but also appeared the phenomenon of Han Miao mixed living, customs gradual change, language gradually, the Miao people affected by the Han culture lost in the crossroads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China with a long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is an essential communicative language, but for the Miao people, Miao language is their real mother tongue. The cultural phenomenon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iao language reminds us of the great impact of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weakness of the protection of the Miao culture, which further arouse my deep reflection-what exactly is the trend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Miao language?

Keywords：Miao nationality, Chinese, language, communication

一 前言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我国各民族的发展因为时代的改变在不断的进步，也因为地域差异而各放光彩。提到苗族，相信大多数人是既熟悉又陌生，如果再说到苗语，我想就鲜为人知了。作为少数民族苗族人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苗族受到汉文化影响发生的改变——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我的家乡，苗族聚居地之一。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早已不见苗族服饰的身影，人们讨价还价话家常，也鲜闻苗语，同龄人甚至是父辈，都已丧失说本民族语言的技能，只有祖辈或者深居苗寨山林里的部落人才日日与苗语为伴。以前的苗族村寨，人人会说苗语、唱苗歌，每逢佳节，男男女女围在一起对歌起舞，而现在能维持这些民族风俗的村寨已经屈指可数。仔细想想，小时候能听到祖辈在河岸边捶洗衣服时随口吟唱的苗歌，还能听到他们用苗语嬉笑怒骂，但现在已经鲜有耳闻了。如此看来，苗语已经面临失传的问题。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得抓住问题的本源，苗语是怎样传承的？又是何时起不被口口相传？这些跟什么有关？

二 苗语汉化的文化现象

（一）词汇语法的变化及汉名汉姓的使用

历史上，明代初期大批汉民涌入贵州，黔东南地区的苗语接近古汉语主要从那时起。苗语有不少汉语借词，主要通过音译、意译和音意合译三种方式借用。由于苗语各分系土语之间存在差异，受汉语影响也各不相同，当具体到某一种方言时，对某个汉语借词借或不借，都不统一。同一个词，有些方言借，有的就不借，如黔东苗语借天干，其他语系却没有出现。同一个汉语词，不同方言借入的时间也不一样，如“轿子”在川黔滇苗语、湘西苗语、标敏瑶语中是新借词，在其他方言中就可能是老借词。其次，汉语词指同一事物用不同的词语，苗语中都有借入，如“学堂”、“学校”；“先生”、“老师”等。再有，一个汉语词在不同时间有不同意义和不同语音，苗语都有借用，如“车”在早期指“水车”，近期指“汽车”。

现代黔东南苗语中，表示行为、状态正在发生的只有副词，且只有借自汉语的“正在”，可见黔东苗语原本是没有表示进行状态的助词的，是受到汉语的影响才借用了汉语这个副词。如“那时他‘正在’读初中”。这些借词的出现和运用，也见证了苗语和汉语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除此之外，苗语的比较句原来只有“名词1 形容词 助词 名词2”的形式，后来受汉语的影响，出现了“名词1 比 名词2 形容词”的形式。如黔东苗语原来说“Nenx(他)hvib(高)hxangt(过)wil(我)”，后来还可以说“Nenx（他）bix（比）wil（我）hvib（高）”。

历史上苗族人只使用苗名，后来为了便于与外界交往，在苗名之外另取一个汉名，有些地区甚至直接放弃使用苗名而只用汉名，黔东南苗族现今则苗名和汉名并用。使用汉名的同时也使用了汉姓，分为三种方式：一为接受赐姓、定姓；二为使用所属地主、土司的姓；三为支系名称的意译获音译。苗族开始使用汉名时，有的直接使用汉语的意义，而有的却只使用汉姓，名字是苗名的音译。如“罗阿么、罗乎勾、姜你丢告”之类的。

（二）口语汉化及各方言土语的差异

语言是每个民族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工具，随着苗族社会的变迁和发展，苗语也成为苗族人的标签。通常，苗族人日常交流都会使用苗语，但因为苗族迁徙频繁，分布不均匀，每个地区说的苗语都有所不同，当两种甚至多种方言交织在一起时，交流就会有一定的障碍。特别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苗侗杂居县，不少人只会说苗语，或者只会讲侗话，交流起来就异常困难。所以人们选择用客话交谈，也就是偏近现代汉语的口语，而非苗语。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凯里苗族用凯里苗话借凯里汉话，外地苗族用外地苗话借外地汉话，两地的苗话和汉话都各不相同，导致沟通不畅，于是大多数人更偏向于说普通话，也就是汉语。这样的情况在民族杂居的地区很常见，更有甚者，除部分人会讲本民族语言外，绝大多数人都只会说汉语了，因为他们在周边民族的影响下，动摇了本民族语言的文化自信，加之苗语口口相传的易散易变的弊病，使得苗族人民在汉语出现频率高的情况下，逐渐弱化或丧失了说母语的能力，出现了汉语逐步代替苗语的文化传承错位的现象。

