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檀香刑》人物描写特点分析

论文总字数：9680字

摘 要

莫言用狂放不羁的语言和独特的写作视角带给读者感官上的冲击和审美上的享受。研究莫言，当然离不开对他作品中形形色色人物的研究。受文学多元化趋势的影响，莫言的创作也呈现多元性和复杂性，他创造出的人物更是复杂而多样。这部莫言悉心创作的作品称得上是他多视角叙事技巧的集大成者。多视角叙述，既可以说是写作人称的变化，也是作者看问题角度的变化。这种写作风格使得他笔下的人物彰显出摇曳多姿的形态，当然这也离不开莫言自身对于人性精准的洞察力和还原力。

关键词：《檀香刑》 多视角叙述 人物形象 复杂性与多面性 

Abstract: MoYan use action of language and the impact of the unique perspective of writing brings readers sensory and aesthetic enjoyment. Research, mo yan, of course, can not do without the study of various characters in his work. Influenced by literary diversification trend, the creation of mo yan also show the complexity and multifaceted, he created the character is more complicated and varied. The works of mo yan crafting is his perspectives of narrative techniques. Multiple narrative perspectives, both can be said to be the change of the writing person, is also the authors see a problem Angle change. This writing style makes his characters reveal a glittering form, of course, it also cannot leave him for its accurate insight and reducing power of human nature.

Key words：《Tanxiangxing》 multi-angle of view portrayal the complexity of the character

在《檀香刑》这部小说中莫言将历史用传奇的形式表现出来，实现了对历史的还原与再创作。借此表达出作者对历史事件中的社会各阶层、各派系之间矛盾与斗争的理性思考，对动荡中的民族、民众的复杂感情。在莫言的笔下，生活中的善恶美丑、进步落后、高贵低贱，通过作者的安排，透过不同的人物视角，彼此相互连结，形成了一个立体的世界。

20世纪前，视角问题并没有得到太多重视，但在当代文学中，这个问题似乎被提高到了第一性的高度。原因就是在于，一个客观存在的事情，如果从两个不同角度叙述，会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檀香刑》可以称得上是莫言的多视角写作集大成的一篇小说。我认为，这种多视角其实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莫言作为一个“导演”看问题的角度；二是小说中使用不同的人称来叙事。这些视点和人称的转换，实际上就是小说结构的形成。正是由于这种不断转换的多视角叙述，使《檀香刑》摒弃了小说描写传统的单一模式，没有将故事的情节作为主要描写对象。和传统小说只沿着线型方向展开的叙述方式不同，莫言的这部小说形成了一个立体的网络结构，将触觉伸向了四面八方。这种形式的好处就是，能够对人性及历史做出更加全面的剖析，也更能够深化主题。也正是这种多视角思维，使得作家笔下的角色更加复杂多样、有血有肉。基于这种特点，在分析莫言作品中人物时，不能用非善即恶、非美即丑的单一化原则辨析。抛开传统规则与道德的束缚，从多个角度观察这部作品中的人物，会使我们更能贴近莫言的创作情感。以下，我将联系莫言《檀香刑》这部作品的多视角叙述方式，对他笔下的人物形象进行简要剖析。

