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与救赎——孙惠芬《生死十日谈》论

论文总字数：10471字

摘 要

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是一部剖析新世纪乡村农民自杀现象和自杀遗族心理的长篇小说。她以自己的家乡翁古城为背景，讲述了自己在十日内调查到的农民自杀的故事，从农民自杀现象多角度分析农民自杀的原因，并探寻农民救赎之路。新世纪背景下，农民受到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折磨，贫穷、疾病和愚昧困扰着他们，城乡发展进程中农民向城求生而不能，在精神困境中无法解脱。她在深刻的分析与反思中，探索农民向内和向外的救赎之法。

关键词：自杀；苦难；救赎

Abstract: Life and death Decameron, written by Sun Huifen, is a novel that analyses the phenomenon of the new century rural farmers’ suicides and suicide bereaved psychological. On the background of her hometown of Weng city, she tells stories about farmers’ suicides, within ten days of th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farmers’ Dutch act. From the multi angle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the phenomenon of farmers’ Dutch act, she explores the way of salvation of farme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century, the farmers are undergoing the torture both in material and spiritual. Poverty, disease and ignorance plague them, and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farmers swarm into cities for survival, however, the result is that they are unable to escape in the spiritual dilemma. In the analysis and reflection of the deep, she explores the way of salvation inward and outward.

Key words: farmers; suicide; misery; salvation

中国乡土小说自诞生之日起，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乡村一直是文学书写的重要对象，是小说创作的重要题材。20世纪20年代，鲁迅的一系列书写国民性的作品，开启了乡土小说创作的先河。

以鲁迅、王鲁彦许钦文为代表的五四作家和乡土小说作家群，往往站在启蒙立场上，关照乡村愚昧沉滞的存在，在批判的同时充满怜悯。左翼作家集中关注农村革命，解放区作家描写农民翻身解放与土改运动。50-70年代作家，主要表现农业合作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80年代作家着力在乡村民间世界寻找民族文化中具有本源性和生命力的东西。90年代的乡村作家，更多的侧重描写农村在市场经济中的阵痛。在20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农村、土地、农民总是中国革命、改革、以及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新世纪以来，乡土小说的创作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表现出与20世纪乡村小说创作不同的异质性。” ^[1](p3） 阎连科也说，“‘乡土写作’，应该走出鲁迅、沈从文之外的第三条道路。”^[2](p60)

农民是农村的主体，农民问题是乡土写作不可绕开的话题，关于农民苦难的写作经久不衰。新世纪以来，三农问题得到社会广泛关注，农民、农村、农业在经济和文化领域都引起重视。2004年，“底层文学”概念提出，描写农村问题的小说增多。

本文讨论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这是新世纪文学乡土书写的一部作品，它对于农民困境的终极状态——死亡，的描写，是一个重大探索。孙惠芬有许多描写乡村的长中短篇，但是像这样一部专写死亡，直面死亡，以死亡案例贯穿全文的，这还是第一篇。以往的作品多大都关注农民的经济困境，对于精神层面涉及较少。刘涛则评价说“《生死十日谈》则是二者兼之，孙惠芬以自杀为突破口，既关注了农村的物质生活，也关注了农村的精神世界。”^{[3]（p124）}这种对死亡的描写，引起我们的关注，孙惠芬这种对死亡现象、死亡原因的深入剖析，对我们关注新时期乡村农民问题，尤其是农民在当代的精神困境及灵魂救赎问题，有着深刻而广泛的意义。

一、生存之难

昆德拉曾经说过：“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每部小说都在告诉读者：‘事情要比你想象的复杂。’这是小说永恒的真理。”^[4]（p24）《生死十日谈》就贯彻了这一精神。正如作者在书籍封面上说的那样，生死十日谈，“十日谈何尽？”农民死亡背后，有诸多原因，这些原因因死者的不复存在而变得更加隐秘，死者不能直接陈述，而只能依赖活着的人的叙述，而这些叙述，往往又掺杂了许多主观因素。所以，作者在陈述农民死亡现象的同时，重视深入挖掘隐含在死亡背后的原因，并且在转述他人叙述的时候，加入“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理解与感受，没有矫正某些或许偏颇的见解，而是给人指明另外一种途径。“自杀是农村的隐秘伤口”^[5]相比较城市而言，农村农民自杀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正是农民自杀，构成了全国自杀比重的80﹪。自杀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解脱的终极途径，通过自杀分析，我们能窥探到潜伏在乡村中的隐疾。

