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总字数：11878字

摘 要

“个人使命”是当人真正认识自己，取得对自我身份的强烈的认同感，进而确定人生的目标和方向，个人使命的实现取自于自身对目标和价值观的认同，受外界传统文化和时代发展的影响：个人作为组成社会、民族、国家的基石，不再是独善其身的个体，是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因此，个人使命的确立和文化的修养对实现民族文化的大繁荣，国家的和谐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家国情怀是国家发展之路上培育人民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的必然选择，也是建设幸福和睦家庭的精神支柱，更是构建和谐、美好社会的有效途径。中国知识份子历来秉持着高尚的家国情怀，他们的文化理念让个人，民族，国家三者紧密联系。《围城》从反面角度着重刻画了战乱时期的知识份子的众生相，在那个特殊的时代，研究他们的人生抉择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他们的个人使命与国家的生死存亡的关系对当代知识份子是一种启示。

关键词：《围城》，个人使命，传统民族文化，文化命运冲突，家国情怀

Abstract："Personal mission" is when a person really knows himself, obtains a strong sense of identity to himself, and then determines the goal and direction of life. The realization of personal mission comes from his own recognition of goals and values, and is influenced by the external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s the cornerstone of society, nation and country, the individual is no longer an isolated individual, but a part of the organic whole. Ther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personal mission and cultural cultivation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realizing the great prosperity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The feeling of family and country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to cultivate the people"s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historical mission on the road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It is also the spiritual pillar to build a happy and harmonious family and an effective way to build a harmonious and beautiful society. Chinese intellectuals have always held the noble feelings of family and country, and their cultural ideas make individuals, nations and countries closely linked. Fortress Besieged focuses on depicting the sentient beings of intellectuals during the war from a negative perspective. In that special era,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r life choice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r personal mission and the survival of the country is a revelation to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s

Keywords：personal mission, fortress besieged, traditional national culture, Cultural destiny conflict, patriotism

一　前言

从《围城》出版后，相关学术围绕《围城》的研究呈现出多种方式，从主题意蕴角度上：有关乎于青年爱情的围困陷阵，反馈当今时代的婚姻恋爱的价值观取向和性别问题；有对于知识阶层，教育界的腐败现象作出批判，批判文化阶层然后引导文化发展的；有对传统文化的自省，引起大众对文学文化的哲学思考，反映社会价值观。从语言学角度上：有对语言风格的研究，如讽刺艺术的研究；有对语言文字策略化的研究，小说人物的语言用杂糅南腔北调的国语取代方言，是国学艺术的超方言写作，有从语言书写的角度研究《围城》的现实社会风貌。从主题之外的隐喻研究角度上：有性别的隐喻，翻译策略的隐喻，有事件性的隐喻研究，有篇章连贯的隐喻等；本文试从研究《围城》中特殊的文化背景时代下,主角的个人使命和知识份子的命运,给现代大众生活和民族未来的启示，以个人使命的认同，民族文化的寻根之旅，人和文化变化的命运冲突，家国情怀突破围城迷障四个角度来阐释构建家国情怀对于当代知识份子的启示意义^[1]。

二　个人使命的认同归属

（一） 个人身份的认同，价值观的确立

人生无常，总有人徘徊在人生之一条条选择之路上，在犹豫中困顿，陷入无法自知的人生困境，因此感觉生命中的一切，皆有“围城”之感。其实，每个人对于生命中的各种选择都与自我认同有密切关联，自我身份认同感是关于别人怎么看待我的存在，和我自己怎么看待我自己，二者是否一致的问题，马克思认为社会关系衍生身份，所以自我身份的认同感，追根溯源就是自己是否认同自己这些社会关系的总和，或者说自己能不能很好的扮演这些社会关系的总和。《围城》潜藏着对于个人使命的追问，从方鸿渐的一生经历中徐徐展开。

