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宗教文化在卡勒德·胡塞尼作品中的体现

 2024-02-04 17:58:55

论文总字数:8377字

摘 要

:移民作家卡勒德·胡塞尼的作品近来受到很多人的喜爱,作者其本身特殊的流亡、移民经历,使得他在多种语言、多种文化混杂的社会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特别的是,我们能在他的作品中,看到多元宗教文化的交织。胡塞尼在作品中对伊斯兰教、基督教和佛教为主的宗教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这极大程度的影响了他的小说创作,不仅展现了他自身独特的价值观,而且也让读者感受到他的小说与众不同的魅力。

关键词:胡塞尼;宗教文化;创作影响

Abstract: Immigrant writer Khaled Hosseini"s work has recently won great popularity among the public. The author’ special experience of exile and immigration equip him with the peculiar style against the society integrated with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cultures. Especially, Pluralistic religious culture is vividly reflected in his works. Hosseini had a profound meditation on religious culture focused on Islam, Christianity and Buddhism, evoking great impact on his creations. Not only the unique values are demonstrated through his works, but also the unparalleled charm to readers.

Key words:Khaled Hosseini; Religious culture; Creative influence

美籍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塞尼的作品由于真实地描述了阿富汗国情,展示了富有人性和个性的阿富汗,揭示了阿富汗人民追求自由与幸福的顽强拼搏的精神,表现了阿富汗文化蕴含的深厚力量和希望,所以作品一经推出,便受到全世界的读者们的强烈关注与热捧。胡塞尼本人也成为阿富汗人民对外的代言人,人们可以通过他的文字,客观而真实地认识到处在苦难和战火中的阿富汗以及阿富汗人民的成长。面对自己那处于水生火热的故国,胡塞尼身上的肩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告诉他,要向全世界的人介绍一个真实的阿富汗,指引人们改变对阿富汗的认识,于是他为全世界读者揭开了阿富汗那令人期待的面纱,让人们对神秘的阿富汗有了一个更为清醒和理智的认识。与此同时,他也希望能通过自己的作品使得更多的人去帮助满目疮痍的阿富汗走出黑暗,走向光明。

1965年,卡勒德·胡塞尼出生了阿富汗的一个优越的家庭,他的母亲是当地一所女子学校的教师,父亲则是一名出色的外交官。在他14岁的时候,父亲被委任为阿富汗驻巴黎的大使,于是他和母亲便随同父亲一起迁往法国暂居。四年后,苏联方面发动战争入侵阿富汗,胡塞尼一家不得不向美国寻求政治避难,成功后,一家人便一直在加州圣何塞定居到现在。

由于社会动荡不安,在这个复杂多变的时代,从小跟随父母四处奔波、逃亡的胡塞尼,生活环境并不安定。远离自己的故国,在异国他乡漂泊的生活经历,既给他带来烦恼,却也给他带来了其他作家不曾享有的优势。作为一名移民作家,胡塞尼从小耳濡目染,自然会受到多重文化影响,并且置身在不同的文化环境,游走在东西方两个世界之间,这使得他的创作视野非常的开阔,拥有独特的双重视界。因此,在他的创作中,往往具有一种宽容的态度容纳多元文化,审视着这个复杂世界。

阅读胡塞尼的作品可以发现,作品中一直渗透着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等宗教文化。我们之所以能在他的作品中看到多元宗教文化的交织,是因为作为一名在阿富汗出生并长大的作家,胡塞尼自幼便受到伊斯兰教文化的熏陶,但是反观他早年出国生活的种种经历,他的宗教思想并没有单纯地被伊斯兰教思想禁锢,胡塞尼的思想和创作仍然不同程度地受到基督教、佛教等宗教文化的影响。正是这样一种对其他宗教文化的理解,使得他的创作更加丰富,更加多元化。

“宗教和文学不是割裂开来的两部分,它们在精神、思维、起源等方面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它们之间互为参照,互为影响。宗教作为人类重要的文化现象与精神现象,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的源泉。”[1](P26)多元宗教文化无疑给胡塞尼的文学创作提供源泉,他的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向世人展示了不同的宗教文化。接下来,我将分别讨论伊斯兰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佛教文化在胡塞尼小说创作的体现。

