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之家，不幸其异——巴金、曹禺家庭题材作品比较

论文总字数：8147字

摘 要

：家庭伦理现象不仅提供一种文化背景，还是现代作家创作的一个重要母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巴金与曹禺当属家庭文学创作中的佼佼者。对巴金与曹禺的家庭题材作品的比较能够发现巴金与曹禺在对家的复杂情感、艺术建构以及文化内蕴上的联系与区别。

关键词：家庭文学、复杂情感、艺术建构、文化内蕴

Abstract: Family ethics phenomenon is not only to provide a cultural context,or an important modern writer’s motif.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Ba Jin and Cao Yu was undoubtedly the leader in family literature. Comparison of the family theme works of Ba Jin and Cao Yu can find them in the connection and difference of complex emotions, art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Key words: family literature,complex emotions,art,cultural connotation

前言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写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前半句强调幸福家庭的共性，后半句则强调了不幸家庭的差异。“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是个重要的书写对象，巴金、曹禺、路翎、张炜等作家均曾在作品中写到过“家”。具体作家如何在作品中表现“家”，从中可以看出怎样的中国文化、作家观念、艺术形态。本文希望通过对巴金、曹禺的家庭题材作品的比较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巴金与曹禺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中被公认为具有很高的文学成就的作家，他们在家庭文学创作中也属佼佼者。他们对家庭文学付出了诸多心血，他们的家庭文学作品极具代表性：“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寒夜》、《憩园》，曹禺的《雷雨》、《原野》、《北京人》就如同一颗颗闪亮的明星高高悬挂于他们自己乃至于所有现代作家创作的天幕上。”^[1]

在巴金、曹禺的这些家庭文学作品中，其构建的家无一不是以悲剧收场：《激流三部曲》中，“家”代表着黑暗、腐朽，巴金怀着非常大的憎恶揭开了高家“吃人”的面目，鸣凤、梅、瑞钰、蕙、淑贞等无辜青年正是在这样的家庭中丧失了理想、青春、爱情、自由和幸福，从而酿出来一幕幕的悲剧；《寒夜》写了小人物汪文宣夹在母亲和妻子的矛盾中艰难生活最终走向命运尽头的悲剧；《憩园》与前两部都不同，它揭示了封建家庭的彻底衰落，展示新旧两所公馆主人的悲剧命运，如同巴金在在《爱尔克的灯光》里说：“财富并不长宜子孙，倘使不给他们一个生活技能, 不向他们指出一条生活道路，‘家’这个小圈子只是毁掉年轻心的发育成长, 倘使不同时让他们睁起眼睛去看广阔世界, 财富只能毁灭崇高的理想和善良的品质……”^[2](P348)《雷雨》中的周家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家庭，封建礼教的枷锁套住了所有人性的要求，背叛与乱伦行为的反抗在雷雨之夜暴露，在击垮这个罪恶的家庭的同时也夺去了年轻一代的生命；《原野》中，充斥着杀戮的血腥味一直围绕在焦家的左右，焦母和金子彼此怨恨，势不两立，焦家成为了女人争斗、男人相杀的“战场”；《北京人》中，曾家就像是一个毫无生命气息的活棺材，曾家人躲在阴暗的角落相互厮杀，渐而筋疲力尽走向灭亡，年轻人的活力渐渐被腐蚀直至窒息，若是想要求生，就得像愫芳和瑞贞一样离家、出走。

这是不幸者的家，也是家的不幸。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家应该是港湾，是依靠，它应是饱含着温情的，但在巴金、曹禺的作品中却完全相反。很大程度来说，这与作家的亲身经历有关，是由作家本身对家存在着相当复杂的情感而造成的。

一、家的复杂情感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家庭不仅仅提供作家一种创作背景，而且成为作家创作的一个重要母题。家庭，与作家保持某种特定的情感联系。在理性上，作家对其进行批判；在感性上，作家又对它感到留恋，于是，这便形成了一种矛盾。“家”是巴金与曹禺投入感情最为深刻的地方，也是其创作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同时它又可以说是一个矛盾而复杂的现代性载体。

