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总字数：11727字

摘 要

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中刻画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如奥涅金、毕巧林、罗亭等等。他们也是俄国文学当中独有的“多余人”的代表形象。通过从这部作品本身开始，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不难发现，在当时所处的时代中，俄国的一些贵族知识分子正是这种多余人的形象，他们虽然聪明而才华横溢，但最终却不得不成为人们口中的“废物”。他们是时代的产物，在作者富有想象又结合现实的笔下，他们又各自有着不同的性格特征，也各自反映着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物的特点，带着时代的烙印。因此，以作品为出发点，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对这些多余人的存在进行深入的探究，能够发现多余人这一形象的变化，从而更好地理解俄国文学当中的民族性。

关键词：多余人；民族性；历史文化；宗教

Abstract："Ye Gurney Onegin" is the foundation stone of Russian realism literature, and his works vividly reflect th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Russian literature. Beginning with Pushkin"s Onigin, he experienced Bi Qiaolin, Luo Ting, and Obromov, and formed a series of superhuman images unique to Russian literature. Starting from specific works, we can find that the superfluous people are typical images of aristocratic intellectuals in the society at that time. They are talented and eventually become "smart wastes." As a product of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imes and the minds of writers, these redundant people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from each other. Different time imprints and different artistic expression techniques have made them "this one"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their respective times, each reflec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Exploring the deep connota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redundant peo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history and culture can reveal that the evolution of the image of redundant people reflects th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Russian literature.

Keywords：Superfluous person; nationality; history and culture; religion

一 前言

“多余人”这个形象，最早出现在19世纪前半期。此时的西欧先进国家先后走上资本主义，俄国依然处于封建农奴制的统治之下，但资本主义已经萌芽。当时的俄国不断发生农民起义，社会动荡不安，农奴制度已经面临崩溃。而多余人正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当时的贵族阶级正在走向衰落，多余人正是在贵族革命时期产生的特定的社会现象。而这些人正是贵族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大部分，比较具有代表性^[1]。

著名的文学批评家赫尔岑首先提出了多余人的概念，在评价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时表示，这些人正是特殊在“他永远不会站在政府一面，还在于他永远也不会站在普通老百姓这一面…”。另外，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认为多余人“…常常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和巨大的精神力量，本可大展才华，但却很少作为，或者根本无所事事。”

“多余人”这个群体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他们几乎都来自于贵族，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且非常聪明。他们中大部分人受到西欧先进国家的启蒙思想影响。他们厌倦上流社会的空虚生活，希望能够找到更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他们又无法放下身段去接近普通的百姓，深入地了解俄国社会底层的生活状况。在他们所受到的贵族教育的影响下，他们缺乏需要的知识和勇气来改变现状，最终只能一事无成，成为所谓的“多余人”，认为自己对社会没有任何作用。但他们的内心也有着激烈的矛盾冲突，无力的挣扎让他们感到痛苦，从而变得颓丧郁闷。这些都是多余人身上的显著特点，既想要逃离现在所处的阶级，也想为社会的发展做些努力，但却无力为之^[2]。我们通常会根据这一点来判断一个人是否符合多余人的形象。

《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俄国的现实主义代表作，在俄国文学当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这一诗体小说塑造出了文学史上的第一位多余人。杜勃罗留夫曾指出，“多余人”是“我们土生的民族的典型，所以我们那些严肃的艺术家，没有一个是能够避开这种典型的。”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出现了毕巧林、罗亭等等，他们都可以归属于多余人这个类别当中，有着奥涅金的影子。对这个群体的塑造成为了俄国文学史当中重要的成果，生动而鲜明地反映了俄国文学所体现出来的民族性特点。