一．孙丙

（一）充满传奇色彩的游民形象

作为莫言作品中的主角，“农民形象”一直以来都获得了大众广泛的关注。梁玫将莫言小说中的农民形象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分为三种：抗战时期的农民英雄形象；农业合作化题材中的农民形象；改革之初的新一代农民形象^[1]。即使如此将"农民”形象细化分类，但是这一命名能否准确概括出莫言笔下复杂的民间人物的形象，还是存有质疑声音的。杨枫在他的《民间中国的发现与建构》这篇论文中，就曾创造性地指出，作为负载了超量指涉的能指，"农民”这个命名实际上无法统摄莫言小说中种类纷繁的人物。农民是指那些以土地为生产资料依靠劳动获得生活必需品的农村劳动者。它与游牧业、工业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莫言笔下那些有着游民习气的农民已经是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如《檀香刑》中的游乡卖艺的孙丙，严格意义上已经不能概括为农民了。他还采用了人类学中的游民概念，并根据民间人物性格的不同对游民群体作了暴民、刁民、愚民、义民、艺民等类型的划分^[2]（p65）。莫言在其作品里将游民从农民的概念里剥离出来，将游民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游民，他们游荡于城乡，不耕田不务农也可以获得粮食与生活必需品。其特点在于一个"游”字。在古代，主流社会是由工商士农构成的四民社会，是建立在宗法制度之上的宗法社会。由此看来，脱离了宗法制社会的游民其实就是土匪兵痞、乞丐强盗和江湖艺人等，这样一群漂泊无依、以闯荡江湖为生的人。他们生活在一个失序的社会，处于正统及主流以外。孙丙便是这样的游民形象，以卖艺为计，靠唱戏而生。小说中，遭受屈辱以及家庭毁灭之后的孙丙，意识里脱离了人伦纲常的束缚，有的只是情绪性格的张扬和对个人利害关系的权衡。此时孙丙这个形象的游民特征——强烈的恩仇意识、帮派意识，隐藏的斗争性、反抗性，这些游荡于主流文化之外的原始血性和野性姿态被完全释放了出来。

美国著名学者Joseph W. Esherick的研究表明，义和拳的起源是"降神附体”。孙丙就是利用降神附体的仪式，自封为岳王爷下凡，一下从被人瞧不起的卖唱戏子变成了被人膜拜的江湖大哥。细细想来，这种"降神附体”的把戏，其实应该是孙丙从戏文唱词里学来的。古往今来，深受下层民众喜爱的戏文故事，不是有关佳人才子的恋爱婚姻题材，而是江湖侠义的传奇故事。是关于土匪、兵痞、乞丐等游民阶层发迹变泰、忠义豪杰的故事，如《水浒传》、《说岳全传》、《三国演义》等等。这是游民阶层中最主要的文化来源，也是承载游民意识的重要文化形式。这里面记载着中国历代游民类文人对游民意识的认知，也指引着游民群体去塑造自己的行为。孙丙选择用岳将军附体正是看到了下层社会对岳飞英勇事迹的文化认同，借此来"蛊惑”乡邻，成功组建成一支游击队伍。

游民追求的本质上可以说是侠义。就像水浒里的一百零八梁山好汉，三国里的刘备关羽张飞，他们追求的就是义薄云天、福难共享。在这方面，江湖所说的"义”与庙堂上的"忠”是不一样的，它不是一个严格的社会规则。江湖中的“义”不是某一方的奉献和遵从，它是平等的、要有回报的。在孙丙被抓进大牢时，朱八为什么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营救他？正是源于这样一个义。朱八并不是被孙丙反抗德国侵略表现的民族大义所折服，真正的原因是孙丙以前有恩于他，并传授给他二十四手猫腔调。与孙丙身形相似的小山自告奋勇去做孙丙的替身，他能硬生生的拔掉门牙以及接受酷刑，敬重的也是孙丙表现出的江湖侠义。另一方面，孙丙不愿被营救，一心赴死，也是因为忠信仁义。“侠义”可以算是一种游民阶层的信仰。