苗族飞歌是苗族人民特有的非物质文化。苗家人生来热情好客，喜欢以歌会友，人们用苗歌来抒发情意、纪念先祖、欢庆节日，几乎人人都会唱几嗓子。从电影《刘三姐》里就能看到，村民们靠着自己的才智和响亮的歌喉，对山歌智斗地主莫老爷，民歌歌词简短精悍，旋律悠扬动听，苗族飞歌也是如此。苗歌通过口耳相传，缺少文字的记载和传录，学习者只能用汉字音译，导致以汉字“先入为主”的学习者直接记忆汉字，而非记忆苗歌语音发音情况，无法理解苗歌的歌词意思和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用汉语音译过的苗歌再经整理，歌词从全苗语到汉苗语相杂，内容从以前的追念祖先、表露情义，到后来的桃园结义、孔融让梨等历史典故，无不受汉文化的熏陶，体现了汉文化对苗族文化的冲击交汇。

根据王辅世先生的研究资料显示，苗语可以分为黔东、湘西、川黔滇三个方言，在此基础上，还有七个次方言、二十三个土语。而在黔东方言中，就包含了东部、南部、北部三种土语，其中，说北部土语的苗族以贵州省凯里市为代表，说南部土语的苗族以贵州省榕江、从江等县为主，说东部土语的苗族以贵州省锦屏、黎平、剑河等县为主，由此可见，仅仅在黔东地区，就有各不相同的土语，想要苗语统一化很难，而苗族人民在跨区域交流的时候，想要获得良好的沟通，就必须求同存异，所以苗语汉化也是有迹可循的。

三 原因分析

1. 历史大迁徙

从历史上来看，苗族有过五次大迁徙。第一次是大约五千多年前，苗族先民——九黎集团，与炎黄部落集团发生战争，九黎集团战败，首领蚩尤被杀，族人被迫从长江下游的平原地区向长江中游地带迁徙，而后形成了新的“三苗”部落集团。第二次迁徙是三苗国再次战败于以尧、舜、禹为首的华夏集团，被迫迁入江西与湖南一带的崇山峻岭中，由此又有了“荆蛮”、“荆楚”之称。苗族先民从肥沃的平原迁入贫瘠的山区，他们白手起家，凭借族人凝聚起来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在南岭一带繁衍生息。一直到商周时期，几代君王又开始对荆楚之地多次讨伐。《诗经·商颂·殷武》载：“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然而，荆楚不灭反盛，在春秋战国时期，苗族成为“五霸”、“七雄”中楚国的主体居民。既是战国时期，后又有秦国灭楚，苗族先民再次为了躲避战乱，迁入武陵地带的“五溪”区内，这便是苗族历史上的第三次大迁徙，由此苗族又得“武陵蛮”、“五溪蛮”之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汉高宗五年，改黔东郡为武陵郡。到西汉末年，“武陵蛮”的强盛发展使封建王朝不安，《后汉书·南蛮传》云：“光武中兴，武陵蛮特盛。”光武帝三次派兵攻打武陵蛮都被武陵人民尽数击退，但武陵人也因此弹元气大伤，而后直至唐宋时期，封建王朝的徭税压迫、残暴绞杀，迫使武陵人民再次向五溪深处西迁，一部分族人迁至黔东南地区定居下来，另一部分迁至更远的黔北、川南、云南、广西，分布愈加分散。这就是苗族人民的第四次迁徙。到了元明清时期，苗族人民已经分散各地，云、贵、川、湘、桂、粤都有苗族人民的身影。元明清统治者对于苗族人民的歧视和压迫有过之而无不及，清朝时期最甚，因此苗族人民历史上暴发的三次大起义都是在这个时期。清政府对苗族人民的反抗进行了残酷镇压，屠戮百万、关押服役，“其民则逃亡转徙，百里无烟”，清朝的严苛律法和沉重税徭，迫使苗族人民远迁越南、老挝和泰国。至此，苗族历史上的大迁徙基本结束。