在《生死十日谈》中，绝大部分死亡案例都与贫穷和疾病有关系。贫穷和疾病，像个狡猾的家伙，不知何时何地，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毁了他们正常的生活。农村本就是相对于城市贫穷落后的地方，但越是这样的地方，越是对贫穷和疾病束手无策，贫穷与疾病也就越肆无忌惮的侵袭。《生死十日谈》中涉及到了癌症、脑出血等不治之症，也提及到了糖尿病、骨质增生等慢性疾病，即使是不治之症，也能通过药物维持一段时间，慢性病更是可以通过长期的药物治疗来缓解，但是，不论什么病，在贫穷的农村人那里，都是一种富贵病，他们没有财力去惹上这样的疾病。没有经济能力，也不愿拖累家人，他们在无奈之中选择了死亡。

李琴和姐姐都是残疾人，弟弟虽然健康，但在一次车祸中身亡，父亲突然查出患了胃癌，不到半年就撇她们而去。李琴的母亲七十多岁，得了严重的糖尿病和骨质增生，本来的家庭就已经困难不堪一击，她母亲觉得，自己得病不仅不能帮衬女儿，还要给她们增添负担，成为女儿的累赘，终于选择在一个早晨在离家不远的一棵小树上上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如果李琴姐妹有钱，就能医治母亲，母亲就不会有这么大的负罪感而选择自杀。刘开顺和妻子是乡村医生，但是当自己的路病，他却选择了自杀。刘开顺和妻子李燕都是卫校毕业，他的母亲得了糖尿病，父亲半身不遂，儿子还要上学。他目睹了乡村人收到糖尿病折磨的惨状，当他得知自己患了糖尿病，他在最开始的一年注意保养身体，然而，疾病和贫穷折磨着他，也是为了早日拜托疾病，不连累家人，他选择自暴自弃，糟蹋自己，最后把六种农药兑在一起，死在自己选好的墓地前。糖尿病用胰岛素就能医治，而刘开顺的妻子说，俺们是当医生的，能不知道胰岛素好用，可是没有钱买啊！

小老头因为得了骨质增生，不愿拖累家庭，选择了自杀；周凡荣的老婆，怀疑自己是胃癌，在没有去医院诊断的情况下跳水塘自杀；姜立修服毒没钱抢救，只好从医院被拉回家，睡着等死。一根廉价的绳索，一瓶廉价的农药，一个平静的湖面，就结束了一个宝贵的生命，这多少有点讽刺，但这就是农村的现实。

愚昧也时常导出一出出悲剧。作品中写了一位母亲因为愚昧而害死四个儿子的故事。因为贫穷，四个儿子都没有娶妻，老人给四儿子娶了媳妇，却让大儿子入了洞房，老四怀恨在心使绊子摔断了老大的腿，老大喝药自杀。既有先例，老二趁家里没人强奸了弟媳，后来感染了狂犬病，专咬他的母亲，最后也自杀了。老三出走，领回一个女孩，但因家里太穷，女孩三天后就偷偷溜走了。老三绝望自杀。而老父亲也在不久自杀。贫穷是家庭苦难的根源，但是母亲的做法实在太过愚昧，它破坏了基本的家庭伦理。赵凤在被男人杨柱抛弃后，不告不闹甘愿忍耐，作者认为，她的这种忍气吞声，和她没念过一天书有密切关系，她有农村人对城市的恐惧。更为悲剧的是，赵凤在丈夫走后染上了性病，她不把疾病告诉亲人，情有可原，但是她把性病看做见不得人事情，不去医院救治，就有点不正常了。如果赵凤拥有健康的身体，或许她不会自杀，但是她有一个做大仙的妈妈。作者说，“一个人一旦离仙近了，离人也就远了。”^[6]（p25）她用鬼神之法治疗女儿，其实是给女儿的倾诉设置了障碍，母女之间的亲密无间有了无法逾越的鸿沟，母亲用自制的药物来医治女儿的性病，病情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更加严重，天天流血。一个被抛弃的女人，面对身心的折磨，怎么能坚持下去。赵凤的死，有丈夫无情抛弃的责任，也有自己和母亲无知愚昧不去医治，不能敞开心怀交流的责任。