在向信众灌输教义的过程当中，孙丙告诉他们，只要你心诚，喝下这符咒，就能够请来神灵附体助力。他还教给民众练了能够刀枪不入的"神功”。这种抗争方式用现在的眼光看当然是愚昧的。在小说以第三人称叙述的部分，作为一种全知型的上帝视角，我们所感受到的这支如一盘散沙的队伍，进行五花八门的降神附体仪式的"信众”，无疑是跳梁小丑。但在孙丙的视角下，我们看到，通过降神附体，孙丙已经不是那个乡村戏班的班主了，他变得刀枪不入，能够随意借来神兵天将。他以为自己是金刚不坏之身，可以冒着德国人的铜墙铁炮，妄图攻破马桑镇。直到身边的同伴被打破了脑袋，血肉模糊的感官刺激让他明白了所谓金刚不坏和刀枪不入不过是忽悠人的把戏。在孙丙的自述中，我们跟随着他的心路历程，感知着他的情感波动和事件发展给他人生带来的不可逆转的影响。正是这样，我们似乎理解到了，并不能简单的用愚昧无知来形容孙丙这个角色。他的选择有点被逼无奈的味道，在这个混乱、失序的社会里，人的生存受到了威胁，求生存显然已经上升为第一要义。从义和团运动来看，这种带有神话迷信的"宗教式”信仰，在那个动荡的乱世，附带的能量不得不说是巨大的。

（二）传统英雄形象的颠覆

如果用传统史学去写《檀香刑》中这段历史故事，那孙丙绝对算得上是一位民族英雄。我们可以设想：孙丙为了抗击外来侵略，立志报国，从而加入了义和团，解救高密东北乡百姓于水深火热中，最后在德国侵略者、统治阶层及其走狗等各种腐朽力量的迫害下英勇就义。这其实就是种族记忆。种族记忆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种伪造。历史记载的往往是对个人的道德评价，而不是历史本身。如果真的这样创作，读者们就感受不到孙丙复杂的心路历程，看不到事件的发展对人物选择的影响。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带有政治符号的孙丙。莫言在接受媒体记者访谈中，讲到这部小说的创作时，对孙丙作了很中肯的描述。孙丙的创作原型是高密历史上的抗德民族英雄孙文。这个人在地方志和近代史上都有记载，但是被拔高的很厉害，塑造成了一个类似于李自成的英雄人物。事实上，孙丙这个形象，他作为一个猫腔戏班的班主，他还没有意识到反帝反侵略这种上升到民族大义的问题，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在这里修铁路必然要穿过祖先的坟茔，若要迁坟一定会破坏风水，村里的世世代代沿袭下来的生活习俗就会因此改变，他们不愿意，所以就抗拒，之后就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暴动^[3]（212）。因此也可以说孙丙加入义和团是一种意外。

显然，莫言在《檀香刑》中对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游民孙丙做出了游离于主流之外的定位，将被隐藏、被忽视、被淹没人性的真实完整地刻画了 出来。他严酷的将早已树立起来的英雄形象打碎，将这些人物灵魂中各种复杂的意识全都袒露出来。这其实源自莫言对英雄人物的理性思考、对历史的复杂与荒诞性的追寻。

孙丙反抗德国侵略者的原因之一是想要阻止他们在高密这片土地上修建胶济铁路，防止风水被破坏,但最直接的原因还是他的妻子在大街上被德国人侮辱,而在反抗时他失手杀了人,几番痛苦挣扎之后没有办法才迈向了起义这条道路。这样的描写使得孙丙的行为转化为普通的偶然事件，由此消解了小说中英雄的神圣色彩。虽然在这里由于反抗的是德国人，使他的行为具有了反抗外来侵略者的民族主义的性质，但其深层蕴涵的仍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思路^[4]（p34）。

