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总字数:8706字
摘 要
藏族青年作家阿来长篇巨作《尘埃落定》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对民族文化与意识等进行深刻剖析,表达了深深的民族忧患意识。本文将从藏民族文化这一角度分析作品中的民族忧患意识,重点从藏民族独特的生活方式、生存环境和语言三方面,分析作家阿来面对民族文化不断受到冲击下的一种坚守,阐述作品中作者民族忧患意识的具体表现。关键词:阿来;《尘埃落定》;民族忧患意识;生活方式;语言;生存环境
Abstract: The Tibetan writer A Lai’s full-length masterpiece called Red Poppies created in twentieth Century 90"s, it carries on the profound analysis to the national culture and consciousness,and expressed deep national sense of urgency.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ibetan culture, mainly from the unique Tibetan folk lifestyl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language, writer’s block-face culture constantly under attack are analyzed under a stick,the author expounds the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f hardship in the works.
Keywords:A Lai; Red Poppies; national suffering consciousness; lifestyle; language; living environment
98年以来,学者们不断对阿来及其代表作《尘埃落定》进行研究,方向主要有具体的人物形象如傻子的剖析,作品主题的分析,文学误读现象的剖视等等近三十余篇,但对于民族忧患意识这一方向至今尚未有人涉足。《尘埃落定》自出版以来评价颇高。文学刊物《当代》曾经在编者按中指出其是藏民族封建土司制度走向衰败的“独特而又凄婉美丽的挽歌……中国长篇小说作品中时至今日描绘少数民族主题的最好的作品”[6](P42-43)。藏族青年作者阿来在《尘埃落定》中以土司这一制度作为落脚点,“对人性的深入开掘,呈现了土司制度走向衰亡的必然性,肯定了关于人的尊严的话题”[7](P6)。忧患意识其实是一种危机感、使命感,表现为责任与担当。民族政治经济文化衰败与消亡令作者忧虑,对民族、对家园的遗忘更使得作者忧虑,这样的忧患意识一直深深埋在作者的创作中,而这样的忧虑,正是藏族作家阿来所极力表现的东西。而他的《尘埃落定》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正是其对民族文化与意识的深刻剖析。随着全球一体化时代的到来,多元文化不断的冲击,民族化的文化正以不可逆转的速度在慢慢消逝,它亦愈来愈成为作为民族化出现与存在的个人不得不思虑与面对的难题,也是今天文学界不得不关注的问题。笔者试就生活方式、语言与生存环境等三方面深入探究阿来《尘埃落定》中的民族忧患意识。
一 土司制度下的民俗风情
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相沿成风,相染成俗”。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一个地区的人们有其固有的生活方式,我们将之也称为民俗。而由这种方式表现出的审美意味,我们通常叫做风情。藏风培养了作家心中的藏家情怀与文化情感,为作家情感的表达奠定了基础,形成了阿来独特的叙事基调。在多数人的心中,藏民族无疑是一个神秘、遥远、悠久的民族,阿来在作品中通过其独特的描写慢慢揭开藏族神秘而又古老的面纱。
土司制度是那一时代藏民族得以维系的体制,“土司制度的建立,是以保留原来的生产方式为出发点的。”[5](21-22)《尘埃落定》关注的是民族的问题,是一个关于民族化的题材,讲述的是藏区嘉绒部落的故事,涉及权力争斗、爱恨情仇、生存、宗教信仰与英雄主义等热点话题。藏族生活题材是很独特的,小说以土司制度为切入点,描绘了土司集团间长达十年的矛盾与争斗,深刻剖析土司与土司间(麦琪土司和汪波土司)、土司家族内、土司与其统治人民以及土司与当时统治军阀国民党之间的问题与斗争。土司制度源起于明代,政治上受驻扎在本地区的汉族官员的制辖,经济、政治、文化多受汉区影响,不过在宗教信仰、生活习惯上仍然与藏族地区保持一致。作为小说切入口的土司及土司制度,对于它们的衰亡作家阿来是有着深刻的寓意或者暗示的。