越是贫穷，疾病就越显得可怕，越是愚昧，文明就越难以立足，这样的恶性循环使农民陷入一种生存怪圈，这也是长久以来困扰农民的积习。在经济不发达的农村，贫穷威胁健康，疾病加剧贫穷，贫穷抵制文明，许多农民就在贫穷、困难中生活，当生存之困越来越接近他们忍受的底线，他们选择自杀，以死来终结生的苦难。

二、精神之困

拉康的镜像学说认为，自我是在他者的关照中形成的，主体的认同必须以他者的确认为前提基础。也就是说，主体要获得自我认知，都需要一个参照物。在城乡的总体布局中，农村的自我认知是以城市为标尺的。

在鲁迅乡土小说中，批判国民性主题，愚昧麻木、任人宰割是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原因。但是，随着时代发展，自我意识也在逐步觉醒，那种完全愚昧麻木的状态被打破，人们不会像阿Q那样，被判了死刑，在罪状上画押还要努力画个好圆。在乡村书写中，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已经出现。比如在铁凝《哦，香雪！》中已经涉及，乡村姑娘香雪，在火车的到来时兴奋，既对城市充满向往与期待，又有疑虑、恐惧和羞涩，但是，她最终突破了农民的封闭心理，用鸡蛋换回了城市学生的文具盒。城市的种种，唤醒了农村昏睡已久的自我观念。一旦这种观念被唤醒，他们就会投入极大的热情。

在《生死十日谈》中，耿春江是一个又帅、老婆漂亮又通情达理，儿子又有出息的那么一个人。但是他后来选择了死亡。他因为儿子出国背了十几万的饥荒，而他又好强，为了还上这十几万的债，他抛弃了自己喝酒哼曲的悠然生活，省吃俭用，不接受大哥的资助，种起了大棚，又因为地的问题受到邻居的奚落和嘲讽。他本来可以不用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他的在城里闯出一片天地、当着局长的大哥，一定要侄子到外国读书，光宗耀祖。他想为自己而活，而不大看中所谓面子和祖上光荣，但是当有这样的机会摆在他面前，他也有些心动。儿子给他打电话，他也会激动地打颤。这是两种生活方式的冲撞，他对理想生活方式的追求与现实条件的制约形成矛盾，他既想享受生活的惬意，也希望祖上风光，他既不能改变现状，但是又不满现状，无奈生活总有种种限制，无论他怎样寻求突破，他都不能在自己希望的生活中游刃有余，他的理想生活蓝图得不到实现，他在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中找不到出路，最后他身心俱疲，把自己报废在交困中。

陈国和把农民向城求生的奋斗历程总结为“向城求生的死亡之旅”。^[1](p99)新世纪以来，农民进城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农民进城使城市居民和农民有了进一步的接触，但是汇聚在一起并不代表融合，城乡在长期形成的生活方式、文明观念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这也导致农民与城市人虽然身体距离拉近，但是心理距离并未拉近，或者说，更远了。“农民工”“打工妹”这些词语的出现足以说明这种隔阂。农民渴望走向城市以求生，但可能适得其反，理想破灭，加速灭亡。