在莫言笔下，通过视点的转变，孙丙这个形象也展现出了他风流，懦弱，自私的一面。为了实现自己的复仇可以蛊惑无辜乡民去送死，为保自己的声名可以牺牲前来营救他的朋友们的性命。文中还描写了这样一个情景：“孙丙身穿白袍,披着银甲,背上插着六面银色令旗,头带银盔、盔上簇着一朵拳大的红樱,脸抹成朱砂红,眉描成倒剑锋,足蹬厚底靴,手提枣红棍,一步三摇,回到了马桑镇；他的身后,紧跟着两名虎将......”^{[5]（p167）}他们衣着鲜明，形状古怪，看到孙丙如此装扮的村民个个都是莫名其妙，心惊胆战。闭塞愚昧的乡村，在对无法理解的外来事物都会保存着一丝不可名状的敬畏。看到从前在舞台上翻两个跟斗就会气喘吁吁的孙丙，在喝完神符、唱罢猫腔、念完咒语之后，竟然表现了卓绝的轻功，无不暗暗惊奇。他那张本觉滑稽的红脸膛，竟隐隐透着一股子凛然不可冒犯的浩然正气。成为了下凡的岳王爷的孙丙获得了群众的拥护，成为高密东北乡的义和团头领。作为一个底层百姓，为什么他会选择这种反抗方式呢？不得不说这与他在社会阶层的特殊身份有很大关系。作为猫腔班班主，他的一生，走南闯北，献艺卖唱，可以说他的思维是糅杂了农民意识、民间艺术、狭义思想、神话迷信等典型的中国式思想。深谙这一点的作者很自然地借用传奇化的构思、戏剧化的语言将这个杂糅的文化怪胎描绘了出来。虽然文中没有任何的批判性字眼，但对传统民众的愚昧和盲信盲从的揭露，可以说是无声胜有声。同样也使孙丙带有侠义的行为涂上了一抹滑稽荒诞的色彩。就连最后的慷慨赴死，也是搭了几条无辜人命，透着一股愚昧的色彩。个人英雄主义泛滥的孙丙，拒绝了朱八的掉包计，选择了“功德圆满”的慷慨就义，本是千古留名的忠信仁义行为，也落得个连累兄弟、无辜众人命丧黄泉，首级挂墙的结局。

即使孙丙在李武吹嘘县令美髯时曾不屑地说:“去转告你家县令大人,就说他那胡须,还不如俺孙丙裤档中的鸡巴毛儿。”^{[6]（p105）}看似蔑视权贵、放荡不羁，但在他成为"岳元帅”时，也会梦想着："义军被招安，人人做大官！”其实这种曲折的心理过程，正是通过《檀香刑》这种多视角的特殊结构，完整地展现给了读者。这是小说传统单线式的结构做不到的。读者们眼中的孙丙不再是简单的英雄形象或者被压迫的底层农民形象。

在小说"豹尾”部，孙丙小山子高唱猫腔这一惨烈悲壮的情节，可以说是孙丙人生戏剧的艺术顶峰，但似乎又萦绕着一种有如阿Q将要被砍头时想唱"手执钢鞭将你打”的窘状。总而言之，作为历史重要组成部分的英雄角色，他的传奇色彩在莫言的笔下被弱化了。

二．钱丁

（一）理性与性情之间的抉择

县令钱丁是《檀香刑》里成功塑造的另一个人物。在第一人称的叙述中，不同于孙丙、眉娘的“俺”，钱丁的叙述里他自称“余”。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位典型的由科举入仕的传统知识分子形象。

传统知识分子在精神状态方面大体是分裂的，一方面他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是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行尸走肉，另一方面却有强烈的救世理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们没有经济基础、政治地位，恢复礼乐、构建礼仪之邦的人生理想就只有依靠服务统治者来间接实现。在权利面前，他们很容易丧失自我人格，从而只是顺从自己的社会角色。像李白、苏轼等带有政治情结的性情文人典型，他们的性情本质决定了其仕途的必然失意。旧式文人入仕后为民请命、作百姓父母官的仕途理想，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礼乐崩坏、已近末日的王朝里，已经没有了实现的根基。一如那个自诩天朝的王朝却在坚船利炮的摧残下无所适从一样，怀有治国平天下的宏大理想的钱丁，在那段历史事件发生时同样处于无奈的境地：一方面认为只有科场出身才是堂堂正正的，一方面又清楚的知道这种社会制度久存弊垢："进士进士，徒有虚名而已，也不过是夹衣包上班，坐清水衙门，吃白米干饭，挖半块咸鸭蛋......”^{[7]（p216）}。一方面想要为民做主向德国人讨回公道，另一方面作为依附朝廷的官僚阶级又不得不服从统治者的命令来镇压暴动。