在土司制度即将瓦解的那个时代,随着汉族人的到来,他们给藏族带来了契机,同时也伴随着危机,藏族人的生活逐渐发生变化,藏族内部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矛盾激化、权力斗争升级,直至土司集团崩裂,这让我们不禁想到,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不仅仅随时有机遇,还可能随时存在着危机。作家阿来始终保持着一颗清醒的头脑,他将视线放在一个动荡斗争的年代是有着其深刻的意义的。现代社会物质生活极度丰富,“精神气质正在衰落” [4](P5),而土司制度所代表的那一时期带给人民“真正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 [4](P5),那一独特的“精神气质正是阿来在书中所缅怀和憧憬的。”[4](P5)而这也是现如今的人们所深深缺乏的,阿来试图让我们今天的读者在这样的精神气质的熏陶下,唤起我们的危机意识。阿来通过对土司权利岌岌可危、土司间斗争激烈、土司集团分崩离析、土司与国民党军阀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这一系列的生动而有力的描绘,传达着作家深深的忧虑,意在警醒藏民族乃至整个中国在安定祥和的今天,我们仍不能忘记过去,安于安逸的生活,应该保持高度清醒的危机意识,尤其在表面平静光明时,更加要意识到暗藏的危机。
其次,作家阿来将小说的叙述视角放在一个傻子身上,用智障儿来描绘藏族土司制度的土崩瓦解,能让读者在感受到与作家阿来心灵贴近的同时,又能让读者以傻子这样不喜不厌的视角感受藏族风情、藏地文化以及藏族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小说以傻子二少爷这一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却有着“超时代的预感与举止”[16](P31)的人物形象作为故事情节发展过程中矛盾与斗争的线索与核心,是整部小说的关键。傻子一出生就被医官判定此生是一个“无药可救的愚钝之人”[13],他应是不谙世事,浑浑噩噩地过着这一生,却在言行举止中不经意地露出惊人的一面,显得是那么的卓尔不群,让人觉得他是一个傻子与天才的矛盾混合体,明明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却有着超时代的预感与举止。傻子始终了解自己是一名藏族人,有作为一名藏族人的责任感。比如傻子每天清晨都会询问“我是谁?我在哪儿?”这两个问题,虽然他每天都会戏弄下人一番,但当面对汪波土司与汉人时,却很好地完成了角色转换,直面汪波时,他是麦其集团的少爷,而当面对的是汉人,他却是真真儿的藏区土司人,在不经意的举止中,将自己的身份完美定位,同时也是将自己的责任明确,很显然傻子流露出了他作为藏族人的责任,表现出了他的隐隐忧患。傻子曾经说过这样两句话: “我的确明明白白地看见了结局,相互争霸的土司们一下就消失了。土司官寨土崩瓦解,天空中冒着蘑菇状的尘埃。随风浮起的烟尘飘散之后,大地上便什么也没有了。[3](P328) “我在那天蓦地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了结局,不是看到,是感觉到。感觉到以后的人间不但没有了麦其土司,而且所有的土司都没有了。”[3](P328)他的预感到最后证明无一不是对的,我想傻子虽傻但也不傻,他能在人们还安逸的生活着时就能感觉到危机,这不仅让世人警醒,在表面平和的生活下,我们应该保有足够清醒的危机意识。阿来还通过傻子的眼睛来描绘那个时代的藏族生活:画眉的动情歌唱、碧绿的藏族草原、神秘的土司制度、怪异的喇嘛先知、独特的惩罚制度……这些是那个时代异于现在的独特的生活方式,作家不希望它们消失,但土司集团的分崩离析,汉族文化的不断侵入,生活方式终将会改变,也将必然带来其他各个方面的改变,而有些原始的东西如画眉的婉转歌唱、草原的美丽风光却是作者极力想保留的。通过这一系列描述戏耍含蓄的表达着逐渐被遗失、融合的民族将何去何从的忧虑。而在遗失、融合的过程中民族的尊严与气节是否会消逝。这里,阿来所传达的忧虑是对民族的尊严与气节的忧虑,当尊严都被践踏、被遗忘时,这个民族也将不复存在。
二 故乡一捻土中的尘埃
环境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性造就了藏民族特有的性格。在《尘埃落定》中,阿来重构历史,将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与民族意识融入藏民族历史中。