苗族在从北向南的迁徙过程中，与汉族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也由于长期长距离的迁徙，苗族文化大量失落，没有参与迁徙的族人也与汉人同化。在迁徙过程中，苗族人民不得不去适应各不相同的地域文化，从而培养出他们灵活变通的交际能力，族人因为杂居或聚居情况不同，各种方言受汉语影响的程度也不同。当下，汉语流行趋势越来越盛，对各族的影响进一步加强，所以，苗语汉化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

经济与政策

追溯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黔东南地区的苗族，大多就是苗族先民第三次迁徙和第四次迁徙时在此定居繁衍下来的，具体原因要数清代苗族的第三次大起义。咸丰五年（1855年），随着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以云贵高原为中心的苗族农民也掀起了革命风暴，其中张秀眉领导的黔东南苗族大起义就是其中一起。当时，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在贵州竭力筹饷设防，实行“抽厘助饷”的捐税政策，要求黔东南十余县缴纳四十余万石，农民辛苦耕作的粮食只能上缴，养家糊口的日子都难以维持。天公不作美，咸丰元年至四年（1851-1854），清水江沿岸一带连续遭到水、旱、虫灾的侵袭，产粮入不敷出不说，黄平知州杨承照还赶尽杀绝，不但不同意苗族农民减免赋税的要求，还胁迫三位农民代表签下照旧纳税服役的愿书。农民们闻讯后想要刺杀杨承照，逃生的杨承照还遍贴“灭苗清户，安屯设堡”的告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苗族人民再也忍不下去了，纷纷揭竿而起，拉开了苗族农民起义的帷幕。

在张秀眉的领导下，义军先后攻下了清平、丹江、台拱、清江、凯里、黄平、施秉、平越等城镇，形成了一片控制区域。义军将土地和财物分发给农民，帮助农民们垦荒耕作，修养生息。苗汉两族人民同样遭到封建统治阶级的迫害，义军对苗汉人民却一视同仁——镇压苗汉地主，分发土地财物给苗汉劳动人民，在此期间，苗族人民和汉族人民相互扶持，建立起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义军队伍不断壮大。1858年9月，义军攻占了黔东南重镇镇远。至此，苗族义军掌控了整个黔东南地区。在张秀眉的领导下，贵州其他州县也纷纷响应起义炮火，甚至还有以汉族人民为主体的白莲教即号军起义。张秀眉与各地义军互相声援，使革命烽火燃遍贵州，清政府几乎丧失了在贵州的统治力量。张秀眉为了保护起义胜利的果实，派义军的重要将领驻守军事要地，苗族人民在蜿蜒盘桓的大山里自耕自足，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

好景不长，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清政府开始着手镇压贵州的农民起义。依仗洋枪洋炮和精锐的支援，清军先后攻占了贵州各州县，杀害了苗族起义领袖，长达十八年的苗族人民大起义就这样悲壮地失败了。其中，李文彩率领的太平军也直接参与了雷公山保卫战，苗族义军和太平军团结合作，虽未取得成功，但也在苗族起义的史册上留下了情谊之笔。

民国时期，蒋介石夺取中国政权后，实行少数民族同化政策，不承认少数民族的存在。贵州各县长奉上级的旨意，禁止苗族人民兴本族的风俗习惯、说本族的语言、穿本族的服饰，如若违令，轻者警告罚款，重者镇压强执。在不近人情的压迫下，苗族人民惶恐不安，苗语、苗俗、苗饰渐渐消失在苗族人民的日常生活里，男子们用布巾缠绕的发饰变成了平头寸头，女子们用梳子苗帕编盘的发髻被剪成短发，节日里再也看不见苗族人民穿着本族服装唱歌跳舞，苗年苗节不再有人欢庆。在政策的逼迫下，凡有苗族栖息的地方，“中国化运动”大一统之风就吹到哪里，苗语的身影飘渺散尽，无迹可寻。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制订了一系列关于民族语言文字的法律法规，允许各民族使用自己本族的语言文字，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习惯，还主张主要民族的文字应成为一种文字，到哪个民族地区工作还应该入乡随俗。至此，在政法的保障下，苗语才又开始兴复起来。

由此可见，当不同的民族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区时，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碰撞是不可避免的，相互间的政治经济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苗族文化在承袭传统的同时，也因汉文化的渗透而发生改变，这种变化随着历史上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而愈发明显，以致明清时期居住于官员统治的城镇辖区及交通要塞地区的苗族人民逐渐“汉”化，无论是语言表达上，还是生活方式上，都呈现出不同往日的文化色彩。例如，苗族人除在本民族交际中使用苗语外，与侗族或其他民族交流时能或多或少学习对方的语言，为了使双方更便捷地交流，大家都愿意改变全民族语的交流方式，在本民族语言中掺杂一些更容易使对方听懂的他族语言，但当此方法凸显更多弊病，如画蛇添足，断章取义时，汉语便渐渐成为杂居民族间的交际语。久而久之，在黔东南这个苗族侗族聚居地，人们的日常生活出行使用的语言便被汉化后的民族语言代替。《贵州通志·土民志》载：“苗族‘与汉民居相近者，言语皆与汉民同’，以至有的‘不知为苗人’”。