马桑镇血案发生后，钱丁起草电文，向上级状告德国人在高密犯下的罪行。亲眼目睹的惨烈景象，让他怒火填胸，他运笔如风，悲壮的激情跃然于纸上。赶往莱州府路途上，老秀才的溜须与奉承，激起了钱丁的满腔豪情。此时，埋没已久的高尚理想，沉寂多年的激昂热血，占据了他的脑和心。文人的"性情”一面压倒了现实。他慷慨激昂，以天下为己任，势要为民请命，殚精竭虑死而后已！他期望着能够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解决因为政治制度上的弊病导致的社会矛盾,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由于中国传统的入仕知识分子在社会各阶层中尬尴的处境，使他们不得不面对是为腐朽统治者服务还是坚持自己的志向这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果做不到不为五斗米折腰，结果往往就是在皇权面前丧失了自我人格。不服从必定要被踢出政治圈；出了这个圈子，谈何治国平天下。所以，在莱州知府警告他小心头上乌纱帽时，他便局促不安、张口结舌、冷汗涔涔、唯唯诺诺起来。豪情壮志早已不知所踪。是为民请命？还是报效皇恩？现实处境，让他无法拯救自己，更谈不上拯救世人了，只能在各种不同的力量混杂的漩涡里，被影响、控制。书中写到谭嗣同在临死前喊出的那句“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正是反映出了中国入仕知识分子的处在历史漩涡中的焦灼感和尴尬处境,也就是始终不能跨越有心和无力之间那段距离的尴尬状态。虽然钱丁希望在为民请命和个人仕途之间能够保持平衡，每一次的抉择，甚至每一句话都谨小慎微，但看似果断的行为，其实都是倾斜向仕途的决断。最后他选择了听从皇命，捉拿暴民孙丙。

莫言带着一种审视，将批判性隐藏在字里行间，穿透了这种历史事件的表面层次，进入到了人物的灵魂中。

钱丁的一生中有两个重要的女人，原配夫人和情人眉娘。他徘徊在两人之间无法抉择，似乎就映照着他在理想和现实中无法抉择的一切。他的夫人代指着仕途、自尊、矜持，和对礼教文化的理性选择,而情人眉娘则代表着民间、自由、不拘礼教，和对原始生命活力的追求^[8]（P58）。眉娘的美丽和风情让他的精神获得自由和慰藉。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社会的旧价值观中安身立命，在进步思想的冲击下只能选择折中自保。两种力量的冲突，让他们惶恐不安，所以，钱丁逃向民间，寻找灵魂的安歇与慰藉。他沉湎于情欲中无法自拔，暂时地享受着生命的自在。但结发妻子的身份又让他无法结束这段婚姻，不能毁掉这桩婚姻中所肩负的期望。他默默地忍受，不曾有过反抗。与处理个人仕途和理想抱负一样，在处理爱情和婚姻时，钱丁总是秉持中庸的原则，选择调和理想与现实。当两者无法调和时，仕途、社会礼教使得他选择的只能是夫人这一边。但压抑的生命原始欲望，让他郁积成疾，倍感压力。最终，钱丁选择杀死了仍未结束檀香刑的孙丙，继而毅然决然地奔向了火焰之中。他的心里充满了自由：余感到心中簇拥着无数含苞欲放的花朵,一朵绽开就是一句能够翻花起浪的猫腔,猫腔虽然修长但是节奏分明的旋律在余心中回响,使余的一举一动都踩在板眼上^[9](p409)。

在这样的时代，活着是狗，死了才算是人。县令钱丁在生命的最后做回了堂堂正正的人。

（二）性格的多变

莫言的创作大都采用的是多视角叙述，这是他的作品的一大特点。在瑞典做获奖演讲时莫言这样说：“我不愿意四平八稳地讲某一个故事，当然也不想搞一些过分前卫的东西；我希望可以找到一种巧妙的、自然的结构；结构与叙述视角有关，人称的变化其实就是视角的变化，而全新的人称叙事视角，实际上就是制造出来了一个新的叙述天地。”^[10]在这个新的叙述天地里，莫言将时间、空间打乱，让主体、客体彼此交织，从而使叙述主体不再一成不变。在这种特殊的叙述方法下，小说中即使是同一个人物，他呈现出的性格也是具有多面性的；同一个事件，不同人物讲述出来的也具有不一样的特性。尽管各个叙述者并不是全知型的,但通过视角的转换,我们不仅感受到了每个人物的情感波动和心理活动，也逐渐看到了故事的完整面貌。

