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苏轼的“以道自任”

论文总字数：9656字

摘 要

：苏轼一生动人之处在于他真实的人生。他那“以道事君，独立不惧”、“以道 事民，仁人爱物”的人格理想，以及“以道自任，三教圆融”的高风绝尘的审美情操，苏轼对人生的精妙体会和思考的结果，这也是苏轼独具特色的人格魅力之所在。

关键词：“以道自任”；三教圆融；东坡精神

Abstract: the most moving point of Su Shi"s life is to show its real life. His ideal personality “With virtue and morality to help the emperor and work independently and won’t afraid of anything,” and “With virtue and morality to help the Common people. He is good to them whether it is for people or things,” as well as “With virtue and morality as his task, integration of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The aesthetics of vulgarity of these views are Sushi’s subtleties of life experience and the results of thinking, which is Sushi’s unique charisma lie.

Key words: With virtue and morality as his task; integration of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Dong Po spirit

苏轼，唐宋八大家之一。他自从小就很聪明，七岁就读书，十岁能写文章。宋仁宗嘉佑三年，国子监直讲梅尧臣读了苏轼作品，感觉“有孟轲之风” ^[1]，后将试卷交主考官欧阳修。他见到试卷，非常惊喜，认为第一非他莫属，但是怀疑是他的门生曾巩的文章，为避免嫌疑，才被录取为第二名。欧阳修高度褒奖苏轼“善读书，善用书”，预言苏轼文章“必独步天下”，“三十年后世人更不道着我”。^[2]苏轼一生，在人生的坎坷中不断追求，在生活的不济中积极上进。以苏轼为代表的文学艺术成就、独立不惧的人格魅力，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以道事君，独立不惧

（一）才而不器的坎坷人生

苏轼，是中国历史上继李白杜甫之后又一文学巨匠，他创造了宋代文学的高峰。余秋雨先生称赞其“成熟时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言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3]余秋雨的评价可谓全面，正如他在《苏东坡突围》中所说的苏轼豁达情怀稀释了嫉妒同道的排挤，以文人志士的独立不惧精神冲破了政治权力的打压控制,在恶劣窘迫的环境下保证独立人格、坚持人生正面立场。

苏轼的人生充满了坎坷与不幸，但是在忠君爱国的道路上，却是充满了“任重而道远”的人生理想。年轻的苏轼和当时大多数的年轻人一样有一颗建功立业的心，嘉佑二年，他考取进士，一直官至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苏轼任祠部员外郎的时候，因为不满王安石变法而申请外地任职。元丰年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而获罪，御史中丞舒亶、李定等人获取苏轼以前所作诗句，大兴文字狱以诽谤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苏轼的诗歌的确有些讥刺时政，包括王安石政治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结果苏轼被抓进乌台（御史台），一关就是几个月，每天逼他交代诽谤变法的事实。因为后来苏轼承认了错误写诗赞扬朝廷，朋友又出手相助，才得以没事，此后苏轼被贬至黄州。后任翰林学士，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被章惇贬谪。北还后病死常州。苏轼的人生是极其坎坷的。然而，谁的一生又能一帆风顺呢？正是由于苏轼坎坷的一生，才成就了伟大的苏轼。

（二）以道事君的人生理想

苏轼高调赞扬君子精神，儒家理论是其思想的主要来源。可以说，苏轼继承了中国传统思想本质内容，并且用自己一生的实践履行“以道事君”的人格魅力。所以他的言行，不但认识水平很高，而且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和包容性，成为古代知识分子与文化人推崇和模仿的人格典范，即苏轼“以道事君”的理想。苏轼儿时的教育主要源于他母亲的教导，儒家思想对其根深蒂固的影响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苏轼年轻时就熟读儒家经典，特别酷好陆、孟、韩之文，这为他打下了厚实的儒学基石。苏轼希望报效国家，他有建功立业、干大事的人生理想。他的许多诗文，都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积极入世的本质精神。他忠诚、刚正、爱民的性格和儒家思想有着莫大的联系。