孙惠芬笔下的人物，许多都有顽固的进城情节，这种“向城求生”的愿望扩展成强烈的“向外”的情绪。但是这种情绪在农民主体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在这部小说这中，作者的第一个故事讲婆媳二人因小孩在炕上拉屎的小事而丧命。婆婆和儿媳因为孩子在炕上的一泡屎争吵，分别服食百草枯和卤水相继殒命。当然，一泡屎只是一个导火索。在此之前堆积了很多微妙的矛盾。有学者认为，这是道德伦理的陷落，是“长幼失序、剑拔弩张的婆媳关系”导致的。^[7]这也有道理。但是，为什么婆婆会纵容儿媳，儿媳会顶撞婆婆？原因是公公没有给儿子在城里买房，婆婆觉得亏欠儿媳，所以总是处处迁就，不仅不让儿媳干活，还给她买电脑看书学习。公公的固有观念认为，农村人到城里只是一个小虾米，他祖祖辈辈在乡村的奋斗理念就是有自己的房子。但是作为青年人，儿媳和儿子肯定希望在城里买房。但是这种理想屈服于公公的观念，尽管儿媳心向往之，也无能为力。这是两种观念的对立，一种向往城市以求生，一种固守乡村以求精神上的满足。其实两种观念都有可商榷之处，但是，这两种观念对立以后，就形成了紧张的关系，求而不得，会无所皈依，加上其他积累的矛盾，死亡就悄悄靠近。

耿小云的例子更为典型。她是从农村走出去的大学生，一个阳光明媚的女孩，她是父母的骄傲，也是村子的骄傲，但是她在城市打拼三年之后回来了，并且再不去伤心的城市。她曾因失恋而想要回村，开展她的“回乡A计划”，但是她的父母和乡邻都不理解她，也不支持她，一个从农村走出去的大学生怎么能再回来，这是他们不能接受的。城市给了耿小云创伤，她想要回乡，但是生她养她的故乡已经不愿再接纳她。她失恋的原因，我们可以猜测一二，和农村身份有些联系，城市不能完全接纳她，而乡村又吝啬它的怀抱。不管她是一个多么美丽乐观的女孩，不管她有多么宏伟的“回乡A计划”，她都是漂泊无依的，城市无法接纳她的农民身份，乡村拒绝重新接受她的回归，耿小云面临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也面临“城市边缘人”非城非乡的身份危机。

另外一个自杀案例和其他案例有不同之处，死者吕友万不是贫穷的农民，他是从农村走出去，挣足了家产又回来的大老板。有人说他是因为爱情才自杀的，这是其中的一个诱因，作者与其亲属的的深入了解解释了更为隐秘的原因。吕友万回乡后做了村长，据他姐夫说，当年他选村长没有选上才离开家乡，临走时许下愿望一定要再回来。他再回来做了村长，终于进入梦寐以求的体制之内，但是他发现，他同样享受不到体制内的待遇，领导来了他跑着去迎接，他还是处于求人看人脸色的处境。另外，他本来只是想盖一幢别墅，用来养老，但是他套了政策，后来变成政策套他，他的规划图纸越来越宏伟，他被套进去，既不能独善其身又不能兼济天下。他在打拼时求人，所以不愿再重复那种生活，但是，他陷入农民不认可、官员也不重视的困境，他虽然有钱，但是他梦寐以求的体制之内没有他的容身之所。加上爱情的打击，他选择了死亡。

作品中有几次提及到老年人在儿子家轮养，一直坚持说我没有家，其实，他们不是没有一所房子，而是没有安放心灵的归属地。这也是一种心灵的迷失，他们长久以来的养儿防老的观念，生于斯死于斯的观念，被打破了，中国农民一直都是安土重迁的，离开土地家园，就失去了根，失去活下去的意义。刘小枫在阐述诗人自杀的意义时说，“真正严峻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这就是可否自杀。”^[8]（p39）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在精神上也在追问是否值得活下去的问题，当他们精神上的支撑柱子崩塌，他们也会自杀，只是不向诗人那样充满浪漫气息，而是多了一些现实与无奈。

“有一天，当你发现你奔着的前方，没有实物，唯一的实物就是苍老和死亡，你和信念的关系一下子句发生了断裂，所谓人生的意义也开始丧失，到最后，你发现，工作、视野什么都不重要，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4]这是作者的感悟，但是出于精神困境中的农民，选择以死来逃避，而不是用活着来抵制苦难。

三、救赎之路

“触动我写的动力，是看到那些活着的人是怎么坚强的活着，死的人为什么去死。在他们的死中，我看到那么多尊严和高贵的东西，看到他们的生命真相。”^[5]确实，在孙惠芬的写作中有一种深深的悲悯的情怀，但是她的更重要之处在于发掘苦难背后那些暖人的、强大的力量，让活着的人更好的活着。指给人们向内或向外的救赎方法，对于自杀者和自杀遗族，都给予尊重和关怀。