在《檀香刑》中，以第一人称叙事的主角分别代表的是眉娘、孙丙、钱丁。由此形成了在第一人称叙述下视角的转变，也就是说“我”这个视点不是固定的某一个人。从人称的运用上来说，第一人称叙述的好处是，每个人物都是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以自己的视角和自己独特的语言进行陈述的。这样通过不同的心理、语言、动作和思考，塑造出的形象特征更鲜明，也更能增强读者的代入感。另一大特点就是，在每一章节的开头，莫言都加入了对应角色演唱的"猫腔”戏文作为该章的引文，这就好像舞台上每个人物的开场白一样。也正是通过猫腔的演奏，读者们能够自然的接受叙述者的不断转换、叙述的视角的位移，而不觉突兀。

在钱丁恨声这一章里，由于钱丁是知识分子，他的叙述显得儒雅、工整，有着文人气。我们从他的陈述中体会到的是他对眉娘的一片真情和深切的愧疚，也看到了他对孙丙的同情与无奈，对侩子手赵甲的鄙夷，对统治者和外来侵略者的憎恨；能够体会到他处在历史事件中的痛苦挣扎。他是一个有良知、具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正如袁世凯所评价的：“你是一个正派的人，一个不附言趋势的人，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但也是一个不识时务的人。”^[11](p93)而在眉娘浪语这一章里，在眉娘的叙述视角下，展现给我们的钱丁的形象又是一位陷于酒池肉林、纸醉金迷的生活不能自拔的庸俗之人。热黄酒，肥狗肉，干闺女，耍尽了风流。和情人眉娘好的时候像是化不开的鱼鳔；在眉娘的亲爹孙丙出了事之后，又无情无义逃得比耗子快，翻脸不认人。前一秒还在百姓面前摆威风，后一秒听到东北乡刁民造反的消息之后立马弯腰钻进骄子，如丧家狗一般的溜了......这是以钱丁为第一视角的叙述所做不到的，但又比上帝视角让人体会更深。莫言以第三人称陈述斗须比赛整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的钱丁仪表堂堂，志气昂扬。不仅法外开恩，原谅了孙丙的以下犯上，还接受了孙丙的比试，并且在孙丙赛输要拔胡须时说：“今日虽落败，但他的胡须也是天下少有的好胡须，他要拔光，本官还舍不得呢......本官恕你无罪，留着你的胡须，回去好好唱戏吧！”^[12]真正是大公无私，贤明仁厚，让人敬佩。但转到孙丙视角下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钱丁的另一面，他骄傲自大、睚眦必报，是个以权压人的昏官。在全乡人见证下的斗须比赛中他耍手段作弊，利用这场比赛的胜利，不仅给了那些如狼似虎的衙役、精奸似鬼的典吏一个下马威，而且也赢得了高密父老乡亲的崇信。此后又在暗中设计薅去孙丙引以为傲的胡须。使得县令的威信作为独立的“旗帜”一般存在。从每一个叙述主体的视角里，我们看到的是某个人物性格的各不相同的一面，可谓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但是通过猫腔的交叠重奏，总体看来，人物却是丰满而有血有肉的，故事人物的关系、事件的大致轮廓都展现出来。每个人物的性格、情感波动也在相对独立又相互照应的叙述中表现出来。另外，这种叙述角度的不断变化也让这部小说更具有可读性。

参考文献：

[1]梁玫《莫言的农民观及其小说中农民形象的塑造》[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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