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二流子”形象的变迁

论文总字数：7970字

摘 要

：“二流子”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品中塑造的最为典型的人物形象之一。他们通常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爱耍一些小伎俩，也通常受到人们的厌弃，但他们却也有着率真的性格。本文梳理了中国文学中对“二流子”形象的演变。从“沦落的二流子”到“被改造的二流子”再到“被解放的二流子”。这种转变体现了中国作家对“二流子”形象认识不断变化的过程。

关键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二流子”形象

Abstract: In twentieth Century, “Hobo” is one of the most typical characters in Chinese literature. They are usually idle, raffish, Love play tricks, and to be hated. But they also have a forthright character. In this article, I will tease the evolution of the "hobo" image i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reduced the hobo" to "transform the hobo" to" liberation of the hobo". This shift reflects the understanding of “hobo” image is changing. This is also the change of Chinese writers’ impression of “hobo”.

Key words: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Hobo" image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中，有革命性的特点、探索性的特点、流变性的特点和创新性的特点。如果想把它们比作什么，那就是中华民族的血气和脉络了，就是它们，把中华民族百年文学的宏大殿堂给构建了起来，中华文明的精神与灵魂，与二十世纪的社会革命一样。在这二十世纪中，“二流子”这一形象的定义，也是时时刻刻地在发生着变化。中国作家们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深入人心的“二流子”文学形象，有在欺侮中不断“胜利”的二流子，有努力向上不断改造的二流子，有经过摸滚打爬，从而胜利的二流子等。

中国二十世纪期间的文学作品所塑造出的二流子并不是千篇一律的。他们共同特质就是有着打不死的精神，但是由于历史的发展观，作家们在不同时期所创造的出来的“二流子”形象，具有不同的特点。为什么在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学中，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一直不断演变着呢？就是因为他们存在的社会一直发生着革命、改革、开放和变幻。这一时期，他们在作家的笔下，呈现出一代接一代的传承，这使得“二流子”形象的定义不断地演变着。

一 沦落的“二流子”

在中国的二十世纪时期，发生了许多重大变革，要想找到最早的，最重大的变革，应该是要追溯到辛亥革命时期了。在这一时期，中国的作家创作了许多与当时社会相呼应的作品，当然，对于这一时期的事情和人物等，许多作家也在辛亥革命之后的近几年对他们做出了文学性的创作。在这些创作中，不难发现有这样一类人物形象，他们往往是不务正业、无知、懒惰、有贪欲的，同时他们还好赌。然而，虽然他们有着这一系列的恶习，常常被人看不起，在生活中屡遭挫折，屡次失败，却仍坚信自己是胜利的，他们沦落在当时的社会。

他们在经济上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没有和社会的主流走到一条道路上去，没有按照他们的秩序，在社会人际关系上，也和人类的康庄大道背道而驰。在他们这些人当中，大部分人都是什么都不带的来，又什么都不带的离去。他们就像蒲公英一样,风来了，他们就开始飘荡，风把他们吹到哪里，他们就待在了哪里。他们没有地位,失去了尊严。就是这种样子的人，被称为“二流子”。说到这，想要举个最典型的例子，阿Q。阿Q身上兼具“猎主一猎物”二相的双重人格。对于猎主，他显示出猎物的本性，对于猎物，他则显示出凶猛的猎主本性。举一个例子来说，作为猎物的阿Q，未庄统治者对其进行胁迫,且是毫无理由的胁迫，可是阿Q却毫不抗争,服服帖帖。阿Q说自己姓赵，这在我们看来，都是平常的事，可是赵太爷就是不允许,面对这样的无理，阿Q有变现出自己的不开心吗？没有，他只是接受了。作为猎主的阿Q，走在路上，遇到了假洋鬼子，他脱口就说出“秃儿”这个词来了，结果很明显，被“假洋鬼子”听见了，“假洋鬼子”举起了“哭丧棒”，他便立马把脖子缩得紧紧的，动也不动，就等着被打，一连被打了好几下，可是他却一点反抗的意思都没有。然而，当他碰到小尼时，因为小尼是弱的，他就开始对她动手动脚，他最开始迎着小尼走了上去，还吐了一口唾沫,并且伸出手去摸了摸小尼的头皮,最后竟然还扭住伊的面颊,说“和尚动得，我动不得？”^[1]大肆轻薄。最后，小尼咒他断子绝孙，一般人都会很不开心，可是他的心里却还是美滋滋的。很明显，从中可以看出阿Q的欺软怕硬，面对强于自己的，若是说了句不中听的话，便赶紧缩起来，生怕自己遭到攻击，然而面对弱于自己的，便抬头挺胸，一副老子说什么就是什么，老子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样子。对于那些比自己强大的人, 阿Q就成为了猎物,表现出来的只有听从。但是碰到了比自己还要弱小的，他就不那么温顺了。