从古至今,一个作家的创作离不开作家的生活背景,藏族青年作家阿来亦是,他的创作与他的藏族生活环境息息相关。《尘埃落定》中所描写的地方即作家阿来出生成长的家乡——四川省阿坝州州府马尔康地区的嘉绒部落,阿来在散文集《就这样日益在丰盈》中这样描述这个部落:“从现在所在的成都平原,向西向北,到青藏高原,其间是一个渐次升高的群山与峡谷构成的过渡带。”[1](P148)而这个过渡带在藏语中称为‘嘉绒’,意为靠近汉区山口的农耕区一样,对藏族来说是边远地区,对汉族来说亦是较为偏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带,因偏远使得嘉绒部落成为被忽略的“三不管”地带。而作家阿来所生活着的地方正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地域,地处汉藏两地的交汇地带,那个年代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这一地区汉化严重,汉民族文化不断冲击着藏民族文化,成为两种文化交汇的地域。阿来在这样的多元文化即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融合交汇下的写作中表现出对民族与家园的渴求。在藏族人的眼里的汉语无疑是新奇和吸引人的,然而藏族人用藏语传达的是藏族悠久的文化历史,两者形成了新奇与古老、官方与民间的鲜明的对比,阿来试图用这部作品表达着他对藏民族历史文化的崭新的思索,让读者在其中能够深深地体会到多元文化碰撞下民族本土意识的慢慢加深,而作家们恰恰对这种本民族的文化等东西的思索愈加深刻,角度愈加细致。当作家或作为本土式存在的人意识到本民族的语言及文化正在以他所看得到的速度逐渐消失的时候,作者对家园、对民族、民族文化产生了深深的忧虑,民族忧患意识也就产生了。忧患意识即忧国、忧民意识,民族忧患意识表现为对家园遗忘的深深忧虑、对民族的深深忧虑、对民族文化的深深忧虑。忧患意识其实就是一种责任、一份担当。
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土地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土地维系着这个民族赖以生存的一切,食物、水源、衣着等都来自于这片土壤,而更加重要的是,即使国家、民族等都不复存在,只有土地是牢固的,它不会因这些东西的消失而转移。土地是人们心中最后一片净土,土地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寄托,在作家阿来的心中,它是民族的象征。书中曾言:“在我所受的教育中,大地是世界上最稳固的东西。”[3](P58)小说进行到后面高潮,一切终将尘封,尘埃落定,土司麦琪和他的夫人全部殒命,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土司寨子,一切尘埃落定时,而作品中是这样叙述的:“越过大山口时,我回首望了望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看了看麦其土司的官寨,那处,除了高大的官寨已经消逝外,并没有看到很多战斗的迹象。”[3](P376)“那些曾经土司们统治的河谷,天气晴好时,阳光灿烂的午后,到处是这样猛然而起的小小旋风,夹杂着烟尘和枯枝败叶在晴空下翩翩起舞。”[3](P376)“旋风越旋越高,最后,在高处一炸而散。里面,看不到的东西升到了天界,看得到的是尘埃,从空中猛然跌落,罩住了乱石。但尘埃毕竟是尘埃,最后还是重新落入了石壁间的缝隙里,只余寂静的太阳在废墟上闪动了。我眼中的泪水加强了闪动的效果。”[3](P376)至此,存在于中国西北、西南边陲的少数民族部落的土司制度宣布瓦解。作家隐约传达着淡淡的忧伤。在民族和国家面前,一切都是如尘埃般细小的,人是细小的,人生是细小的,战争是细小的,欲望是细小的,权利是细小的,它们都如尘埃般飞扬于天地,飘落于天地,归于尘土。或许当民族都不在的时候,一切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绝望痛苦的氛围笼罩天地,传达着无限的失落与挫败感,渲染了模式的绝望孤独感。作者以此表达了对民族、对家园遗忘的深深忧虑,这样的忧虑像尘埃一样飘散在作品中的各个角落。阿来写作的20世纪90年代,人性开始泯灭,信仰开始迷失,尊严将被践踏,欲望占据人性的主导地位,像尘埃般蔓延至社会的各个角落,整个社会及社会中的人群逐渐堕落腐败,作家感到深恶痛绝,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他开始忧思着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中国,将以上的腐朽追求比作“尘埃”,在作品中使这些腌臜的不好的东西都最终归于尘土、消失全无。在《尘埃落定》中,麦其土司与汪波土司等人物,活跃在嘉绒藏区的政治舞台上,依仗代代承袭的土司制度,尽情拥抱权利,享受权利带给他们的极大欢愉,他们的存在甚至一度可以决定他人的生死,可人们的欲望却并不是牢不可破,它们的结局也只是以死作为他们生命最终的依归。在作家看来,他们无疑是可悲的,他们所拥有和追求的一切物质到最后终成一场空,归为虚无。民族的尊严在时代洪流到来时是否能够屹立不倒,这是作者在忧虑的问题,不也正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吗?