巴金通过自己在旧家庭的真实体验和亲身经历，创作了一系列的家庭题材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将旧家庭与封建专制家长作为批判的矛头。在《家》中，对高老太爷的批判显示了巴金的复杂感情。高老太爷代表着封建家长，掌控着高家这样的一个封建旧家庭，他的话就是法律就是圣旨，每个人都必须服从。他掌握着大家庭中每一个成员的命运和前途，他说：“我说是对的，哪个敢说不对？我说要怎样做，就要怎样做”。高家相继发生的悲剧，直接间接都与高老太爷有很大的关系。而真正造成这些悲剧的其实是令巴金万分憎恶的封建礼教和封建家庭，高老太爷只是封建礼教和封建家庭的代表者。于是，巴金在对高老太爷的批判便显示出了复杂性，巴金反复强调：“我所憎恨的并不是个人，而是制度。”^[3](P443)“在我所有的作品里面我认为有罪的是制度，倘使有人问，是人坏还是制度坏！我的回答自然是‘制度坏’。”^[4](P699)可以知道，巴金批判的憎恨的并不是高老太爷，而是他背后或者说是造就高老太爷如此的封建制度。另一个显示巴金复杂感情的则是《家》里的敢于反叛封建旧家庭的觉慧。与觉新相比，觉慧敢与封建家长制的代表——高老太爷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这显示了觉慧激进和反叛的性格。但是在高老太爷临终前，觉慧看望祖父的病，祖父对觉慧少有的温和和取消觉民原定的亲事，使觉慧以往对祖父的不满与反抗消失了。觉慧与祖父对话时，眼看祖父的病弱，他对祖父感到愧疚，在这刻也感受出祖父过去对自己的关心，同时也对自己之前的反叛感到了忏悔。在这个时候，可以说祖孙的血缘亲情战胜了外界思想意识之争，流露出觉慧心里的真实感情。其实这也正是巴金对家的复杂感情在《家》这部小说中的体现。他“否定的只是封建家长专制制度，而决不是作为社会细胞的家的存在；… …他憎恶的只是封建家庭造成的兄弟之间的争斗疏远，而不是否定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他鄙弃封建大家庭的坐吃山空、道德败坏的‘败家子’，而对那些无辜的受害者充满着眷念之情。”^[5](P343)

理性与感性的矛盾不仅体现在巴金的作品中，许多的作家都存在这样一种矛盾，如前面所说，理智上是批判憎恶的，感情上却又有所留恋的，曹禺同样也有这样的矛盾。

曹禺与巴金一样，都是出身于封建贵族家庭。与巴金不同的是，曹禺是在一种极为沉闷压抑的环境下成长的。这样的环境对曹禺的个性和气质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并投射在她的作品当中，透露出抑郁与苦闷的气质，具有悲剧的色彩。在《雷雨》、《原野》、《北京人》中的“家”不是温馨的让人留恋向往的栖息处，而是“罪恶的渊薮”、“吃人的封建王国”。《雷雨》中的周家仿佛是个“监狱似的周公馆”，生活在周家的人们不得不忍受着郁闷的重压，直到雷雨来临。《原野》中的焦家阴森可怖，萦绕着焦阎王阴魂，一家三口充满着观念冲突与情感矛盾。《北京人》中的曾家，曹禺在戏剧第一幕这样写道：“士大夫家庭原是个可怕的桎梏，他们的生活一直都郁结不舒，如同古井里的水”。曾公馆对于瑞贞来说无疑是“幽灵似的门庭”，“精神上的樊笼”，“她无时不在极度的压抑中讨生活”。正是旧家的那种无所不在的郁闷和压抑，才使置身其间的人们时常有一种走出家庭的向往和冲动。曹禺的戏剧创作既展示了造成人物悲剧的家族因素，又表现出他对封建旧家庭的复杂感情。作者在批判导致家族悲剧的封建家长的同时又对他们感到同情与怜悯。父子之间既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又有基于血缘的亲情关系，作者既清醒地意识到家族伦理对人的扼杀，又对贵族家庭的生活与传统充满向往。曹禺对家的矛盾感情很大程度是由自己的成长体验造成，他的旧家情怀既影响了他创作基调，一定意义也提供了他戏剧创作的感性基础与灵感源泉。

归根结底，巴金、曹禺对家所存在的复杂感情其实源于家本身的两面性，一方面，封建旧家庭是压抑的、黑暗的、堕落的，于是成为作家批判与否定的对象；另一方面，家庭中缔结的血缘亲情关系，传统的美德又让作家留恋，成为作家不能割舍的情感对象。