阿Q每天什么事也不做，也不喜欢踏踏实实地稳定找工作，他赌博，打架，把那些游手好闲的人的狡猾给沾了个遍。当时，食物十分匮乏, 阿Q一直想通过各种方法来获得食物，并且占为己有，这种想法一直游荡在他的脑海。就因为这样，阿Q来到了城市，想要在这里找些食物,最终啊，成为了那些偷窃的人的下手。当看到人家革命时，也盲目地跟着去革命，片面地将革命理解成了一种个人的谋私利行为，在他眼中，革命就是报仇，抢劫和女人。他也是一个没什么见识的人，举例来说，住在城里的人都把“长凳”叫作“条凳”，这是很正常的，用切细的葱丝做煎鱼，这也是再平常不过的了，可是就是这些事，在阿Q看来啊，都是错的，这就叫作“无知者无畏”啊。

但作者并不只是记录了阿Q的无知、懒惰、游手好闲等等恶习，而是突出他在这个特殊的时代，展现出来的一些中国人民的写照，例如他的“精神胜利法”。茅盾先生说阿Q“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又说“是旧中国灰色人生的写照”， ^[2]王冶秋则认为这是一个“道地的黄帝的子孙”。他在这个时期，经常受到人家的欺侮，但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失败的一方，例如被别人打了一巴掌，他就自己打自己一巴掌，就像是自己也打了别人一样，这样，他就又胜利了。从一个角度来说，他是落后的、麻木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又是质朴的、要求反抗的，只是他还不知道要怎么来反抗。这就体现了当时这个社会人民的特点。

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像阿Q这种无知、游手好闲、懒惰的二流子确实是有的。他身上有着国民的劣根性，在大多数读者的心目中，阿Q是一个自我欺骗、自我安慰、精神胜利者的典型。他们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文化教养的，一些社会所不赞同，不认可，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在他们眼里，常常就不是这样了,而且他们通常也不打扮自己。在这样一个时代，读者对于这样的二流子是嘲笑的，是不喜的，甚至是厌恶的。他们的存在不是理所当然的，是可以没有的，他们的存在表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阴暗面。他们在这个时代中被人厌弃，虽然他们认为自己是胜利的，但他们仍想要为自己找到正真的胜利，真正的出路，但却是始终找不到可以让他们反抗成功的出路，最终，他们只是沦落，沦落在这样一个时代。

二 被改造的“二流子”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最后，他指出：此外，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去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3]

1940年的春天，在延安县，有两个人，他们是胡起林、王庆海，在生产动员大会上，提出了一个意见，要找到确切有效的方法，一定要让农村二流子参加生产。他们所提出来的这个建议没过多久就执行了，并且取得的效果也着实令人满意。

接下来，就是华北根据地的“二流子”改造。“二流子”这些人，他们虽然是社会上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但有一部分人是因为受到了剥削，失去了土地，他们是农民，是手工业小生产者，他们因为土地被剥削而沦为赤贫者，不同于剥削阶层和敌人，如果随便他们，不管他们，他们就有可能成为敌伪拉拢的对象。这些人的流氓习气和“城市流氓无产者”有些不同，大部分人都是老百姓，且生活都过得十分贫苦，所以在救济他们的时候，也要改造他们，让他们成为发展生产、支持和坚持抗战的重要力量。华北各根据地政府对改造“二流子”的运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最初成立的时候，华北根据地政府就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改造“二流子”，最高潮的时候是在大生产运动的时候,在这之后，这种方法，这种做法一直实行到了抗战胜利。“二流子”改造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劳动力，使得华北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得以快速发展。在根据地进行社会改造的时候，中共对于社会教育这一块内容是十分看重的，指出了扫盲和政治教育就是社会教育的核心，就是因为“二流子”改造，社会风气才得到了净化，华北根据的社会教育也才得到了有效的施展。在抗战的时候，华北各根据地政府采用了多种多样的方法来改造“二流子”，人民也积极帮忙，取得的效果十分良好。