一 伊斯兰教文化的影响

亨廷顿在作品《文明的冲突》中说到:“在中国和日本,皇帝即上帝;在东正教中,上帝是皇帝的小伙伴;在伊斯兰教中,上帝即皇帝。”[2](P13)由此想见,伊斯兰教在阿富汗的生活、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都有着主导性的地位和决定性的作用,是唯一不容易受到挑战的终极权威。

正是在这样一个受伊斯兰教文化影响颇深的环境中出生成长,胡塞尼耳濡目染,伊斯兰教文化必然会深深地影响到他,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我们随处都能见到伊斯兰教文化的元素,感受到胡塞尼那份浓浓的萦绕心间的伊斯兰情结。

从他的作品来看,阿富汗始终是胡塞尼创作的舞台,是故事发生的主要背景。我们也能从胡塞尼的描述中,清楚地感受到伊斯兰教教义渗透在了阿富汗人民生活的细微末节中,伊斯兰教教规也直接制约着阿富汗的制度和法律。

胡塞尼在《追风筝的人》中描述了阿米尔上课的情况,其中就提到了伊斯兰教的经典教义——《古兰经》:“有一个满脸青春痘疤痕、个子矮小粗壮的叫做法修拉的毛拉,整天扯着自己沙哑的喉咙,给我们上伊斯兰教课。他要求我们背诵《可兰经》。”[3](P15)而在《灿烂千阳》中,作者也介绍了玛利亚姆是如何通过毛拉的教导来接受教育的:“玛利亚姆最喜欢的人是扎里勒,在他之外,就是一个讲解《古兰经》的法师,叫做苏法拉赫。这位毛拉不仅会给她讲故事,也会教她背诵《古兰经》的段落。”[4](P16)由此可见,阿富汗人不管识不识字,从小便要背诵《古兰经》,并且接受《古兰经》的教育,因为它是穆斯林道德行为、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准绳,是伊斯兰教信仰和教义的最高标准,由此可以看出伊斯兰教对于阿富汗人的影响也是潜移默化、根深蒂固的,同样的,也可以看出阿富汗人对伊斯兰教的信奉是多么的富有诚意而又恭敬。

同时,胡塞尼也多方面地向我们展示了阿富汗人是如何严格遵守伊斯兰教的戒律。首先,作者多次提到穆斯林每天都需要进行五次礼拜。礼拜这一个仪式,是穆斯林的必修课,它构成了伊斯兰信仰的一根主要支柱,任何一位穆斯林,若未能谨守礼拜的功课且没有正当的理由,则无异于是一项严重的冒犯行为,也会被视为是一桩可憎的罪过。《追风筝的人》中讲到哈桑不惜错过了礼拜,也要替阿米尔追到那只蓝色的风筝,:“哈桑从不错过每日五次的祈祷,因为这是他的必修课,即使我们玩的正高兴,只要到了祈祷的时间,哈桑就会马上回到屋子里。”[3](P68)接着,在《追风筝的人》和《灿烂千阳》中,胡塞尼都提到了伊斯兰教对于喝酒的规定:“拉希德说过,喝酒是无法饶恕的罪过,因为伊斯兰教义规定,在接受超度的那一天,真主会惩罚那些爱好喝酒的家伙。”[3](P16)、“事实证明那些酒鬼的罪行,最后通常都是由清醒的人来偿还,所以《古兰经》是不允许人们喝酒的。”[4](P232)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胡塞尼深受伊斯兰教文化影响,严格遵守着伊斯兰教义的规定。