二、家的艺术建构

在矛盾的感情驱使下，巴金、曹禺对家既批判又留恋。他们在作品中对“家”的建构其实有这样的几个共通点：

首先，以“家庭”为中心结构。巴金、曹禺通过家庭这个窗口揭示主题，其优点如下：第一，有助于表现主题内蕴。像汪文宣家、周朴园家、焦大星家，作家通过描写家庭环境与气氛，表现出这几家寂寥、清冷的气氛，曾家更是弥漫着腐朽的气味。这有助于揭露出封建家庭的腐朽与弊害，从而引起作家在更深层次抨击旧家庭，表达反封建的主题。第二，有助于表现文化内涵。一个家庭的文化表现在各个方面，巴金的《寒夜》和曹禺的《原野》都直接描摹家庭生活和家庭成员，在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中呈现出“婆媳关系”这一家庭文化。第三，作品结构严谨简洁。一个人的角色具有多样化，社会关系同样非常复杂。在家庭文学中，家庭将这些复杂性汇聚在一起，使得线索明确，结构简洁严谨。值得注意的是，巴金、曹禺的家庭文学作品在以家庭为中心结构时，所写的家还有所不同。巴金的作品多写一个家，通过家庭内部的矛盾冲突表现主题，如高家老太爷与家庭成员的冲突，汪家母子、婆媳之间的冲突；曹禺的作品多写两个家庭的矛盾冲突，在两个家庭的比照中表现主题，如《雷雨》中周家与鲁家的冲突，《原野》中焦家与仇家的冲突，《北京人》中曾家与袁家的冲突。巴金从不孤立地描写家庭生活和刻画人物性格，而是巧妙地将家庭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下，与社会矛盾斗争联系在一起，展示出各具不同时代特色的家庭图景。巴金笔下的“家”具有开放性；曹禺多是写家庭本身，与社会联系较少，具有封闭性。

其次，注重矛盾冲突。巴金的《家》、《寒夜》都写了家庭内部的矛盾，曹禺的《雷雨》、《北京人》、《原野》既写了家庭内部的矛盾，如周家封建家长周朴园与繁漪等家庭成员的矛盾，也写了两个家庭之间的矛盾。曹禺用戏剧形式表现家庭的矛盾冲突，注重家庭矛盾冲突的外在化、动作化、语言化。巴金家庭文学的矛盾冲突既有外在冲突，又有内在冲突，像《家》中的高老太爷与家庭成员冲突是外在冲突；《寒夜》中婆媳之间多是外在冲突；而夫妻之间，母子之间多是用的内在冲突。

最后，具有悲剧色彩。巴金、曹禺的悲剧大多取自中国社会与家庭中的人和事，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现实生活的写照。《寒夜》通过一个平凡人物的悲剧，揭示出在那样的社会，好人不得好报。日常琐碎的生活图景展示出了社会的本质的东西。平淡的事件与社会、时代的节奏合拍了，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使读者感到沉静平淡的表层下暗藏着汹涌波涛。《雷雨》可以说完全是中国封建大家庭的一个缩影，浓缩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一部“暴露大家庭罪恶”的家庭悲剧。巴金、曹禺的家庭文学中悲惨的命运都很有代表性，“疯”、“死亡”成为汪文宣、觉新、焦大星、仇虎等小说人物的归宿，尤其是以美好的爱情为开端却以“疯狂与死亡”为结局，这就更增强了悲剧意味。巴金、曹禺的家庭文学为我们展现了一曲曲凄惋、深沉、壮丽的悲歌，使人们的心灵受到极其强烈的震撼。

三、家的文化内蕴

一个人从生到死都离不开家庭，先是父母家庭，再是夫妻家庭，然后是老人家庭。家庭在人的生命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家庭成为作家书写的重要对象。巴金、曹禺的家庭文学作品中透视出家庭的文化内蕴，彻底地批判封建家庭文化则是它们家庭文学作品中体现的家庭文化内蕴的共性。具体为以下几点：

第一，批判家长专制权威是巴金、曹禺家庭文学的文化内蕴之一。在中国封建社会，“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就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长者绝对权威”意识。在维护家长专制权威的过程中，家长们直接展示出自己极具权威的家长作风，在行为和思想上对青年施加双重影响。巴金、曹禺对家长专制权威的批判，主要集中于他们对青年幸福婚姻的破坏。巴金、曹禺家庭文学的小说中，最容易使人感到愤激的自然是高老太爷等家长对青年人的婚姻的蛮横干涉和破坏：《激流三部曲》中，觉新父母对觉新的婚事，高老太爷对觉民的婚事，克明对淑英的婚事，周伯涛对蕙、枚的婚事；《寒夜》中，汪母对汪文宣和曾树生婚姻关系的干涉；《原野》中，焦母对焦大星与花金子婚姻的干涉；《北京人》中曾浩对曾文清的婚事，这些都揭示了高老太爷这些家长们的专横性，作家痛斥他们对青年人爱情与生命的扼杀。家长们不仅直接危害着青年人的幸福和发展，也造成了青年人的人格异化和弱化。《憩园》里姚国栋屈服于岳母的权威，使得小虎受尽宠爱，在骄纵之中溺水而亡，好女人万昭华由于姚国栋的权威存在，成了一只笼中的金丝鸟，同时又由于小虎外婆的家长权威，她又丧失了作为继母对小虎行使合理正当的母爱的权力。《北京人》中曾文清在曾浩的专制下，变得软弱无能，人到中年仍没有经济来源，最终在绝望中吞食鸦片死亡。周萍、汪文宣和焦大星都是如此，在家长的权威下被弱化、异化，成为生命的躯壳。巴金、曹禺在批判家长权威专制的同时也在呼吁确立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文化。《北京人》中，袁园的父亲以孩子为中心，让孩子幸福、健康地成长，因而袁园是少数没有异化的孩子。家庭对孩子的影响非常大，在家长权威专制的家庭中，《寒夜》的小栓，《雷雨》中的周冲，《北京人》中的曾霆，都在劫难逃地被弱化，难以有外在健康的体魄和内里饱满丰盈的精神。鲁迅在《狂人日记》中便呼吁：“救救孩子”。