二 多余人形象是俄罗斯文学民族性特征的表现

（一）多余人是俄国文学中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19世纪20年代俄国的贵族革命家正不断地成长，与此同时，十二月党人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最终以失败告终。经历了反拿破仑入侵的胜利后，俄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觉醒，同时，农民的负面情绪高涨，开始反抗农奴制，农奴制的崩坏正在逐渐萌芽。在这样的社会形势中，贵族阶级的年轻人大致上分为了三种类型，一种是希望对国家制度的改善作出贡献，最终这些人成为了十二月党人。另外一种类型则为了维持贵族的地位，依旧在过着原有的生活。而最后一种人就是本文所要研究的，最终成为“多余人”的一个群体。他们虽然感受到国家面临的动荡以及贵族衰败的迹象，并不希望贵族灭亡，想要做出改变，但却没有勇气和毅力去参与到革命当中。由于贵族阶级的局限性，他们无法接触社会底层，看到社会的真正情况，有心无力，最终只能不断地徘徊，从而变得内心苦闷，一事无成^[3]。

而奥涅金就属于第三类的贵族青年。他有着很好的教养和聪明的头脑，但在他人眼中却属于异端。普希金通过达吉亚娜的视角，对奥涅金的庄园和书房进行观察，展现出他的真实世界，表现出了以奥涅金为代表的这类贵族青年，对国家命运的担忧，以及改变这种命运的探索。在社会生活当中，奥涅金无家室，无工作。他不想和其他贵族一样自甘堕落，但同时也并没有洁身自好，拿出勇气去做出改变。在社会的不断变迁中，虚度光阴，并且被社会抛弃。就像赫尔岑所评价的那样，在俄国，仿佛每走一步都能遇到这样的人。在当时，这一类型的贵族非常多^[4]。可以说奥涅金作为一个落寞的贵族知识分子，非常具有代表性，他乃至这整个群体，都是时代的产物。正因如此，这个形象具有强烈的民族性。

除了奥涅金，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还有这样的多余人的代表人物。首先，是19世纪30年代，莱蒙托夫所塑造的毕巧林。他出身高贵，是一个贵族军官。相貌英俊且聪明，在性格上还有着坚强的意志，且观察力强。但是，在进入青年时期之后，他开始沉迷于上流生活的消遣，终于厌倦之后，战争开始吸引他的注意力。然而，最终战争也让他感到了疲乏，甚至比以前更甚。为了消除那种烦闷和忧郁，他在高加索服役期间，欺骗了美丽的贝拉的感情。在得到之后没有多久就变心离开，也间接地导致了贝拉惨死。对于生死，他的态度非常冷漠。而尽管他知道这样的现状荒诞可笑，却无法与贵族的生活方式彻底决裂，只能没有奋斗目标，浑浑噩噩地度日。

另一个代表人物是罗亭。他是屠格涅夫小说《罗亭》的主人公，也代表着先进的贵族知识分子。与大多数贵族一样，有着好的教养，并且有着非常聪明的头脑，且口才好，能言善辩。热爱真理，并且坚持着自己的信念，然而，他的想法并没有与俄国社会和人民群众充分结合，虽然善于辞令，却在行动上无法做成一件事。他自己也承认了自身的碌碌无为，无法做出和自己能力相称的事，但也正是贵族的局限性，专制制度的压迫，以及露出弊端、日渐衰败的农奴制，限制了他的行动，无法去做真正有用的事，去改变俄国的现实^[5]。

还有一个例子是奥勃洛摩夫。他是冈察洛夫于19世纪50年代塑造的人物。这个角色与前面不同，是一个贵族老爷的形象，已经没有了活动能力，甚至丧失了独立生活的能力，非常懒惰。正是他一直以来接收的贵族教育和社会环境，造成了其懒惰、自私和冷漠的性格特点。奥勃洛摩夫在远离首都的偏僻庄园里度过了童年，那里的人们过着与世隔绝的宗法制的生活。童年时，他生性活泼，对事物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且善于观察。这些天性却在庄园的环境当中受到了很大的压抑，也被贵族的母亲所压制。长大后的奥勃洛摩夫对生活感到了厌倦，也失去兴趣。对于社会的变动也感到惧怕。他如同一个行尸走肉，无论怎样的感情也无法改变他的懒惰和顽固。他的生活反映了俄国贵族的生活，同时也说明，这一类型的人物性格产生并且根植于俄国农奴制和宗法制的制度下，社会生活的秩序和习俗难以轻易改变^[6]。