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汉语的运用越来越普遍，校园里随处可见“请说普通话”的标识，苗族学龄儿童在学校接受汉话教育的同时，也将汉话带到家里，父辈在与孩子交流的过程中，也渐渐用汉语代替苗语。除了一些不受汉话影响的村寨，仍然坚持用苗语交流，大部分城镇居民都开始用双语交际。苗语汉化从这时起开始大势所趋。

地理位置特殊

武陵地带的“五溪”之一雄溪，就是巫水，流经湖南的城步、绥宁、会同等县，在洪江处注入沅江，沅江最长的支流叫清水江，我的家乡就坐落在清水江河畔。清人吴振棫的《黔语》写到“清水江源出都匀东北诸山，绕城西南合流，俗称长河，又称剑河（今剑江河），亦名马尾河。在八寨厅（今丹寨）境曰鸡贾河，在麻哈厅（今麻江）境曰平定河，在清平县（今凯里）境曰凯里河，入清江厅（今剑河）界始名清江（清水江）。自都匀府起至楚（今湖南）之黔阳止，凡一千二百余里。”也就是说，清水江流域面积之大、遍布范围之广，组成了清水江黄金水道和水网体系。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清水江以及河畔郁郁葱葱的杉木林成为了黔东南人民赖以生存的宝贵资源，河畔居民靠着这一黄金水道，推动了木商文化的发展，可以说清水江是黔东南州各族人民的母亲河。乾隆年间，贵州巡抚爱必达在《黔南识略》中写到“郡内（黎平府）自清江（即清江厅，今剑河）以下，至茅坪二百里，两岸翼云承日，无空土，无漏阴，栋梁杗桷之材，靡不具备。”两岸杉木是历来人们所喜爱种植的“苗木”，为外省木商眼中质量最佳的杉木。有需求就有市场，有市场就推动了经济的发展，随之而来的就是文化的交流传播。康熙年间贵州巡抚于淮奏疏给朝廷，文中斥责地方官“官斯土者摒苗为异类。既不鼓舞，又不教习，使若辈沉沦黑海，罔见天日。”并提议“应将土司族属人等，并选苗民之俊秀者，使之入学肄业，一体科举，一体廪贡。”“行之既久，苗俗渐可化而为淳，边末遐荒之地尽变为中原文明之邦矣。”奏疏得以批准后，黔东南地区才涌现出一批私塾院校，苗民们开始学汉字、修国学，汉文化由此传播开来。

文字失落及文化碰撞

相传苗族历史上有本族的文字，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失传了，黔东南的传说是在迁徙途中遗失的，久而久之，人们相信“看得见的文字没有了，但看不见的文字一直在心中”，所以苗族人民不再为保留和传承苗族文字做努力。苗族没有了文字，语言便借诗歌传唱，族人在历史上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便很少能被记载和传承下来，口耳相传的东西因为口语化而朝着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

由前面的苗语土语分布情况可知，苗语的各方言之间的“异源词”比例大大超过同源词，我猜想各区域方言很早就有过沟通交流，但由于地域差异导致他们的方言异大于同，所以苗族人民为了使沟通变得更加简洁有效，强调相似或相同的语言成分，例如，在借用对方语言中的某些成分的基础上，加上双方受到的其他语言的影响，使得彼此之间产生“同源词”。显而易见，“同源词”的数量少，而在这些“同源词”中，还包括了部分古汉语介词、古代藏缅语，许多词汇还与侗语、南亚语有关系，所以苗语方言之间不同成分比例太大，同时还受周边语言影响，说明了苗族各方言还是比较难统一。但当汉语普及了之后，苗语受汉语影响巨大，同时还缩小了苗族各区域之间的交流障碍，苗族语言开始向汉语靠拢，苗语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率大大下降。