三 汉藏融合下的且诗且文
“小说有丰富的藏族文化底蕴。淡淡的一抹魔幻色彩,增加了艺术表现力。语言颇多通感,洋溢着灵动的诗意”是茅盾文学奖评委会对《尘埃落定》的评价。
通篇灵动的诗意与 “行文风格上且诗且文”[15](P25)是阿来创作的独特风格。阿来非常喜欢诗歌,也曾创作了多首汉语诗,这也为他在《尘埃落定》中的语言赋予了更加生动的表达方式,。如:“我看到夜色中如星辰似的光芒……碗底下躺着些饱满的麦粒……麦子吐出一个又一个亮晶晶的水泡。”[3](P11) “坚硬的铁深入土层,使春天的黑土水一样翻卷起来……种子落进土里,悦耳的沙沙声就像春雨的声音。”[3](P38-39) “它们飞起来时还是一滴水,落下去就是一粒冰。”[3](P274)作品中富于诗意的语言,“使人体味到了一种诗歌的精美情致与内在韵律” [4](P5),阿来就是用这样的描述向读者传达着藏民族关于情感、生存、权利、宗教信仰的“社会、人生的生动过程”。 [4](P5)藏族人追求的是来生,他们认为因果报应循环往复、生命不止不息。这是沉淀了数千年的藏族的民族意识,是藏族人认识宇宙的形式。就好像“‘尘埃落定’这个极富诗意的名字在一定程度上就折射出藏族人对自己民族历史甚至整个人类史的认知态度。”[4](P5)作家的淡然沉着实质上表现的是这个民族的淡然沉着,他们淡然地面对生死、面对因果报应,这实际上就形成了藏民族整个民族豁达的人生观与对生命的坦然、精神的追寻,这一淡然豁达正是一种担当,一种对民族历史的责任,他们心中时刻保持着清醒,当生死、灾难这样的大危机来临时,他们就像是那青藏高原一样屹立不倒、临危不惧,这是作者想要表达的危机感,这亦是民族忧患意识的体现。
就像笔者之前所提及的那样,作家阿来生活在嘉绒部落那样一个汉藏融合的地区的特殊经历,使得阿来作品中的语言别具风格。从小出生成长在藏族地区的阿来并不认识藏族的文字,仅仅只会将藏语,他吸收的藏族文化血液也是通过藏区人群口头言传得来的,他的写作只能用汉语来完成,《尘埃落定》这部作品亦是。我们在阅读《尘埃落定》时,既惊讶于阿来对汉语如此娴熟的驾驭能力,又为他自然且自如地在汉语写作中表达浓郁的藏族文化意趣所叹服。阿来力求用汉语来表达藏民族独有的文化、独有的语言表达方式,“用汉语诠释着“嘉绒藏族”的历史演进与文化变迁”。 [4] (P60)所以对于语言,阿来在心理上有着极其强烈的忧患意识。阿来曾在《汉语:多元文化共建的公共语言》中提到:“这些来自不同地域的族人,接受以汉语为主的学习,接受汉语,使用汉语,在汉语的使用、表达上会产生与汉族人不一样的微妙的区别。汉族人在使用汉语时,与其在文化上的感悟是完全同步的,而作为一个异族人,无论你有多么成熟的语言技巧,但是在文化感悟上却是存在一些差异的。”[2](P23)“每个人身上展示的语言的变异,都体现着人对语言所施加的影响。”[11](P23)
不过,阿来并不排斥接受其他民族文化的滋养,阿来也曾说过他乐意承认受过汉族文学的熏陶,同时亦接受过外国文学的影响。”[8](P3)阿来的创作其实是一个跨越民族的写作,在作家中文化身份以及血统的双重混杂使得他的民族身份更加特殊和复杂。在阿来的许多作品中,不仅有藏民族文化,也有汉民族以及世界文化。在《尘埃落定》里我们随处可见阿来的汉语化表述方式——“身体突然地被深深地震荡了”[3](P3)“画眉在叫我。”