（二）多余人形象映衬出时代的风貌

《叶甫盖尼·奥涅金》这部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俄国的社会生活，并且涉及范围非常广泛，无论是彼得堡，还是外省乡村；无论上流社会的舞会生活，还是地主的家庭生活情况，以及社会历史时间到家庭中的琐碎日常，都被融入到小说当中，包含的内容广泛而丰富。早期奥涅金的奢靡生活，代表着当时许多贵族青年的生活状态。他们肆意挥霍着通过剥削农奴而得到的财富，且浪费青春。贵族的年轻一代在荒淫无度的社交中不断堕落，而老一辈的贵族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诗人仿佛通过这些小说，勾画了一幅幅贵族人物的讽刺漫画。奥涅金的父亲虽然身居高位，却依然要借债生活，即便倾家荡产也要维持表面上的奢华贵族生活^[7]。奥涅金的伯父虽然并不是城市当中的贵族，但生活也非常鄙俗乏味。他读书很少，在庄园中过着闭塞而乏味的生活。通过作品，表现了贵族地主阶级的骄奢淫逸的日常生活，以及对待农奴的作威作福；另一方面，又表现了农奴穷困潦倒，惨遭凌辱和压迫的社会现实，真实地表现了农奴制下不同阶级的生活状态。通过对他们截然不同的生活描写，讽刺了贵族阶级与农奴制度。农奴的悲惨境遇，通过小说可见一斑。如果农奴冒犯地主，就会被毫不留情地送去流放或服兵役。小说中的达吉雅娜，其乳母一生都没有自由，在果园劳作时，为了不让女仆偷吃果子，让她们一边唱歌一边采果子。她们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只能听从。别林斯基说：“我们在《奥涅金》里看到的是俄国社会在其发展中最富有兴味的一段时间的诗情再现。”他把这部作品誉为“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和最富有人民性的作品”^[8]。在小说当中，作者通过人物的塑造，也展示了上流社会和乡村庄园的生活画卷，可以说是一部当时社会的百科全书。

第一代的多余人和上流社会还有着瓜葛。到了毕巧林这个人物的时候，以他为代表的多余人已开始表现出与所处的阶级决裂的态度。例如，毕巧林在日记当中，记录了与魏聂尔的谈话，他所表现出的与腐败的阶级断绝关系的勇气与态度，是奥涅金这类的人物身上没有的品质。

罗亭与奥涅金、毕巧林，这三个代表人物虽然想要改变，却都脱离人民在思考。但是，由于身处的时代和环境还是有所不同，罗亭与后面二人又是有所不同的。奥涅金和毕巧林还没有真正地意识到农奴制衰变对俄国社会带来的危机，罗亭却已经有所自觉，感受到了对这个黑暗社会的憎恨。他开始注意起社会中的重大问题，积极地投入到为公众带来利益的事物中去，宣扬崇高的思想。到了他这一代，已经能够突破狭隘的个人主义，为社会生活做贡献，与保守派划清界限，并积极斗争，这些都可以说明，在19世纪40年代的俄国，这些“多余人”已经开始真正觉醒，并有了新的时代特色。他们更加富有探求的景深，带动社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9]。

奥勃洛摩夫之前的多余人，从不同的程度上想要与所处的阶级决裂，并进行斗争，但到了奥勃洛摩夫这一代，却丧失了进步的能力，过着寄生虫一般的生活。他们并不认为自己与社会格格不入，反而与社会融合得很好。因此，他们仿佛不再郁闷和烦恼，这些多余人已经可以说不再多余。然而，以他为代表的这群人的出现，对多余人整个群体做了一个总结，他们身上集中了多余人特征当中非常消极而又极为本质的部分，那就是那种忧愁已经无药可救。在这个时期，农奴制的瓦解已经到了最后的边缘。从奧涅金，到毕巧林、罗亭，这些多余人因为时代变动的巨大压力，充满了困惑和无助，但依然做着挣扎。从他们身上，还能够感受到一些对社会制度的斗争和呐喊，给人们一些启发。而到奥勃洛摩夫时期，这些人已经伤痕累累，沉重的社会压力浇灭了他们的热情，掐灭了信念的火种。对于封建农奴制度的反抗已经开始变得无力，甚至逐渐消失。在行动上自不必说，思想上也已经没有了斗志，他们丧失了为了时代的进步而努力的热情，只能随着时代的洪流，和贵族阶级一同退出历史的舞台^[10]。