（二） 方鸿渐的悲惨命运的成因

以方鸿渐为例，其作为《围城》中的经典形象，遭受常人难以理解的命运磨难，对于他一生的经历，我们既需要站在历史文化的背景上感受，也要深入探究角色背后的创作背景：钱钟书先生对方鸿渐的名称构想是有所来历的，钱老先生将主角以“鸿渐”命名，鸿渐一词出自易经的渐卦，孕有六种“象变”，即“鸿渐于干，鸿渐于磐，鸿渐于陆，鸿渐于木，鸿渐于陵，鸿渐于阿”。讲述了是一只水鸟自海飞来，依次盘桓于溪边、岩石、大地、森林、山川、大谷，就像是经历一场踟躇不定的寻觅，这与方鸿渐在小说中的人生暗自相和。这体现了人物的悲剧命运潜藏在对作品的历史背景叙述中，历史的背景是人物命运的真实映照，却在另一个悲剧角度上终结人物。

方鸿渐受过二十世纪的西方先进文明的熏染，回国之后他有着对传统文化的鄙薄。他有正直的品格，但从骨子里是传统的旧根，日薄西山的病态社会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变得迂腐不尽世事、软弱没有主从，对于未来踟蹰不定。他总是在不断地寻找精神家园，但每到一个新的环境，他总觉那些“琐事”是困绕着他的脚镣，如同一只忙碌在山海间不断寻觅落处却没有着陆的水鸟，找不到在《围城》中的方向，找不到自己的人生目标。方鸿渐不断在一座座复杂重复的“围城”冲锋陷阵，迎面而来的是生活的种种酷刑，他于困惑失望中沉沦了……

他的生活之所以这般迷茫，这般痛苦不堪，全然是因为他没有真正取得对自我身份的强烈认同，方鸿渐在复杂的社会事务交际中充当着各种各样的角色，这些形象都有软弱没有主从，自负且无能的特征。一句对他形象的经典描述，“虽然不至于让人讨厌，却没有半点用处”。他对待生活和事业，玩世不恭，没有上进心，怠惰迂腐。自身的本领也有限，总眼高手低，做事没有计划，不切实际。他最大的性格缺陷是怯懦，有深爱之人，却因为缺乏勇敢决断的精神，不停地失去一切。

方鸿渐自始至终都没有认识到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他虽然有各种身份，却没有一个是他真正认同的，他选择顺应外界时代的消极变化，以旁观者的态度看待文化的消亡，拒绝体察自我的人生，否定对自我的正确性的认知和思考，缺乏自我意识的回应和接纳，这样日复一日的颓靡生活，因游戏人间的态度徒费时光，活在重复的梦魇之中，最终酿造了这场悲剧，滑稽可悲的是，方鸿渐既是悲剧的承担者又是悲剧的缔造者。既是被“围城”囚禁的迷途的羔羊，也是这众生“围城”的帮凶。方鸿渐他的悲剧既是早已计划的命中注定，也是芸芸众生的命途缩影，人生在得意后失意、信仰后破灭、欢乐后痛苦的戏剧矛盾转移，是我们每个人终生躲闪不开的围城式人生^[2]。

（三） 个人使命和人生目标确立的启示

方鸿渐的悲惨一生为我们揭示了一个道理，个人使命的确立十分重要。它是我们人生方向的导航，是生命的追问以及做事有所依据的原则，更是成功的关键。只有当人确立个人使命之后，他心中才会有对实现梦想的憧憬，才会鼓足干劲，坚持不懈更有信心，如此一来，心中就会充实，不会选择浑浑噩噩的荒废人生。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里，许多人难以适应生活中的各种突变和遭遇，选择了退缩与放弃，其实人生不必如此失意。当我们突破于自身认知，完成信念的升华，真正认识自我，明确未来的人生方向，明志于心，即便真有着祸从天降，身在“围城”之囚的命运，也可以运筹帷幄，将福祸相互转化^[3]。

三　民族文化寻根之旅

（一） 民族精神与传统文化息息相关

在悠久的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化以其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文化创造力生命力和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包容万象著称于世。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先生认为“每一伟大民族都有其民族文化；每一民族文化都有其基本精神，亦可称为民族精神。它是民族文化的传统内涵。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与灵魂。