苏轼的人生仕途虽然极为不顺，但是却始终记得“以道事君”的人格理想,可以说，他是取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精华。在中国古代，“士”居“四民”之首，士承担着重要的文化使命。故“士”与“君子”大致具有相同的道德和文化使命。苏轼年轻时就对当朝的欧阳修、范仲淹等忠君报国、心怀天下的贤臣们非常崇拜。后来在《沁园春·孤馆灯青》中抒发志向抱负：“有笔头千字，心中万卷，致君尧舜，此时何难！”。熙宁八年苏轼任密州太守，他又写下了豪言壮语《江城子·密州出猎》:“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表达了他忠君报国的一腔热血。其实我们通过苏轼的文学作品，不难发现他一生仕途坎坷，而又始终不渝地心系国家社稷，忠君是苏轼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一部分。苏轼“以道事君”，确实有一颗救国爱国之心。《宋史·苏轼传》论其“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4]正是对苏轼人格风范文章政事全面而高度的评价。

（三）卓尔不群的人格精神

(1)个性特点上的性资疏率

苏轼本是宋代非凡的文学人才，而且还具有优秀的政治才能，为什么实现不了自己的理想，在政治上始终不顺利呢？其实看起来是有多方面的原因，很是复杂，但是其“性资疏率”的性格特点，还是阻碍其发展的主要原因。苏轼早年的恩师张方平曾说：“早识其尝为人，起远方孤生，遭遇盛明之世。轼自谓见知明主，亦慨然有报上之心。但其性资疏率，阙于慎重，出位多言，以速尤悔。”^[5]苏轼强调真性情，即“多态多情”的人，他曾说：“余天下之无思虑者也。遇事则发，不暇思也。以此终身，不知所思。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率吐之。君子之于善也，如好好色；其于不善也，如恶恶臭。岂复临事而后思，计议其美恶，而避就之哉！”^[6]。这里表现的就是苏轼的真诚坦率、毫无保留的可贵精神品质。可是祸从口出却又是中国古代臣子谨记的教诲，虽苏轼真诚如一，也防不了深于城府，阴沉险恶者常利用别人的真诚置人于死地。真诚坦率容易招惹是非而获罪，即使俗世小民也知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所以苏轼也常受亲友的提醒与劝诫。妻子王弗常提醒丈夫注意阴险逢迎小人，弟弟子由与旧友章惇亦时常劝他慎择交、戒口舌之祸。可是苏轼却听不进去，在乌台诗案之后，苏轼依旧我行我素。

（2）政治见解上的独立不惧

苏轼既反对王安石比较急进的改革措施，也不同意司马光保守措施尽废新法，受到了新旧两党间的排挤。虽然他在政治上趋于旧党，但他也会有改革政治的要求，这就体现了苏轼在政治见解上独立不惧。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从两人的政治不和就可以看出。苏辙《墓志铭》云：

公议上，上悟曰：“吾故以此，得苏轼议，释然矣。”即日召见，问“何以助朕？”公辞遐久之，乃曰：“臣窃意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鋭，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上竦然听受，曰：“卿之言，朕当详思之。”^[7]

王安石对苏轼当然是不满，王安石虽承认苏轼才高，但却一再怂恿神宗罢黜苏轼。王安石为实行新法不得以只能排挤苏轼，苏轼无奈被贬。苏轼虽然不满新法，但是新法因能便民，为百姓确实做了许多实事，同时他也发现了新法的很多好处。他给滕达道的信中说：“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目，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8]苏轼对新法的认识从根本上说明了他同王安石并不属于一个政党派别之间的论战。当然，苏轼对于人民有利的政策变法是积极推广的，虽然苏轼和王安石在政治上有所不同，这两人也算惺惺相惜。

我们再看看苏轼与另一个为政者司马光的关系。司马光曾说：“轼与文仲皆疏远小臣，乃敢不邂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狼之怒，上书对策指陈其失，隳官获遣，无所顾虑，此臣不如轼与文仲远矣。”^[9]司马光本来也竭力反对变法，经常在皇帝面前与王安石争辩，由于对新法不满，司马光与苏轼也是互相抵触的。在王安石变法之时，司马光与苏轼是一对志同道合的人。司马光在苏轼被贬期间一直与其有书信往来。此后神宗死了，哲宗当上了皇帝，司马光回京主国政，这时期应该是苏轼最美好的时光了。但是，尽管苏轼坚决反对新法，在被贬流亡时候，他认识到新法的有利之处，便与司马光进行了一场论战。苏轼与司马光私交甚笃相知至深，但是苏轼在政见上不见风使舵，并且因为不附和司马光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自知这样做进退两难，但是却视得失进退为齐一，与那些见风使舵、唯利是图的政治人不同。所以苏轼在政治上从来不是一个趋炎附势的人，不管是友是敌，苏轼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见解，从不为其他事物所变，苏轼确实令人敬佩！