第二，否定寡妇文化道德也是巴金、曹禺家庭文学的文化内蕴之一。封建家庭中，女性应该恪守“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封建伦理规范。女性是男性的附庸，处于从属地位。寡妇更是要求“从一而终”，“贞操守节”，过着压抑、扭曲、非人的生活。中国传统礼教和道德规范使女人一生中“既可毫无保留的热爱，又可无所畏惧地要求对她

忠诚热爱和感激的唯一男性就是她的儿子。”丈夫去世后，儿子就成为母亲满足情感与欲望的潜在对象或者说是替代品。巴金、曹禺的《寒夜》、《原野》分别塑造了汪母、焦母两位寡妇形象。汪母、焦母在丈夫去世后，把对丈夫的爱转移到了儿子的身上。她们对儿子的爱是病态的，某种程度来说是具有变态的性质。这种病态的爱使得原本神圣无私的母爱变得自私可怖。实际上，在这时，汪母与焦母既是母亲角色，也是她们潜在心理中的“妻子”角色。作为母亲，她们关爱自己的儿子，其爱仍旧是无私的；作为潜意识的“妻子”，《寒夜》中有汪母这样一段心理：“她气得没法，知道儿子不会听她的话，又知道他仍然忘不了那个女人，甚至在这个时候她还是压不倒那个女人”，^[6](P453)并且通过媳妇树生也透露了，“你母亲那样顽固，她看不惯我这样的媳妇，她又不高兴别人分享她儿子的爱。”^[7](P446)《原野》通过直白的语言揭示焦母这样的心理：“儿子是我的，不是你的”，“我老了，没家没业的，儿子是我的家私，现在都归了你了。”“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他就是我的家当，现在都叫你霸占了”。^[8]可以从中看出，作为潜意识的妻子，她们病态的爱使她们想要占有儿子，并且嫉妒儿子与儿媳的亲热，蛮横地去破坏儿子与儿媳的婚姻关系。这种病态的爱便是由寡妇文化道德所造成。寡妇文化道德不仅葬送了汪母、焦母的青春幸福，而且毁灭了儿子和儿媳的爱情婚姻与青春生命。

第三，批判家族本位观念是巴金、曹禺家庭文学的另一文化内蕴。“所谓家族本位，实则是一种以上下尊卑等级森严的礼教秩序为定位的传统人格意识，它把家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把维护家族统治秩序看得高于一切，人只能在家族结构中的应有位置上扮演自己的角色，尽自己的职责和义务，人的自我就迷失在这样一种对家族网络结构的认同中。”^[9]简单地说，也就是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对自己家庭所归属的家族负有责任与义务，相当于人们常说的“光宗耀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有罪,连及家族”，这样的观念使得每个家庭成员不得不围绕“家庭”这一中心，以致于个人的价值和尊严、个性、国家、民族的利益都处于服从地位了。巴金《家》中觉新就是一位家族本位者，他以家族为本位去承受家长专制统治。为了家庭的稳定、和谐与宁静，自己的个性、理想、爱情甚至于妻子的生命都能够牺牲掉。同样的，《雷雨》中的周朴园也是一位家族本位者，他抛弃侍萍并不仅仅是喜新厌旧，而是为了维护有地位有秩序的“家”。对蘩漪的虐待，对儿子的专横也是为了家庭秩序不遭破坏。因此，觉新、周朴园其实都是家族本位观念的牺牲者，而耐人寻味的是，他们自己并未意识到这一点，这便加深了他们的悲剧意味。

家庭和社会是互为区别又互为联系的，中国家庭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根本。家庭文化对人的影响表现在方方面面，性格、气质、情感、心态以及行为方式、思维方式都会受到家庭文化的熏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研究巴金、曹禺的家庭文学对批判传统文化劣质方面具有深远的意义。

结语

巴金、曹禺的家庭文学作品以家庭为中心结构，注重矛盾冲突，使作品具有悲剧美，从而表达出作家对封建旧家庭的强烈批判和对家庭中的血缘亲情的留恋这样一种复杂矛盾的感情，透视出批判家长专制权威和家族本位观念与对否定寡妇文化道德的家庭文化内蕴。

参考文献

[1] 王兆胜 ：《鲁迅、巴金、曹禺家庭文学比较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5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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