[3](P7)“我的眼睛不在了”[3](P11)“你是个好手艺的银匠吗”[3](P21)…… 这些话不但能够衬托出作品中贯穿始末的主要人物傻子的思维状态与性格特性,还与阿来所属的藏族的生活方式与语言表述方式相适应。阿来将“汉语中的表述与对话嵌入藏语中”[12](P42),形成其独特的汉语化表述方式。而用汉语写就的藏语式对话更让作品添光添彩。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让读者难忘的对话:“告诉我爱是什么?”[3](P202)“就是骨头里满是泡泡。” [3](P203)“你这个傻瓜,是泡泡都会消散。”[3](P203) “它们不断冒出来。” [3](P203)我们可以简化为“爱是骨头里满满的不断冒出来的泡泡。”[4](P5)在汉语中完全不符合逻辑的句子竟然在这一文本里达到了意料之外的惊人效果。“能够传达到内心深处才是真正的有能量的语言。”[4](P5)“事实上这是一个有关什么是爱的暗喻,只是在其中将其赋予了藏族文化色彩。这种独特的与汉语相异的表达用灵动的富于质感的语言,给读者一种奇妙审美体会,揭露了藏族特有的精神文化内质。”[4](P5)显然阿来将汉语与藏语不同的表达方式加以融合,展现出了不一样的藏族生活。作者极力地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传达着藏民族的文化,这是一份对民族的担当。
受多种文化的影响,使得阿来作品中的“尘埃”世界更加神秘莫测。在汉文化为主流占据主导的特殊时期,阿来始终将继承与弘扬本民族的文化作为自己的职责与使命,阿来作为藏民族“本土性”[9]存在的作家,他坚决拒绝完全的汉文化,“坚守本源文化” [9],接受汉文化中优的部分,摒弃藏文化中劣的部分,从而保持自己文学的独特性与民族性。在这样的神秘中,阿来,一个文化与生理双重混血的“远缘杂交品种”以其独特的视觉与触觉感受,“将内心的庄重之气诉诸笔端,用语言传达着其民族的理想”[10](P52),提出了对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中国、整个世界的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等诸方面价值观念的反思,在经济、政治、文化大融合的今天,在学习新的优秀文化的同时,坚守本源文化,我们应不断加强忧患意识,树立危机感,保持文化的独特性,这是作为本民族人的责任与使命。
四 结 论
阿来在这部描写藏民族土司制度在时代洪流下遭受侵蚀与毁灭最终化为尘埃的作品中,表达了深刻的民族忧患意识,警醒人们在当代安逸祥和的大环境里,应保持清醒的危机意识,拥有民族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抒发了对民族意识的归属与认同。尽管故事最后的结局是一切归于尘埃,但生命不止,民族还在,民族尊严还在,人们心中的民族意识永存。无论生命承受怎样的侵蚀,民族遭受怎样的毁灭,它们对于我们来说依旧是美好的所在。
参 考 文 献:
[1]阿来.就这样日益丰盈.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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