（二） 《围城》中的知识份子在面对民族文化传承的选择

作为华夏儿女的一部分，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历代中国知识份子有着各种各样的担当和追求，孔子作为天下第一师，有着浓重的爱国情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亚圣”的孟子，也是这般。钱老先生受过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体会着这些优秀文化带来的熏陶和美好，在他笔下的描述中，优秀传统文化并没有完全延续给那时的知识份子，部分“两足无毛动物”因没有足够的道德信念，意志力和民族认同感，选择逃避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变本地加厉地贪求功名利禄。亦或是披上传统文化思想的空壳，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阶层的毒瘤。

《围城》的故事背景是记述在一九三七年及以后的抗日战争年间，正值国家饱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迫害的时期。中国的本土环境遭受外国的侵略致使人文环境发生巨大变迁，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的体系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致使人与外界文化环境的矛盾凸显出来。部分知识份子面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传承和苟且偷生时，选择了后者。《围城》的故事发展以方鸿渐的生活发展为索引，从方鸿渐自欧洲回国的洋轮上到十里洋场的上海再到前往三闾大学的路途中以及在三闾大学等地点里接触到的各式各样的人物，特征最为显著的是一批文化知识份子。他们是当时上层知识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中西方思想的不断冲突演变之中，涌现出一批对于中国社会改革具有远大抱负的积极知识人才。但是仍有“两足无毛动物”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在意的的永远是如何经营自己的生活，过自己的日子。

小说中的这些知识份子随着方鸿渐所在地点的不断更变依次粉墨登场，中国正值饱受战火的灼烧，战争的讯息更是点燃了国家每处角落，在岌岌可危的这一大时代背景中，这些知识份子的丑陋演出时隐时现，祖国如此的境况对于他们的生活显得是那么的无足轻重。钱老先生的笔下，这一个个的庸俗无为的知识份子是放弃自己的民族文化根源的原始动物，在面对生活的困境和与外界文化环境的激烈冲突时，他们选择逃避战场争端，不为学术贡献，反倒去争名夺利，这群知识份子最终成为不为民族大义奉献的利己主义者。他们与传统文化相背离，趋利避害，牟取更多社会利益，美化自己的行为，将利己伪装成美德，引发社会的道义滑坡；玩弄学术，成为文化阶层的毒瘤。

三闾大学的知识份子们，没有潜心深入学术研究，反倒拉帮结派，沆瀣一气，勾心斗角。褚慎明自封“中国哲学创始人”，他孜孜不倦、剽窃国内报刊对当时外国文化界名人的评论，将对于他人的回礼赞美作为对自己的回信来刷存在感，在日常一言一行中也处心积虑将类似的行为一以贯之，在谈及与罗素的关系时，直呼其小名，向外界显露他们之间的“亲密无间”，将日常对话的资本歪曲成吹嘘自己的学识，褚慎明这般投机取巧，这都是因为他的虚荣心作怪，将谦卑抛之脑后，过分妄自尊大；李梅亭是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他的初次出场在穿着上就显得与外界格格不入，正值夏历六月中旬，却穿着黑色西装外套，死活不肯脱下，旁边的人都替他捏了一把汗。他俨然一副真二八经的样子，仿佛非得这样才可以凸显他的地位与众不同。他极爱邀功，若是遇上突发事故就会推卸责任，在与方鸿渐等人去往三闾大学的途中，因为自身缘故赶上了第二艘船，途中恰好遭遇空袭，在目的地，对方等人暗示自己无私大度，让给他们第一艘船乘坐，免除了他们的厄运；对于关乎自身利益方面，他小气精于计算，书中有一日，大伙遭遇大雨，都纷纷拿出雨衣，李梅亭因为爱惜新雨衣舍不得穿就借口推辞拿不出来，是孙小姐借了他太阳伞遮风挡雨，可见这人的吝啬，而在他的箱子中，是他准备高价卖给学校的西药，他因为不想被同行发现他的真实意图，就敷衍说这是为大众公益提供的。韩学愈作假的博士文凭为他牟取到大学教授的职位，并暗度陈仓将他的妻子改换成美国国籍，再为她牟取到英文系教授职务，方鸿渐的骗是有底线的骗人，而韩学愈却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他的博士文凭即使面对方鸿渐这种知情人也是面不改色，他为了防止事情败露，杜绝后患，勾结陆子潇，暗使学生离间方鸿渐和刘东方，甚至不惜频繁请学生吃饭达成目的；以上这些人物具备的虚荣、吝啬、卑劣、争斗的个性特征，阴险狡诈，丑态毕露的样貌反映折射出那个时代病态社会的部分知识分子的各种丑态和闹剧。