苗族和汉族其实很早就有接触，古代汉族先民把苗族自称为“蛮”，且汉语的“三苗”是古代苗族自称“smrau”的音译，此后汉语才有“三”这个前缀。有些汉语借词看来只在小部分土语中出现，如“讲（话）”、“炮”、“铳”、等，但当苗语词汇所描述的事物不够贴切时，苗族人民都会选择汉语借词进行表述，如“宫殿”大多出现在与皇帝、华丽居所相关的故事传说中，还有许多受汉文化影响的文化现象并不以借词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在固有词素的基础上复合反映，如diel在苗语中指“汉族”，ud diel就表示汉式衣物“开襟衣”，dlad diel表示汉区传入的狗“哈巴狗”，vob bangf diel表示汉区传入的萝卜“胡萝卜”，hfed diel表示汉区传入的线“丝线”等。从这些词汇我们可以看出，汉语和苗语在相互影响的基础上发展，只不过汉文化发展势头之盛，牵引苗语向汉化方向发展。

四 解决思路

（一）统一苗文

相传苗族曾有过自己的文字，但至今失传且无法考证，1959年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四种苗文方案（草案），以26个拉丁字母为基础，确定了四种苗文。但在苗文的试验推行中，暴露的问题重重，音节过长，表音方式与原音存在差异，四种苗文之间存在能被统一而未被统一的问题等。四种苗文的韵母中，都包括有汉语借词的韵母在内，这也说明了汉语和苗语之间存在着可借鉴的联系。从苗语的语音与社会发展来看，分别为苗族三大方言创立三种文字方案并拟定拉丁字母注音是有必要且有效的，因为这三种方案曾推广使用并在语言教学、整理民族文化遗产、科研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时代发展的脚步越来越快，语言变化也会越来越快。除了教材要编写之外，苗汉词典也需要编纂。苗汉词典既能促进苗文的规范化，又能服务于苗汉语翻译与双语教学，所以苗汉词典的编纂是有必要且急切需要的。

（二）政策保护

没有政策保护，必将走向灭亡。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汉文化传播更深更广，民族文化融合的步伐也日趋加快，苗语在缺少政策保护的情况下，遭到汉语的巨大冲击，让有语言无文字的苗族文化传承堪忧。苗语靠口头传承本就有极大的局限性和灵活性，经过几代人的涤荡后，大部分苗族青年就很有可能丧失本说母语的能力，也就斩断了民族文化传承的纽带。所以，无论是只会说母语，不会说汉语，还是只会说汉语，不会说苗语，都影响着民族文化的交流发展与传承，母语可能会随着时代的变迁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当代社会中，我认为国家可以推出相关语言保护措施、法律法规，我们也应该保护本民族文化不受侵蚀，形成“文化自觉”，积极学习并传承民族语言，适时宣扬民族文化保护政策，多办一些展现民族风采的活动，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三）使用双语教学

母语的教育作用毋庸置疑，但掌握第二、第三语言在当今世界的重要性也不置可否。凯里县挂丁小学曾经在四年级一个实验班试教苗文，学年结束后学生们不仅学会了苗文，汉语成绩也提高了，及格率高于非实验班30％。掌握民族文字不仅对汉语学习有帮助，还能促进外语的学习。一个班学了苗语，英语统考成绩明显高于没学苗语的班级，因为英语在语法结构上与苗语有相似的地方，也有跟汉语相似的地方，学生多掌握一门语言，就能多一点融会贯通的能力，老师也就能有更广阔的教学余地。由此可见，学习民族语言对学习其他语言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我们应该积极运用双语教学模式，保留本民族语言文化，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结 论

苗语既是苗族人民必不可少的交际工具，又是展现本民族文化的重要媒介。虽然苗语经过历史的涤荡曲折发展，有所汉化，但是直到今天，苗族人民还是坚持使用本民族语言交际，或实行双语并用的方式。因为在常说苗语的人看来，苗语听起来更加亲切，苗语特有的语感让话语听起来更有感情，更容易让人有归属感。但在当今社会下，我国汉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占全国总人口的94.2%，汉语成为各民族交际必不可少的语言。要想在科技信息时代生存发展，苗族人民如果仅仅掌握本民族的语言是不够的，不会说汉语，就不能进行充分的社会交往，也就不能促进民族间的交流与发展，所以汉语成为苗族人民不可或缺的第二语言。但在少数民族地区，使用双语教学帮助记忆和加深理解，比直接用汉语效果好，苗语也是民族文化最具象征性的代表。鉴于此，我认为苗语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扶持、族人的文化自信、苗语教学方式等，愿我国民族文化能一直维持瑰宝的光彩，为文化多样性的世界写上绚丽一笔。

参 考 文 献

[1]贵州苗学会：《苗学研究（二）》[M].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7

[2]单洪根：清水江——黔东南的母亲河[J].黔东南社会科学，20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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