三 多余人形象的社会文化探源

文学著作是时代发展的一个缩影，通过文学著作可以洞察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人文背景。从1800到1850年期间，欧洲西部的许多国家资本主义已经开始深入人心，发展并开始不断地强大，而当时的俄国却还处在沙皇统治的农奴阶段，没有人敢去反抗，就更别说是推翻沙皇的统治了，农奴阶段的俄国经济发展缓滞，经济无法发展，而沙皇却安享这种制度，并未带领子民做出改革，这也是俄国经济发展比起西欧国家差很多的原因。由亚历山大一世·巴普洛维奇领导的卫国战争刺激了俄国经济，在这之后，俄国经济迅猛发展，出现了以前从未出现过的景况，各行各业快速发展，现在的许多有名的工厂也是那时建立的。在拿破仑滑铁卢战争之后，西欧的保守主义开始逐渐没落，自由主义不断兴起，并受到了民众的支持，这波新兴的思想对俄国的某些追求自由的人士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开始在俄国国内宣扬自由的思想，民众呼声不断高涨。拿破仑的出现，极大的鼓舞了俄国民众的士气和爱国热情，俄国范围内出现了空前的团结景象。民众有着极大的爱国热情，也就使得他们对国家的前途和战事的情况表现得十分的上心，全部的人民愿意为自己的祖国献出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在那样的一个社会背景下，人们虽然讨厌农奴制和沙皇的专制统治，但也不敢明面上的提出自己的不满，某些知识青年和学者会私下的参加一些聚会，来讨论有关自由和国家的前景的问题，通常这样的场合还会有一些思想激进的诗人作家和一些追求自由的学生，当然这些聚会是被禁止的，他们会找一些其他的理由作为借口，就像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一些会议一样。在那段时间内，涌现了一大批的作家，他们以古希腊的预言或者神话故事的形式，来宣扬自由平等，反对专制统治，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如《记忆女神》等一系列丛书就把专制统治拉下了神坛，在这些丛书的熏陶之下，俄国的希望十二月党人开始不断意识到了革命的必要性然后开始渐渐的发展，并不断地壮大^[11]。

在反拿破仑战争之前，许多贵族的青年从未与农奴有过感情上的共鸣，在这次战争之后，贵族青年逐渐的意识到人民追求自由和人民的爱国主义是不是两个不同的感觉，而是相辅相成的，无法分割；正是因为人民想要追求自由，他们才不想自己的家园被别人占领所以才愿意拼命的去保卫他们的祖国。在他们在欧洲抗战的时间里，他们认识到了一个积极的、自由的、民主的新兴世界，在那里，没有地主，没有庄园，没有剥削他们的专制统治者；并且这个世界里他们的经济繁荣，他们每天都生活的很惬意，国家也是和平的，没有暴动，他们很向往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制度。那些士兵们第一次真正的这么近距离的感受到了欧洲西部国家的进步和人民的感受，他们可以去了解这些国家的一些主张自由的学者和青年们、去关注他们的经济经营模式和政治治理方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拿破仑在世界上起着积极的作用，他即使是被打败了，他所主张的对经济和政治的经营与管理模式却让俄国的人民以及一些贵族们折服，所以说拿破仑对世界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并且有着极大的影响。参战反拿破仑战争的一位军官曾经表示，在他们在西欧的那段时间里，他们竟然对他们国家的治理方式没有一丝的抵触，并且还毫无保留的接受了这样先进的管理模式，也开始模仿他们的方法，在会议中广泛的接受各方军官以及士兵的意见。他们对于他们祖国的农奴和贵族制度感到了羞愧，第一次觉得祖国的专制制度已经被世界淘汰掉了。俄国打败了拿破仑，不是为了去维护他们落后的农奴制度。俄国一位民间传作研究家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在回国后，看见落后的农奴制度，心里感到一阵的辛酸；同样为人农奴也想要追求自由、平等和自己的幸福，但是他们且只能在这样的制度下苟且偷生。一些感受很深的士兵们在回国后会聚在一起，想着如何改进国家的这种落后的制度，他们觉得他们的使命还没有完成，他们的使命应该是将祖国改造成像西欧那边的国家一样的国家，和平、自由、平等。19世纪上叶，在一位高级军官的报告中，他向一些封建贵族宣言，如果你们对我们的自由观念一知半解，或完全不懂，就不要插手我们的革命，也不要用武力或者其他的手段来阻止我们追求自由的脚步。另外，响应自由的人太多了，即使你们对我们进行镇压，你们也无法阻止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自由平等的追求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革命一触即发。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革命的星火开始蔓延，就连贵族阶级也出现了一些思想激进的青年，他们对他们的家族也表现出了厌恶，他们反感他们不敢真正的反抗旧式统治的丑恶嘴脸，在这样的情况下压迫剥削人民的本性。有些敢于做自己的作家，在自己的作品的中公开的批判了这种现象，抒发了自己的感情，这些作品在当时收到了极大的反响。在某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一部分青年们爱读一些积极的文学作品，他们不赞成对农奴的剥削，积极的推广自由主义，并推行农奴的自由改革。但是改革是没有多大的用处的，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真要推翻一个证权，必须要经过革命，革命就会有一些人的牺牲^[12]。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不起作用的同时，一些革命主义者开始不断地发育，并酝酿着革命的开始。