二 以道事民，仁人爱物

（一）以道事民的思想渊源

苏轼整个思想体系主要是其政治思想，政治思想中又以民本、仁政思想为主，它源于先秦儒家思想，同时又兼并、吸取了法、墨等诸说，形成了苏轼重民、爱民的政治观。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在当时的社会大动荡中，意识到了人民群众是存在巨大力量的，从而肯定了平民百姓的价值，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则进一步发展成了仁政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10]这一思想经过后代的实施，尤其是唐太宗的光大，的确起到了较为理想的统治效果，后来逐步就形成了儒家具体的仁政观。故宋建国之后，就一直重文轻武，他们把儒家仁政思想推向了又一个巅峰，对民实行仁政，但这一仁政的中心内容与先秦儒家所鼓吹的仁政已有很大不同，可以说是徒有其名。

苏轼从小受到儒家思想熏陶，人生目标就是要建功立业，他很欣赏唐代杜甫“流落饥寒，终生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的精神，敬仰屈原的经世济时的人物，还崇拜范仲淹等人，向往做一位经世济时的儒生。因此，他一生拥有一个积极入世之心，这不仅立足于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且苏轼为了江山社稷能够牺牲自己，为了寻求真理更是汲取了中华民族众多志士仁人的人格精神。从苏轼的政绩来看，他确实为当时的百姓做好不少好事，因为百姓的拥戴，朝廷一直很想提拔他，范祖禹在元佑五年一直向朝廷举荐苏轼，但最终苏轼未能入阁。苏轼是在儒家这一个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优秀士大夫，他是具备真正的实干才能的，他和唐代李白是有根本区别的，李白只有崇高的政治理想，但是缺乏艰苦创业的精神，而苏轼不管是身居安职还是被贬之后，都是真正拥有治民之术的臣子。

（二）以道事民的具体体现

（1）以道事民，政绩斐然

说到苏轼为官的政绩，可能不会有多少人知道。其实，苏轼一生在许多地方做过官，他为当地的百姓做了很多事情政绩显赫，因为苏轼的文学成就太高所以后世的人很少注重他的政绩。有些人就整理除了苏轼的几大功绩，苏轼在密州灭蝗灾，捕盗贼、在徐州治理水患：“卒凶暴恣行，至杀人，畏罪惊散，欲为乱。民诉之，公投其书不视，曰：‘必不至于此！’溃卒闻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 “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公曰：‘吾在是，水绝不能败城！’公庐于城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闻” ^[11] 俨然一个臣子的楷模。还有许多政事以利民的事件这里也就不一一道来。这里不妨具体举两例。首先就是苏轼在杭州任职的时候，打通了颍州湖的泄洪通道，促进了颍州的淮水运输，并在西湖旁边修筑了一道堤坝，被后人称作“苏堤”，“苏提”就是当地百姓用来纪念苏轼，至今“苏堤”还是杭州的历史象征和著名的旅游景点。其次是在扬州任职时，取消了扬州的“万花会”。就当时的情形来看，苏轼是冒着很大的风险才取消扬州“万花会”，因为“万花会”是政府的形象工程。当时的朝廷为了举办这个“万花会”不仅劳民伤财而且在朝政上腐败之风蔚然成风。普通百姓苦不堪言，只有少数富家豪门找门道托关系才能侥幸免祸。“万花会”不仅没有带来喜庆的扬州，而且已经成为扬州百姓的恐惧，苏轼一心为百姓考虑才会有此举措，他果断取消了 “万花会”，实在是干了一件深得民心的政绩工程。