在中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碰撞的涡流中，这群知识份子无论出国与否，都或多或少的触碰到了先进文化和思想，他们的身上或多或少也有着传统历史文化的千年积淀。然而他们并没有将中西文化的精髓兼容并包，博采众长。他们中无论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商业文化代表，亦或是封建阶级的农业文化代表，无毛两足动物的根性使得他们不能善用优秀文化充实自我，他们想借助文化的新衣将丑陋的内在遮蔽起来，想明目张胆的登堂入室。却反而让他们的伪装变得尴尬可笑，思维变得愚钝令人憎恶。在面对民族大义和文化价值的选择上，他们选择放弃自己的民族文化根源；心安理得苟全于战乱时局，最终也没能落得好下场。

（三） 个人使命、民族价值观的构建依赖于优秀传统文化

个人使命是自我身份认同的价值观构建，从迷失到认同这一过程，受传统社会文化潜移默化的深深引导。民族认同感的文化概念是近代才提出的，受到中国当时社会国情乃至国际形式的影响，中国的民族意识在一代代的生死存亡中被唤醒，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对民族意识的一致认同，个人身份和民族身份的认同都衍生自优秀传统文化，又反作用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在《围城》中，这群知识份子选择丢失民族的根与魂，抛弃作为知识份子阶层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本末倒置，其命中注定会遭到戏剧性的打击。因为无根性是对民族价值观体系的双重放逐。小到个人群体，是肉体精神的放逐，大到社会国家，是一个民族堕落停滞的放逐，如果没有文化作为精神支柱，个人、群体、社会、国家几乎难以实现发展自强。

（四） 家国情怀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

民族文化是个人以及民族身份的起源，选择遗弃民族文化价值的个人，终究会被命运捉弄；选择遗弃民族文化价值的群体，终究会漂泊无根，如无源之水，难以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坚守文化底蕴，完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提升国民素质，加强国际竞争，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途径之一。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家国情怀”作为民族生命自觉和民族文化传承，一直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一个人对自己国家和人民所表现出来的深情大爱；是对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所展现出来的理想追求；是对祖国的一种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礼记》中，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文理想，在《岳阳楼记》中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任担当，在《示儿》中是“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忠诚执着。家国情怀是人与人心中的精神家园，是个人与民族发奋展望宏图的休戚与共，是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感。

四　人与文化变化的命运冲突

（一） 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每个人都可以和传统文化有着或深或浅的亲缘性。人与人的彼此交流之间，表面上是语言文字的传递，实际上是不同历史时代的文化传承的精髓积淀。在人与传统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双方都对彼此有双重的影响，他们是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是由矛盾走向对立统一的螺旋式上升。人与传统文化变化的矛盾运动，是自强不息的人格发展和社会文明持续进步的不竭源泉。

（二） 《围城》中传统文化的变化对知识阶层的冲击体现。

儒家的伦理道德依附于统治阶级的政权形成思想内核，构建成为了落后且极强排他性的阶级固化的体系。在传统社会环境里，统治阶级最能欺压平民百姓，让人们做稳奴隶，贫苦百姓也甘愿蒙在鼓里，自欺欺人。专制的强权统治，家族联合的社会体系，再加上落后的小农经济在十九世纪初次与西洋文化的接触就使得传统文化的世界观，价值观面临土崩瓦解的局势。