最后，就是陕甘宁边区“二流子”改造。从中国抗战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很多方面都不断发展，就因为这样，国民党经常觉得不放心。陕北地方，土地多，人稀少，想要成功，就得号召一切劳动力，都积极投身到生产当中去。1939 年 2 月，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党、政军民学均被动员参加生产，政府可供动员的一支潜在劳动大军就只有“二流子”了。^[4] 要是没有了“二流子”，生产就能有效快速地进行，再加上“二流子”是的一个消费群体，而且十分之庞大，从这方面来说上，政府和社会的负担就变得沉重起来了。所以如果想要政府的负担减轻，就必须让这些“二流子”全部参加到劳动当中去，这样子，生产也会因此得到增加。再加上“二流子”的“反社会性”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稳定后防之间的尖锐矛盾，之所以想要改造“二流子”，就是这些原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在这次“二流子”改造运动中得到了提升，以后执政全国，也就有了一定的基础了。也就是这次改造运动，使得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改造劳动人的方法技巧，并且对于乡村社会的控制，中国共产党也加强了。

对于延安时期，二流子不断在被改造，他们被改造的方式也是差不多的，主要是让他们有一个良好的氛围，对他们进行教育，给他们做个好的榜样，发动群众等等。举一个例子来说，在陕甘宁边区的“二流子”改造中，他们借用了舆论的作用，最主要集中地是《解放日报》，通过这种做法，舆论导向就有了，而且大家也都可以置身在良好的改造氛围中。因为“二流子”这个名称在社会眼中，已经是一个不好的词，所以，想要二流子们自己承认，实属不易，在实践斗争中，一般都用群众斗争这个方法来完成。在华北根据地的“二流子”改造中，有很多“二流子”已经积累了那些习性很多年了，因此，通常要有专门的人来看管约束他们，绝不中途放弃，使得改造成果能得到巩固。但是有许多地方虽然一开始是集中看管约束他们的，但是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又不再像之前一样严格管制他们，因此有一部分人会又恢复到之前的状态。他们还用了动情的规劝等方法来改造他们，井陉井沟村有一个懒散的人，已经处在这种状态好多年了，在1944年的时候，大生产运动开始，印吉子是当时的劳动英雄，动员他，他就也开始乱骂人。印吉子不但不生他的气，凡尔纳每天都叫他，让他勤劳起来，整整一年，他打了12石粮，比去年整整多打了一倍，吉印子就是这样用了感动说服的方法。以前几年，粮食总是不够吃，现在却反过来了，粮食吃不光了。他们还会发动群众，用实际行动，去帮助“二流子”，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在“二流子”的改造过程中，他们还经常借助舆论的作用，让“二流子”存在的社会基础灭亡，并且让群众们监督他们。就是因为有了群众的照顾，群众的帮助，像这以大数量存在着的“二流子”才得以改造成功。

就是以延安时期为开端，改造农村“二流子”活动成了素材，出现了许多大众曲艺，还有民间新故事。其实对于“二流子”的改造，最开始是在“家庭”内部进行的。在有关这个的文学作品中，人们大多数是采用了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新的农民主体取代了帝王将相。如果没有这些文艺形象，我们还看不到农村青年新人的成长，也看不到老辈的改造了呢。

在这个时候，有关于《改造二流子》的社论，社论中指出：“几年来我们不仅进行了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改造和建设，而且还进行了‘人’的改造和建设。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渣滓——二流子，大部分都改换了原来的面貌，变成健康勤劳的农民。”^[5]

正是在延安时期，“二流子”们不断地被改造，这也正是当时这个时代的特殊背景所造成的，对于“二流子”的存在，人们开始重视，开始正视他们，为了当时的发展，又开始改造他们。“二流子”们就是在这个时期被改造着。

三 被解放的“二流子”

经过延安时期的“二流子”改造，二流子，在人们印象中不再只是混混无赖的形象，读者去看待解读的时候，也会带着新的角度。到了二十世纪后期，二流子的形象在作者的笔下，从某个角度来讲，还是从“坏人”变成了“好人”，在危难面前爆发出强大的力量与其对峙并最终化险为夷。到了这个时候，对于“二流子”形象的定义，开始进入全新的一页了，他们虽然性格刁滑，我们所知道的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这些习性，可能他们都还有，但是在这里，又有了新的解释，他们凭借着自己的运气，化险为夷，凭借着自己厚脸皮追求女性，获得青睐。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男性的一些心理需求得到了满足，他们的这种性格，又可以被叫作“率真”。二流子在这个时期，开始慢慢解放出来。

在中国现当代小说中，有“好人变坏”和“坏人变好”两种情节模式，在大多数读者心目中，二流子这种形象的存在，是不被人待见，是不讨喜的，他们只会让生活更加混乱不堪，但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读者们对于二流子又有了新的改观，作家开始对这些“二流子”的形象有了不一样的定义。