作者在作品中提到了刘国胜为邻居帮忙砸断了脊椎，不能做重活，妻子在他卧床期间得脑溢血不治身亡，而他年仅15的女儿因为失去母爱得到奶奶的宠爱，又因为向奶奶要钱没有得到而服毒自杀，他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每天吹着笛子，起初逼问老天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后来又和老天较上劲来，他的那种不向命运低头的姿态，具有中国农民流淌在血液里韧劲。就像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说的那样，你可以消灭我，但你不能打败我。他的母亲要他去信耶稣，但是他不肯，他把那种不知不幸为何降临的疑惑，那种埋怨老天不公的愤恨，转化为与老天的较量，他从内心寻找活下去的力量，你越是要看我笑话，我就越是要好好活着。作品中一个富有文艺色彩的案例是大辫子和小老头的故事。大辫子是城里工程师的女儿，下乡插队，为了逃避繁重的劳动，嫁给了30多岁的小老头，小老头爱大辫子，也爱她的才华，不让她干一点重活，给她梳辫子，一梳就是四十年。但是大辫子沉溺于她的艺术世界，导致大儿子得了哮喘，小儿子得了惊吓症，唯一的女儿被人拐到外地，小老头最后得了病，无力承担这些沉重的生活选择了死亡。大辫子还总是说小老头狠心抛下了她。在记者采访之后，大辫子剪掉了四十多年的辫子。她说小老头死后她就想剪掉了，只是没有下决心。剪掉辫子是对过去生活的告别，她一直生活在小老头的庇护下，人生只有春天而没有夏秋，现在，她自愿从春天里解冻，接受生活，这是她的成长，虽然在年龄层面来说这是迟来的成熟，但是，以自我内心的力量迎接不幸是战胜苦难的最佳武器。大辫子不会再躲在谁的庇护之下，虽然这对于一直“不食人间烟火”的大辫子来说有点残酷，但是，这是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母亲，一个妻子，一个人，早就该经历的人生锻炼。自己足够强大才能无所畏惧。作者也很欣慰大辫子的这一变化。

人除了与人与自我的关系，还有与宗教，与自然的关系。在讲到百草枯和姜立生每周五穿着新衣服去教堂做祷告，作者给了一段十分浓情的描写。在一座乡村教堂里，牧师在宣讲，信徒在教堂里祷告，他们热泪盈眶，“我站在后面，看到他们挺直的脖颈、虔诚的身影。他们一动不动的样子告诉我，他们懂了，他们懂得患难里原来包藏着爱，他们知道了是人都有过犯错，他们懂得人人都有软弱的时候，都要面对死亡。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来，就是懂得要活下去，必须通过心灵的努力得到内助，要和比爱更强大的东西合而为一……”^{[7]（p178）}宗教不能像医学那样治疗疾病，不能让失去双腿的人重新站起来，但是它可以给人精神力量，缓解痛苦，给人战胜不幸和苦难的信心，给人精神依赖和信念支撑，给已经悲苦的生活涂上些色彩。就像刘秉善的儿子，虽然病情没有好转，但是精神好多了，生活也有了些盼头。宗教的苦难，既是对现实苦难的反映，又是对现实苦难的抗议，处于苦难中的人们能从宗教中获得精神上的依赖与慰藉。

第一个案例中死亡的年轻媳妇的母亲，在女儿死后，没有过多悲伤，据邻居说，她一直都这样，经常领些流浪的猫啊狗啊回家，夜里也并不锁门，对动物比对女儿还上心。她说:“关了门星星月亮就进不了家了。”^{[6]（p254）}星月仿佛是她的家人。一个少年自杀后母亲整天在土地里劳作，黄澄澄的泥土能医治她流血的伤口。自然是人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也是人类心灵归属之地，只有自然无语，不会嘲笑拒绝，她会默默接受，静静拥抱。