在《围城》的细节描述中，它的现实意境其实就是传统文化的代表，如鸟笼和城堡，还有总走慢七分钟的祖传老钟……钱老先生着重描写了传统文化阶级的顽固保守与愚昧不自知，虽然《围城》揭示的是当时中国上层知识份子的众生相，但他们生活在传统中，接受了由传统文化转嫁他们的世界认知和思维框架。所以在《围城》里，传统文化是芸芸众生看不见的第一堵墙；又因时代背景剧变，抗战带来的民族文化的融汇交流，西方先进文化的传入影响，它们皆与传统文化产生摩擦，《围城》站以文化的制高点把握住传统文化与这两者的摩擦。这些文化摩擦的差异就是“围城人生”的第二堵墙。在文中，文化的交流摩擦并没有给人直观的感受，而是在人物彼此的日常交流中展开。如方老太在方鸿渐留学归途的细节描述中：对方鸿渐的担忧是认为国外就是茹毛饮血的不开化的荒蛮之地，“什么都没的吃”，这正是因为老一代思想依然有着固守传统的认识，没有认知西方社会，这是传统的守旧思想与不了解西方先进文化之间的冲突；再者，方鸿渐在国外受到重视自我，突破个性的西方文化渲染，致使他在乡中学的演讲上大谈鸦片的积极作用或是开拓文学作品的新样式，梅毒的积极作用或是激发天才的灵感。本身他无视礼节，洒脱不拘的性格本无可厚非，但换来的是下面的听众满嘴惊骇，蹙着眉头，涨红了脸，警告性的咳嗽。演讲结果不言而喻。这也是传统的礼仪文化与西方个性思想的碰撞结果。与其他文学作品相比，《围城》的角色塑造极为特别，他们都是新旧文化冲突的产物，尤以方鸿渐为例，他的卑微怯懦的性格根源是来自于他土生土长的家庭环境，他出生于清举之家，由于其父是前孝廉公，他们家秉承着传统守旧的国学教育氛围。他在思想上有很多陈旧的观念而不自知，在海外镀金学哲学又构建成了一种高人一等的价值观体系——鄙视，瞧不起中国人。在生活方式上以新为主，却忘了他骨子里文化的旧根，在他的身上，新旧掺杂，尽管在国外留学已多年，仍然有着传统纨绔子弟的慵懒风气，口里夸夸其谈，不齿中国的社会习性，这样的思想比守旧更可悲，能自知而不醒注定他的命运悲剧，只能当一只永远不能落脚的水鸟^[4]。

（三） 当代知识份子传承文化的使命担当

传统文化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它是深入我们社会文化，在历史长河中具有延续性的思想或习俗或精神烙印。传统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时代的发展，世界格局的更替螺旋式发展。对于传统的阐释，大众常有着这样的误解，传统是老旧的，僵化，死板的东西，其实传统不是简单的时间延续，因为文化阶层在不同时代对其内容逐步更改，不断地对其阐释。传统不与经典权威坐等。后者没有本体继续创造价值的潜力，只能人为不断的挖掘延伸，终究是有限的。传统却不是死物，它的生命力由文化阶层反抗，改造，重构，辨析。当目前的问题不足以通过传统解决问题，就会重新评价与构建，从而解决社会问题

传统文化是复杂多面的，在中华文化悠久的五千年文化传承中，有先进的，优秀的部分，也有糟粕的部分。中国传统知识份子自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发扬者，他们求真务实，尊道贵德，为了寻求真理不竭探索，将劣质的文化思想不断筛选摒弃，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文化内涵构造了知识份子的独特的精神内核与人文风骨。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宝贵的思想传承和文化延续被我们先人无情的摧毁，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那个时代人们精神的贫瘠，思想的落伍，道德的崩坏，文化的断层，这些负面的消极影响，时至今日，依然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着社会和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民族国家的进步动力少不了优秀文化的反作用力，这就急需我国当代知识份子有浓厚的社会责任感，有文化传承的担当，弘扬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思想。