（2）以道事民，坚持己见

苏轼不能加入内阁，除了个人性格因素，还在于苏轼本人对于功名利禄的不屑，他把整个社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苏轼在密州时创作散文《盖公堂记》：“盖公为言治道贵清净而不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与是避正堂以舍盖公，用其言而齐大治。其后以其所以治齐者治天下。”^[12]苏轼有自己的治民思想与政策，虽然这篇散文最终目的是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但是“治道贵清净而不自定”的政治主张，还是把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桃源手听》记载：

“东坡为钱塘时，民有诉扇肆负债二万者。公令以二十来以判。事笔随意作行书及枯木竹石以付之。才出门，人竞以千钱取一扇，所持立尽。”^[13]

苏轼的爱民有独特的一面，在当时古代苏轼不仅能够坐而论道而且能“道”有所用，所以拿“以道事民”来形容苏轼再恰当不过了。

他虽一心以道为民，但总是失之功业。苏轼仕宦之途是失败，但是这不能掩盖住他的仁人爱物之心，他并没有失去人生方向，正如晚年流贬岭南时押送苏轼的使臣所说：“学士以文章得，终以文章失。”^[14]在自己远大抱负并没有得到实现的时候，他在文章上得以发挥。他心目中的人格典范是廉、直、刚健、敦厚、智足、仁足、志足、道足、文章、事业、全德、巨才。他论欧阳修：“夫就君子之所难。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受，道足以忘物之得丧，志足以一气之盛衰，则孰能见几祸福之先，脱屣尘垢之外。全德难名，巨才不器。”^[15]苏轼这些论述，对宋人人格生成起了一种规范的作用，所以宋代士大夫多是学者文人的综合型人才。苏轼一生与王安石在与民政策方针上不一致，当然苏轼与王安石一生的政治见解不同也反映出苏轼是一个真正从一个以道事民的角度来看待整个变法事件。

（3）以道事民，深受爱戴

由于他闪烁着智慧的睿智思想，由于他清新脱俗的人格魅力，苏轼在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中国苏轼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的精神与思想，早已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并且还在影响着我们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但是他表现更多的是仁人爱民，他受到那么多人的爱戴而有口皆碑。百姓对苏轼的感恩之情可以通过很多事情来表现：苏东坡当年被贬后在杭州修筑苏堤，苏堤修筑之后确实给当地带来了实惠。苏轼以自己的良心对待百姓的疾苦，修筑了苏堤，疏浚了西湖。当地的老百姓为了表达队苏轼的感激之情，把苏堤的九座亭阁中的一座修筑为苏轼的生祠。虽然后来奸臣当道摧毁了他的生祠，但是，我们可以相信，百姓对苏轼的爱戴是显而易见的。《东坡事类》卷九宋周辉《清波杂志》写道：“东坡自海外归毗陵，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夹运河千万人随观之。素知彼民爱慕，坡亦眷眷此地而不忘”。苏轼的人格魅力感召着世人，正是由于苏轼有着“仁人爱物”之心，百姓才会对苏轼是如此的爱戴。

三 以道济世，三教圆融

（一）儒家思想是其积极入世、以道自任的主要来源

苏轼一生以开放的姿态兼容和吸纳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构成了自己博大丰富的学术思想体系。苏轼最先接触的也是其思想体系中占据最多的便是儒家的思想，苏轼自幼读书，一开始学习的就是儒家的经典名著。他“以道事君”的思想就源自《论语·先进篇》的内容：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16]孔子认为大臣应该忠君报国，而且还要合乎仁义道德。这些儒家的思想对于苏轼一生的入世思想都是影响很深的。苏轼的父亲对于苏轼兄弟的教育很少，苏轼的思想以及成就都亏了他的母亲。《宋史·苏轼传》记载：

公生十年，父洵游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教千言，好贾谊、陆贽书。^[17]

苏轼成长在一个书香门第，苏轼自幼才智过人，七岁开始读书，才思敏捷。祖父和父亲都喜文，父亲后来还和苏轼、弟弟苏辙一起被称为“唐宋八大家”。由此可见苏轼崇尚儒家积极的思想，主要是其受家庭的影响。从深层次来看，苏轼是一个地道的儒家，具有极为关注现实的、积极参与社会的基本思想理念。苏轼接受的儒家思想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里所说的儒家并不是单纯的“治国平天下”，而是指积极入世以道自任的精神。就比如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是苏轼所表现的以道自任的精神所在。