“农民走投无路就用自杀来表达自己的愤怒和绝望或抗争。这是中国社会教育的缺失和精神卫生发展的落后。”^[9]的确，农民自杀，有时是因为压力太大，苦难太深，但有时，是因为教育的缺失和精神卫生发展的落后。良好的教育和健康的精神卫生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悲剧发生。刘国胜女儿自杀是很好的案例，一个15岁的女孩，在失去母亲后，得到了奶奶的溺爱，就因为要钱奶奶没给，就骂奶奶老不死的，这在中国的道德教育中是不该出现的，中国人最讲究仁义和孝道，长幼有序，尊老而爱幼。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引起了一个少女的自杀，足以见得她的心理承受能力与成熟度没有与她的年龄相匹配，她在遇到问题时，选择了极端的方式。这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缺失。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中，教育的任务更加艰巨，需要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关注他们心理的微妙变化，给予积极健康的指导。还有就是第一个故事中自杀的儿媳，要面子，和婆婆吵架无可厚非，但是一个农村女孩长到25岁，没有干过农活，并把养尊处优看做理所当然，是不是就有问题了？越来越多的孩子成为独生子女，成为家长的掌上明珠，心肝宝贝，疼爱也无可厚非，但是溺爱就是极端倾向。不能经受生活的打击，是这些年轻生命陨落的原因之一。良好的教育和健康的心理卫生，虽然不能阻止苦难的发生，但是能让困境中的人们拥有抵御苦难的精神武器，不至于在苦难中迷失自我和方向，最终走向无可挽回的悲剧结局。

自杀女大学生耿小云的父母曾经给穆红一束耿小云生前留下的头发，耿小云说过，头发在哪人就在哪。所以，对于耿小云的父母来说，头发是女儿存在的象征，因为头发的存在而使他们不愿相信女儿已经过世的事实。作者和穆红把头发偷偷埋了，但是受到了心理学教授贾树华的批评，用她的话说，头发是就是耿小云留给父母的在人世间的念想，头发一天没有归处，耿小云父母对女儿的牵挂就一天不能放下。后来他们为耿小云的头发举行了一个仪式，这才使耿小云的父母放下女儿去世的残酷事实。杨树抛弃妻子，在城里娶了老婆生了孩子，生活富裕，但是他与前妻的儿子叛逆，不务正业，杨树想帮助他，却又害怕拒绝，后来也是在贾树华教授的指导下，通过别人暗中帮助，先给他找了一份工作，等儿子适应了现在的生活再告诉他。这应该是比坐以待毙好的多的解决方式。

贾树华带领她的团队进行对自杀现象进行研究，对自杀未遂者心理进行干预治疗，对自杀遗族进行心理救助，她说她能理解自杀者在冲突下的压力和绝望，自杀者遗族内心的悲凉，“但我更加体会到自杀研究，尤其是农村自杀死亡研究的艰难困苦及其科学价值和社会意义。”^[9]心理学研究早有历史，但是把它用于农村的心理干预、治疗，却并不常见。这种有科学依据的学科，在农村发挥的作用还微乎其微。如果，这种治疗方法能更多的被引进农村，用于农村，那么一些死亡者或许最终不会走向死亡的道路，他们死前也做过挣扎，只是由于某些局限，他们找不到突围的突破口，有了科学的心理干预和治疗，农民们或许能在突围时找到出口，看到希望。作者在文中对这一科学也是持支持态度的。

苦难永远是乡村书写无法回避的话题，孙惠芬的小说注重了对其当代性的书写。“当代性首先而且主要指作品的现实感和时代感。”^[10]“中国作家在处理乡土经验时有两个关键词：一是‘苦难’，”“一是‘传奇’。”“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写作，我感兴趣的确实另外两个词，一是‘苦难’，二是‘日常’。”^[11]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就抓住了这两个词，不仅写苦难，而且是写日常苦难。以至于“很多你评论家都被你欺骗了，认为这是一本非虚构的书”。^[5]孙惠芬不仅能通过死亡这一现象揭示新世纪农村的苦难本相，而且能深入挖掘死亡背后复杂的原因，并且给予人文关怀，暗示疗救之法，让人们在自我救赎之中找到通往生存的法门。这无疑是非常难得的。

参考文献：

[1] 陈国和：《当代性与新世纪乡村小说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剩余内容已隐藏，请支付后下载全文，论文总字数：10471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