研读胡塞尼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真主”、“安拉”是出现次数最多的词语,“愿真主保佑”和“愿安拉宽恕”常常被挂在作品主人公的嘴边。因为在伊斯兰教中,除安拉(阿拉伯语的译音,意为真正的主宰)外,再无神灵,安拉的地位是无法撼动的。在阿富汗这样一个饱受战争、贫穷、分裂的国家,人民遭受到的困厄是我们难以想象的,通过胡塞尼的视角,我们能感受到,阿富汗人民在面对苦难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坚强,正是伊斯兰教对人的心灵的救赎的阐释以及在人内心注入的勇气。也正是这样一种对真主的崇敬和信仰,在玛利亚姆生活困顿窘迫的时候,她无时无刻都把真主奉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因为她相信真主能在精神上给她带来希望、力量和帮助。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讲述的是玛利亚姆被迫嫁给拉希德后,面对父亲扎里勒的抛弃、丈夫的冷漠,以及始终怀着对害死娜娜的愧疚,她的生活过的并不愉快,她的内心是忧愁不安的。但是一个意外的怀孕使她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对于真主的保佑,她心怀感恩。真主没有形象,没有方位,但是在人在忧愁时,他带来希望;人在有所需求时,他给予帮助,这就是玛利亚姆始终信奉和崇拜真主的原因,她把对生活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真主身上,真主是她在失去母亲在之后,唯一能相信和依托的人。同时,在玛利亚姆即将被执行死刑之前,她心里唯一所想的,是希望能够得到真主的宽恕,“请怜悯我,宽恕我,亲爱的真主啊!只有你才是最为慈悲的。”[4](P377)伊斯兰教悲天悯人的情怀,是玛利亚姆内心最坚实的信仰。在她的整个人生中,真主的声音一直在她的心中回响着。真主的力量是无边的,玛利亚姆是以绝对虔诚、敬畏、谦恭的态度和精神服从真主,面对杀人这种违背真主旨意的行为,在临死前,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祈求真主宽恕,只有这样才能使她安心走完生命的最后一刻,可以说胡塞尼在宗教中为她找到了善良人性的依托。

作为一个受多元文化影响的作家,胡塞尼并不是一味地接受伊斯兰教文化,也不是毫无保留地继承,而是以全面客观的理性眼光审视着伊斯兰文化的优点和缺点,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布卡是胡塞尼的小说《灿烂千阳》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探讨布卡对于我们研究他的作品和思想来说,有很大的帮助。在阿富汗,布卡作为传统服饰,主要由长袍、头巾和面纱组成,是一种能将整个身子覆盖住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女子在公开场合必须穿着的罩衫,因此有人说它是“移动的监狱”。

在《灿烂千阳》中,我们能看到胡塞尼借玛利亚姆的视角,直言不讳地声讨这种对于女性歧视和压迫的做法。在深受宗教极端主义毒害的拉希德看来,受过教育的女人是破坏男人名誉和尊严的行为,因此他极力主张与支持让阿富汗女人出门必须穿布卡的行为,他义正辞严地说道:“我希望你能记住,以后出门都要穿上我给你买的布卡,你的脸不能被其他男人看到,因为只有她的老公才能看到她的脸。”[4](P73)在他的逼迫下,玛利亚姆只能穿上厚重的布卡,被囚禁在这座一个人的监狱里,开始了她噩梦般的生活。拉希德的殴打对于玛利亚姆来说就是家常便饭,在这样一个被长期折磨的女人来说,她的心是如同死一般的沉寂,她最后之所以能够重新感受到了世间的温暖,正是莱拉和阿兹莎的真情和关怀逐渐融化了她内心的冰冷。因此,当拉希德愤怒地想要杀死逃跑的莱拉时,她毅然决定不再保持沉默,不再忍受他的欺负,她毫不犹豫地举起了铁锹,用力地朝拉希德砸去。让我们感动的是,这是玛利亚姆第一次为自己做主,也是第一次为自己的人生之路做出了决定。通过胡塞尼的描写,我们看到了一位坚强成长起来的女性,她勇敢地摆脱囚禁与束缚,寻求人生的自我。借由玛利亚姆的形象,我们不仅感受到了被压迫的阿富汗女性顽强的生命意志,也感受到了作者对勇敢善良的阿富汗女性的同情与赞美,对愚昧的阿富汗传统文化的批判与愤怒。

二 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上文我们谈到胡塞尼的成长经历,了解到他从小便离开了阿富汗去欧美国家生活至今。在那些以基督教为主要宗教信仰的国家地区,胡塞尼已经生活了几十年,可以想见基督教文化对他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他就曾经借阿米尔之口,表述了自己对于故国的那份难以言状的感情。“我朝西弯下腰,但是我脑袋里一片空白,因为我早已把祷告词忘得干干净净,这时我才猛地想到距离上一次祷告,那早已经是十五年前的事情了。”[3](P336)对于伊斯兰教的一些仪式,阿米尔有些淡忘了,而当他重回故国时,他也曾说到自己竟然像个游客,对自己的国家一无所知。受多元文化影响,胡塞尼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不是一味地排斥,他十分关注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和借鉴,因此我们也能在他的作品中感受到基督教文化对于其创作的影响。