《围城》中知识份子和文化的命运，在数千年积淀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的背后，实际上是人囿于文化上的隔阂与对立：人因自我烦恼也因时代困扰，陷入精神的“围城”而不得解脱。部分知识份子妥协于时代格局的无奈，随波逐流，表面上是生活遮掩的风光从容，实际上是在文化绝境的自我意识的消亡，这群知识份子卸下传承传统文化的责任，在自我沉沦之后又远离传统文化，这代表着他们认知结构的崩溃，是社会主流文化阶层在社会结构的缺失体现。这种远离不仅是自我的沦陷也迫使的那些坚守文化的知识份子踽踽独行。在当代“围城”里，国家和人民需要知识份子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精神，追求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至上。将传统的智慧加以保留发扬，坚守正道，追求真理。

在泾渭分明的文化合流中，知识份子需要擦亮被社会表象蒙蔽的眼睛，体察国家民族和文化变化发展，积极投身创新发展实践，不断增加知识积累，提高创新能力，开拓 “围城”中的人和文化和谐共存的发展之路。

五　弘扬家国情怀突破“围城”迷障

（一） 家国情怀与个人、社会发展的关系

人的个人使命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对立且统一，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从文化与人的关系来看，要将“围城”建造为幸福之城就需要坚守和弘扬家国情怀，家国情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融刻于民族发展的精神命脉，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灿烂历史文化中，有着极其重要的高度。家国情怀是国家发展道途的精神延展，创新了人文的内外在思想，实现了社会道德理念与新时代人文精神的相辅相成。当今，“围城”的格局依然存在，培育人民的家国情怀仍至关重要，这既是社会责任要求的不二选择，也是建设幸福之城的有效途径，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二） 新时代知识份子要有浓厚的家国情怀

从中国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中国知识份子从古到今有着浓厚的家国情怀，从孔子到鲁迅，从春秋战国的家国一体到民国的激浊扬清。屈原为追悼和传扬为国捐躯的楚军将士的精神，写出了“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的悲情隽语。陆游为报效国家诗写出“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的强烈的家国情怀，

有家国情怀的知识份子历代都肩负着这样一种使命：负担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引领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风向，是思想变革的中流砥柱。当今中国的精神文化现状急需一批怀揣着家国情怀的知识份子去拯救，遗落在精神家园的责任、 担当、 希望、理想需要被知识份子重新拾起，重现给社会大众。国家，民族，个人的内在失联也需要新时代知识份子的重新缝合。

家国情怀是个人对祖国和百姓表现出来的至简之爱，是对希望祖国富强、人民安居乐业所表达出来的理想追求，也是对祖国的一种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新时代知识份子秉持着高尚的家国情怀传播着文化的力量、凝聚着民族力量、振奋国民精神，在增强民族凝聚力、建设幸福家庭、提高公民意识等方面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结 论

综上所论，个人使命的确立需要对自身的强烈认同，而对于自身身份的认同离不开传统文化的熏染，家国情怀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必不可少的文化内涵，在确立个人目标和构建美好和谐社会的道路上不容被忽视。诚然，忆古到今，“家”与“国”的内涵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更新演替，但从长远看，作为国家发展道途的文化延展，家国情怀始终担负着重要的文化使命——它达成了个体、社会、国家三位一体的有机整合，向世界昭示了中华儿女的精神传承与文化自信；它衍生出了一批救国于危难之际的知识份子的责任担当，也启发着后代在和平年代的对于自身使命的深深思考。家国情怀，对个人而言，它是引领迷途的人走出内心“围城”的希望之光，是事业使命的积极追求；对社会而言，它是与人共情的心灵大道，也是三鉴明察的处世哲学；对国家而言，它是公民自信心与社会公信力的和谐共存，是个人对民族与国家的强烈认同。在新时代，我们应当成为弘扬家国情怀的知识份子，这不仅仅是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必然选择，也是建设幸福和睦家庭的精神支柱，更是构建和谐、美好社会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 温儒敏：《〈围城〉的三层意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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