四 多余人形象深层的精神内蕴

（一）主张人性自由，社会平等

现在的俄罗斯的超于其他国家的文化素养与他们当时的革命运动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些作品体现了人民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望和一些文学家对农奴的惋惜；这些作家也是思想激进的革命者或是追求自由的青年和学生们，他们的作品遭到了当时很多人的批判和专制统治者的迫害，但他们依然不离不弃。当时的文学家们受到了西欧自由的熏陶，他们渴望自由，渴望平等，但在封建的俄国，他们受到了打压，迫害，所以他们提出，这到底是谁的罪过？因此当时的而文学作品倾向于对封建统治批判。在思索到底是谁的罪过时，一些先进的人已经在思索应该怎么办，也就涌现了一批积极的革命家，如普希金，他提出了推翻沙皇统治的思想，后来的又有一些人在此基础上对这个观点进行修改和订正。使得俄国的革命不断的孕育。

（二）“道德探索”主题的开辟.

“道德问题”或“道德探索”路线的开拓者是俄罗斯的普希金。东正教对非常独特的民族俄罗斯影响深远，主要表现在俄罗斯文化性格中的特别气质。东正教的最大受众国就是俄罗斯，它自认为拥有基督教纯正的血统。东正教的基本思想观点就是：“奉行者终身不婚，逃避世俗生活，遁迹山林旷野，潜心默念祈祷。”相比于天主教，东正教的教徒们对忏悔来获得救赎赋予了更多的希望，他们觉得他们通过忏悔这一途径不仅仅是可以对之前犯下的错误进行悔过，而且可以缩短和上帝之间的距离，离上帝更加近。正是东正教所拥有的这些特点，是组成俄罗斯文学的重要根基之一。想要深入解析俄罗斯的爱和受难的特别韵味，我们需要对东正教对俄罗斯有什么影响有探索。俄罗斯文学中具有浓烈的自省和忏悔气息，这在西方文学中于作者，有学识者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例如经典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著作中主角哈姆雷特身上就有对于现状相当刻骨的、对于种族宗教的一种批判，还有对贵族阶级内心的一种自我醒悟和愧疚。到了1800年左右，西欧作品中蕴含的作者对自我的一种审视很少会在作品中直接表现出来，他们那时候的潮流就是讽刺社会黑暗，把社会上的一切困境都归咎于统治阶级。不论是我们阅读的英国小说抑或是法国小说，想要在里面找到作者对有学识者他们对应的责任和他们自我所缺乏的思考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而且忏悔在其中微乎其微。但是在俄罗斯就是一番不一样的景象，之所以俄罗斯的有学识者对自我对社会对责任三者间的一种思考是因为俄罗斯受到了东正教很大的影响，其次在这种思潮的潜移默化中人们会把自己和社会紧密相联系，就演变为自身对社会责任和有学识者对社会责任的思考。对于俄罗斯作者的宗教信仰我国知名研究者刘小枫做过赞叹评价——“宗教的情怀具有的是一双深挚的同情目光，时时定视着尘世的苦难和不幸。”俄罗斯的众多优秀文学著作中都深刻反映了有学识者对于自我对社会的困境无能为力的内疚与懊悔，而在这些著作中主角都围成了一个名为“多余人”的画廊^[13]。身为的“多余人”的一份子，他们都认为他们受到了当时贵族阶级的剥削，他们不满意那个社会，他们讨厌这个阶级。然而当他们转化阶级身份成为平民中的一份子时，成为广大受难百姓时，他们又不习惯这种生活，觉得和百姓完全不一样。当阶级不同引发的社会矛盾激发了战争时，多余人反倒认为自己已经没有事情可以做了。所以，“多余”并非客观物体上的多余，而且主观认知上的一种体验。