《追风筝的人》是一部内涵丰富的成长小说,我们能看到愧疚与救赎,友谊与背叛等矛盾交织其中,作品涉及到了许多人性方面的问题,但是最后借由主人公阿米尔的自我救赎,成功化解了这一系列的问题,实现了自我的蜕变与成长。“救赎”这一主线始终贯穿在了这部小说的故事中,同时它也是基督教的重要教义之一。从基督教教义的角度来看,人类始祖将其罪过传至后代,致使整个人类都具有原罪,“所以在上帝面前人类的精神和信仰必须彻底接受洗礼和涤荡,洗尽‘原罪’,从而最终获得灵魂的安宁与人性的复活,而这一切人类罪过的清洁与净化,必须通过人类自身的忏悔与体悟才能最终获得救赎”。[5]正是这种原罪以及后天的犯罪致使如今的人间充满了罪恶。

在《追风筝的人》中,阿米尔一次又一次地背叛了哈桑,面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年少的阿米尔无法释怀,他在罪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诬陷哈桑并将阿里父子赶出家门。怯懦的阿米尔无法面对良知的谴责,对于哈桑的背叛就像梦魇一样时刻萦绕在他的心头。即使他最终选择了逃避,即使远走他国,他也始终难以释怀,无法摆脱内心的愧疚,为此他的心理长期备受着折磨。因此,当面对索拉雅不能怀孕的时候,他把一切罪责都归咎于自己,认为这是对他应有的惩罚,是他的报应。

阿米尔身上背负的这份罪责是嫉妒与背叛,这也是基督教教义中,人性容易犯下的七宗罪之一。但是我们不能单凭基督教教义就指责阿米尔所犯的错误是十恶不赦的,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就如拉辛汗所说:“那些拥有美德和良心的人是不会痛苦,我希望你能尽早结束自己的痛苦,所以大胆的去吧,我的孩子。只有回到阿富汗 ,面对现实,才能拯救你自己。”[3](P219)阿米尔从此踏上了自我救赎之路,决定回到战火纷飞、硝烟四起的祖国,把哈桑之子索拉博从塔利班的手里救出。

当看到忧郁自闭的索拉博为了一只在天空飞翔的绿色风筝露出微微一笑时,阿米尔看到了救赎的希望,他在心中默念着当年哈桑为他所做的承诺:“为你,千千万万遍”,他勇敢地面对了自己所犯的错误,并且把对哈桑的愧疚偿还到了索拉博身上,至此一切笼罩在阿米尔心头的阴霾都烟消云散。阿米尔最终完成了“自我救赎”之路,就像基督教教义中所谈到的,人类通过忏悔和体悟,洗尽罪恶,获得救赎,获得灵魂的安宁与人性的复活。

《追风筝的人》是胡塞尼“献给所有阿富汗的孩子”的,《灿烂千阳》是他赞美受压迫但是坚强成长起来的阿富汗女性的,胡塞尼希望通过他的笔触,改变世界对阿富汗人的偏见和误解,让世人看到阿富汗真实的另一面,他也隐隐地表达出希望世界关注阿富汗,能对阿富汗给予救援的愿望,让阿富汗不再是一片不幸、灾难深重的土地。

三 佛教文化的影响

佛教,曾经也是阿富汗的主要宗教之一。在古代阿富汗,佛教在塞琉古时期传入,贵霜王朝大盛,受伊斯兰王朝打击,在古尔王朝时期完全消失。目前在阿富汗,几乎已经见不到佛教徒的身影,阿富汗人绝大多数都是穆斯林。说到当时阿富汗的佛教文化,则主要集中在巴米扬流域。