（二）佛教思想是其以道事民、仁人之心的源源动力

苏轼早期虽学儒奉儒，但是也接受了佛教和道教的濡染。佛教自魏晋传入中国，渐与华夏本土的儒道二家形成中国文化的主干。佛教自东晋僧肇以来，就有佛玄交融的趋势，至禅宗而完成了某种程度的融合，这个融合也就是佛教的汉化与士大夫化的完成。苏轼的母亲虽然从小给苏轼贯穿儒家的思想，但是在冥冥之中也影响到苏轼对佛教的理解。苏轼的祖母和父母都信奉佛教，苏轼曾在《四菩萨阁记》等文中作过记述。佛家说“万事皆空”，人生中的原本使人烦恼的事情都可以被一一化解。苏轼对佛家思想的理解可以从他的诗词中透析出来。苏轼曾作《定风坡》 ：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芸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17]

人的生命如白驹过隙，而功名富贵贤愚得丧难保久长。苏轼经历大富大贵、大患大失，精神上磨练成了铁血一样的汉子，因此他对世事万物看得都很淡然，胸中坦荡无物，这是苏轼能够获得生活乐趣和生命价值的原因，也能够发现佛家思想对苏轼的积极影响。苏轼被贬后，困苦的生活和不济的人生并没有让他感到完全沮丧，他反而能够坦然的面对一切，用积极的生活态度面对困难，用豁达的心胸对待人生。全词中透露着人生的沉浮、情感的忧乐，给我们带来了一番全新的体悟。这就是禅佛中的“月有所象，皆是虚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这就是内心极其平静、万物皆空的禅佛道理。苏轼年少气盛，才高学富，他也有许多年轻人共有的不足之处。政治上的失败、官场上的失意并没有打消他的雄心壮志，佛教的思想为他的性情和以道事民的仁人之心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三）老庄之学是其超然物外、乐观旷达的精神源泉

苏轼亦对老庄之学非常感兴趣，讲求辩证处事，物我合一。苏轼喜欢放眼世界，观察宇宙万物。他曾说：“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更是认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从道家对他的影响来说也是很大的，他把人生看得如此的透彻，自己虽有救国济世之心，但是苏轼最终看透官场，其实伟大与渺小也只是一念之别。他的思想已经超越当时的士大夫，而达到了自适、乐观、超然的境界。道家的生存方式是归隐，苏轼后期也有归隐之心，据统计，在苏轼现有的是三百多首词作中，半数都是表达归隐之心。苏轼希望能够归隐，但他的一生却没有实现这个归隐的愿望。要不就说儒、佛、道三教相融于苏轼，却没有谁能真正牵引和主导苏轼，这便是真正人格魅力的所在。苏轼一篇《超然台记》便记叙着他的主要道家思想“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18]在苏轼看来，任何事物都是有其存在价值，想必这也是苏轼对自适的一种理解吧。苏轼作出此文时，离开杭州，到落后贫穷、环境恶劣的密州，能安之若素、无往而不乐，并在这里找到了生活与创造的乐趣，都得益于道家思想对他的影响。苏轼却也认为，庄者之学论君臣、父子关系不讲“爱”、“忘”，是不讲仁义礼乐，因此不足以治天下。可见苏轼自谓少年起就好道，甚至不欲婚宦，但是“以道而治”还是他的核心思想。

在苏轼思想中，儒家、道教和佛教三家思想不是割裂开来的，而是三家互相融合、合为一体。苏轼相互借鉴，取之精华，把儒家的“以道事君”的思想和佛教“万物皆空”的平常心态以及老庄轻视物质环境的自适态度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苏轼特有的人生观，这就是他最独特的“以道自任”思想。这里所说的“道”并不是许多学者所说的“道义”，这里的“道”是苏轼精神世界中最独特的人格精神，他拥有“以道事君”的国之重任、远大抱负之心，又拥有“以道事民”的仁者爱人之心，为后世留下用之不尽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1]张惠民：《士气文心：苏轼文化人格与文艺思想》，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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