举一个例子，王秋赦是古华在《芙蓉镇》中塑造的人物，是一个典型的农村流氓无产者的形象。王秋赦从封建思想和传统文化中所涉猎的,除了青少年时代耳闻目盼的封建剥削者腐朽寄生生活外,还有的就是封建正统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形与再现。作者笔下的王秋赦,论他的家庭成份,比贫农还要低一等,如果说贫农是半无产阶级,而他就是“黄金无瑕”、成色十足的无产阶级了。虽然土改工作队看他“根正苗红”，但可惜的是，由于他从小学的是“吃活饭”,例如什么跑腿、打锣、扫地等营生;而没学“做死事”,例如什么犁田、整土、播谷等技术;结果不仅田地荒芜,生活困顿,而且还卖光了家俱,典尽了衣物。王秋赦避免了封建陈腐说教的直接浸染,在更加污浊的泥潭之中，王秋赦对这些腐朽的生话方式,终于实现了由垂涎追求到淋漓尽致的幕仿。

《芙蓉镇》中对王秋赦的描写，主要有以下几项：

1. 在衣食无着的情况下，他把自己用不着的一块房基地卖给了摆米豆腐摊子的胡玉音，为此，他额外白吃了胡玉音一年的米豆腐。

2. 胡玉音和秦书田向大队申请结婚时，他开始进行各种刁难，以后又协同李国香判处胡玉音和秦书田几年徒刑。

3. 在政府的动员下，他给阶级斗争展览会提供自己的实物展品。

4. 在“四清”工作队的鼓励下，他汇报过关于本镇的所谓“阶级斗争新动向”。

5. “四清”运动结束后，他利用圩场治安委员会主任的权利，非法查缴了农民的很多山货，并且把这些山货送给公社书记李国香和县委书记杨民高，通过这种方法来讨好上级领导。

6.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奉命参加了县、地两级组织的农业参观团，回来后，在本大队组织开展“三忠于”和“四无限”的个人崇拜活动，并且到各县各地区推广这种个人崇拜活动。

7.打倒“四人帮”以后，他利用窃取在手的基层党政权力，抵制县委关于胡玉音和秦书田平反的决定。

8. 在李国香重新返回到芙蓉镇，并且担任起领导职务以后，王秋赦为了要去讨好李国香，向她汇报了关于谷燕山和黎满庚吃狗肉打平伙；税务所长到省、地两级领导机关，要求平反；供销社主任操纵造反兵团，和信用社会计到县城告状等等所谓的“阶级斗争新动向”。

王秋赦好逸恶劳,舍不得下苦力,门角落的锄头、镰刀都生了锈,土改翻身后仍是个贫雇农,每年都成为全镇头一名的救济对象,可是王秋赦并不以为耻,反而以丑骄人,当连着四、五年领不到救济棉衣时,王秋赦认为政府不救济他,便是“出社会主义的丑”。

他和阿Q一样，身上都有着很重的奴性，都具有奴性人格，正如五四时期的林损写过的一首题为《苦—乐—美—丑》的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乐他们不过,同他们比苦!美他们不过,同他们比丑！”

虽然说，王秋赦是一个典型的“二流子”，他既没有上过学，又不认识什么字，不仅不懂马克思主义，甚至连一般的理论常识都没有，更别谈什么政治信仰了。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解放以后，人民取得当家作主的权利的时候，摇身一变，在政治上彻底翻了身。

“坏人变好”这种模式，最早是在山药蛋派小说家的创作中出现的。所谓的“坏人”，就是说那些跟不上时代，落后的人，大部分都是不喜欢工作，整天无所事事的落后农民，这种坏人想要变好，就得靠道德规训了。山药蛋派小说家中最具代表行的人物有赵树理、马峰等。

进入新时期以后，改革开放的形势不断转变，经济的形势也不断地在转变，这个时候的文学就又被赋予了“救亡”与“启蒙”的任务，人道主义、主体性等成为新启蒙思潮的武器。对于“二流子”的定义，在这一时期，慢慢地开始转变，不再只是单一的、传统意义上的流氓。他们虽然骨子里流淌的仍是二流子的血液，但作者赋予了他们新的成分，那就是坦荡、率性，他们张扬，勇为，赢得美人的青睐，甚至在一些读者的眼里，他们是英雄。这个时期，社会的观念在转变，作者对二流子定义的创作在改变，读者对二流子的解读也同样在改变，二流子在这一时期得到解放。

四 结语

中国文学中对“二流子”形象的描写有诸多，从很久以前就有作家对其形象进行深入的阐述。然而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学对于“二流子”形象的认识有了一个质的转变过程，从最初对“二流子”的看不起，埋汰，到开始重视他们，想要改造他们，最后解放了“二流子”，使他们有了一个新的不一样的定义。在中国文的学史中，二十世纪时期的文学是永远都不可以被抹灭的，我们需要去探究与欣赏。

参考文献：

[1]鲁迅.呐喊，北京：新潮出版社，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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