说到阿富汗的佛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象征阿富汗佛教文化的巴米扬大佛。巴米扬大佛是世界上第三高的大佛,因雕凿在巴米扬河谷边山崖面南的断崖上,故被称为“巴米扬大佛” 。大佛有东、西两座,距今已有1500多年,是阿富汗巴米扬省内的两尊具珍贵意义的立佛像,也是希腊式佛教艺术的经典作品。玄奘在路过阿富汗时,就曾瞻仰过这尊宏伟庄严的巴米扬大佛,并在《大唐西域记》中写到:“王城东北山阿有立佛石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曜,宝饰焕烂。东有伽蓝,此国先王之所建也。伽蓝东有鍮石释迦佛立像,高百余尺,分身别铸,总合成立。”[6](P14)这是较早的有关巴米扬大佛的记载和描述。但是令人心痛的是,2001年,信奉极端宗教主义的塔利班掌握政权,他们将著名的巴米扬大佛无情地炸毀,以此达到他们企图完全抹去历史上阿富汗的佛教痕迹的目的。

在《灿烂千阳》中,有一个很特殊的情节,是莱拉父亲带着女儿和塔里克外出旅游一天,他们去的就是巴米扬石窟,书中是这样写道:“莱拉曾经这样想象这两尊大佛:大佛的峭壁上有着许多洞穴,几千年前的大佛也是像今天的自己那样,俯视着自己脚下的丝绸之路。但是当她真的见到这两尊大佛时,大佛高高耸起、极其庞大的样子,却远远超过了她之前的想象,大佛的规模是如此的宏伟壮观。”[4](P152)面对这样壮观的大佛,作者也毫不吝啬对于它的赞美:“这么壮观的东西,莱拉张大了嘴巴,塔里克也一样。莱拉觉得自己不可能再看到这样壮观的大佛了,即使自己能活到一百岁。”[4](P152)通过胡塞尼对巴米扬大佛的溢美之词,我们能切实感受到深受伊斯兰教文化影响的作者,同时也对佛教文化予以赞美,他对这个古老的佛教文化遗产有着无比的热爱之情。胡塞尼也借由莱拉父亲之口:“我希望莱拉和塔里克能感受一下大佛的寂静,祥和。我带你们来这里,也是希望你们能亲眼感受祖国遗留下的名胜古迹,最重要的是了解它曾经是多么的辉煌,认识它丰富的过去。”[4](P153)向世界宣告佛教文化是阿富汗历史中不可抹去、无法忽视的重要部分。由此可以感受到,胡塞尼发自内心的,那份对佛教文化无比崇敬的感情。

再一次提到巴米扬大佛,是有关于大佛被炸毁一事,胡塞尼在书中表达了自己的对于大佛被炸毁的痛惜之情以及对塔利班暴行的强烈谴责。“前一个月,莱拉已经知道塔利班将烈性炸药安放在了巴米扬大佛的洞穴,想要毁灭大佛。从东方到西方举世震惊······但是,塔利班却执意引爆了炸药,在爆炸声中,塔利班欢呼雀跃,并且大声赞颂‘真主伟大’,就这样,那已经存在两千多年的大佛从此消失在了人们眼前。”[4](P305)胡塞尼细致而真实地描绘出了塔利班无知与野蛮的暴行,让读者在遗憾大佛被毁之余,油然而生地对塔利班产生一种愤恨之情,与作者达到一种情感上的共鸣。

巴米扬大佛可以说是开启胡塞尼认识佛教文化的钥匙,但是囿于生活在伊斯兰教这样一个大环境,胡塞尼对于佛教文化的虔诚不是那么的刻骨铭心,更多的是一种“拿来主义”。值得学习的地方就是,胡塞尼能巧妙处理伊斯兰教文化与佛教文化的关系,拿捏好分寸,将佛教文化很好地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之中,这无疑加深了作品的深度和力度,丰富了作品的内涵,因而能够受到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读者的追捧,受到全世界读者的欢迎。

综上所述,通过阅读胡塞尼的作品,我们不仅能看到他从小耳濡目染的伊斯兰教,也能感受到基督教、佛教等宗教文化也对胡塞尼的创作的影响,正是因为胡塞尼自身多元的文化身份,他才能够以宽阔的视野和包容的胸怀去理解和接受其他宗教文化。不同宗教文化之间的交流、借鉴和融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的移民作家,更看到了一个真实的阿富汗,这正是胡塞尼作品独特的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1]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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