多余人的这个角色的定为是由体验者自己来决定的——由大局观、前景观、价值观、社会观上的不足而造成的。作者对于这种形式把握的非常深刻。俄国文学不止拥有社会批判现实主义，它还有心灵现实主义，它非常看重作品对于人性的一种思考，并在这一点上有很深的成就。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著名作家普希金有过经典的评论：“他对俄罗斯发展的意义是深远的。对于所有的俄罗斯人而言，它是以下问题在多彩艺术中的总体概述：俄罗斯精神是什么，俄罗斯精神的趋势是什么，俄罗斯人民有什么追求。他的迹象就是有利的凭证，对文明之花已经开花结果而且它的果子不是腐烂的而是璀璨美味的。”托斯耶夫斯基的这段评论论证了普希金作为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根基者，他预测了近代化带来的历史导向，捏造了一个超有时代特点的人物“奥涅金”，通过这个人物他也表现了未来的发展。著名学者高尔基说道：“奥涅金作为典范，在二十年代左右初步成型，但是学者敏锐捕捉到了这种心理形态，对他们进行了剖析之后便创造出了俄罗斯的第一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奥涅金诞生之后，在“多余人”的画廊中逐渐出现了毕巧林(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的主人公)、罗亭(屠格涅夫《罗亭》的主人公)、奥勃洛摩夫(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的主人公)等众多虽然处在不同的年份拥有不同的人物形象但是都有一个核心本质的角色。这些人物不止充盈了俄国文学历史，而且昭示了人们对未来的憧憬和对真理良知的渴求与当时所处环境的厌恶，悲伤和迷惘，这不止是那个时代多余人的一种悲伤，也对现世思索者的悲剧的探索。普希金依据俄罗斯的现状以敏感的直觉写出了当代贵族阶级的精神忏悔录。

结 论

俄罗斯文学艺术中的“多余人”角色的诞生不是历史巧合，他不仅是1800年俄罗斯发展的必然，也是贵族统治阶级压制和剥削的肯定产物。“多余人”角色的产生不仅是俄罗斯新文化和旧文化直接斗争的妥协，也是那时候阶级矛盾的一种斗争体现，这个角色不仅是俄罗斯上层阶级中历史追逐者的缩影，也是俄罗斯作者们主观意愿上的一个剪影。从1820到1850左右，“多余人“的角色在俄罗斯文学中层出不穷，占有很大的地位，组成了自己的梯队，从这个梯队可以清楚的了解俄罗斯贵族阶级逐渐消亡的历程。

在第二十九届普希金诗歌节上，闻名遐迩的作家瓦克特洛甫说道：“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理应有已经或可以在人们里拥有凝聚人们力量的人物。因为仅有如此，民族有了自己的英雄领袖，他们才有信心去抵抗任一入侵者和去挑战一切的困难并取得胜利。”普希金在俄罗斯文学文化中的归来，彰显了俄罗斯要依据自身的民族文化来寻找自身文化未来发展的途径。

参 考 文 献

[1]洪新新. 人与历史—普希金30年代创作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8.

[2]骆建嘉. 普希金的“彼得堡书写”[D].辽宁师范大学,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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