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寂深渊》的女性主义解读

 2022-01-20 00:06:31

论文总字数:11080字

目 录

1 引言 5

2 身份的困惑与焦虑 5

2.1身体的困惑 5

2.2身份的焦虑 6

3 女性意识的觉醒和艰难的“自我建构” 7

3.1自我建构的复杂性 7

3.2女性意识觉醒的时代局限性 8

4 男权社会下“性倒错者”的命运 9

4.1男权社会的专制和宗教的束缚 9

4.2自我牺牲完成救赎 10

5 结语 11

参考文献 11

致谢 13

《孤寂深渊》的女性主义解读

吴国安

,China

Abstract: As a lesbian,Radclyffe Hall created the first public lesbian image Stephen Gordon in her autobiographical works The Well of Loneliness in the 20th century British society.The works helped the silent group——women homosexuality sent out their own voice and appeal at that time .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ain the feminist interpretation of Hall's works, analyze the difficult process of Stephen's quest for identity and the causes of her tragedy, and point out the progres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The Well of Loneliness at that time .

Key words: The Well of Loneliness;lesbian;feminist criticism

1 引言

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西方女权运动在文化和文学方面的重大成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以性别和社会性别为基础出发点,致力于探索女性在历史、文学、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本原因,探讨性别和文本的关联,从而从文学的角度对性别歧视进行批判。[1]

拉德克利夫·霍尔(Radclyffe Hall),英国现代著名女诗人、作家。其1928年出版的作品《孤寂深渊》被誉为“女同性恋小说的圣经”,小说通过主人公斯蒂芬·戈登与三位女性的情感纠葛展示了一位女同性恋者在当时所处环境下的孤独与寂寞,透露出作者试图向当时性科学靠拢以得到世人理解的愿望。霍尔在这部书中通过主人公成长中面临的种种困境,一步步让人意识到社会对于同性恋根深蒂固的偏见和压迫。以下将详细论述小说中所蕴含的女性主义思想和其所具有的时代特点。

2 身份的困惑与焦虑

2.1身体的困惑

小说中的主人公斯蒂芬从出生就显示出与常人的不同之处:她的母亲结婚十年左右才怀孕,一心以为生的会是一个男孩,结果却生了一个“屁股窄、肩膀宽、小蝌蚪似的”[2]女婴,即便是个女孩,他的父亲菲利浦也坚持要给孩子取名为男孩的名字斯蒂芬。刚出生的小斯蒂芬不仅体格上像个男孩,也因为父母的期望,被赋予了男性的名字。在斯蒂芬看来,父母给了她类似男性的阳刚、强壮的体性,又给了她男性的名字,唯独没有给她男性的生理特征,这样一来,她就不能不感到困惑,而由于她那么迫切的想成为一个男子汉、一个大英雄,就更不能不使她感到焦虑。从她出生开始,她的父母就对她有一种矛盾心理,菲利浦一心爱着斯蒂芬,这爱里却多少有着近似怜悯的成分。而她的母亲安娜对斯蒂芬的情感则颇为复杂,她们母女没有理由的互相疏远,安娜甚至对女儿有敌视的成分,她对父女如此的相像有着近乎愤怒般的敌意,同时又被自己的这股隐秘的情感折磨的痛不欲生。总之,在这样的环境下,虽然斯蒂芬衣食无忧,却时常感到困惑,以及难以名状的焦虑。

斯蒂芬打小就不喜欢女孩的衣饰,而特别喜爱骑马、狩猎、击剑等那时多为男性热衷的运动,她一心想象自己是一位大英雄,她和女仆说:“我一定是个男孩儿,因为我觉得我完全和男孩儿一样。”[2]她的所作所为远胜过大部分的男性,无论是骑马还是击剑,她都展现出与生俱来的热情和天赋。总之,她聪明而又富有勇气,身体既灵活又有力量,她自己也向往男孩子的种种特权,所以斯蒂芬有时会问:“你觉得,要是我拼命地想——或者祈祷,我能变成男性吗,父亲?”[2]对于女儿这种幼时的困惑,菲利浦总是温柔的回应,告诉她总有一天她会喜欢女孩美丽的衣裙的。尽管菲利浦爵士对斯蒂芬的关怀无微不至,在发现了她的特别之处后,却由于缺乏勇气而始终也没有告诉过她真相,因此斯蒂芬童年的困惑,从未得到解答过。相对于斯蒂芬父亲菲利普爵士的开明,斯蒂芬的母亲安娜则显得较为顽固,她希望她的女儿成为典型的淑女,跻身于上流社会。安娜自身是一位始终优雅得体的贵妇形象,她的思想观念传统而略显呆板,她希望斯蒂芬成为一个规规矩矩的上流社会的大家闺秀,所以不希望她学习击剑,她和斯蒂芬在衣着打扮上也有很多争执,而且安娜对于斯蒂芬的强壮也有意见。总之,她对斯蒂芬的种种不够女性化的倾向都是抵触的,甚至会强烈的反对。然而斯蒂芬由于自己的天性使然,不能不和她的母亲产生冲突。斯蒂芬从出生起就对女孩子的种种活动毫无兴趣,她不喜欢玩娃娃,也不喜欢和女孩子们玩过家家。相反,她嫉妒男孩的权利:靴子,制服,短发,足球和板球,她妒忌男孩子生活的特权,她的力气比男孩子还大,但是她却不能理所当然的表现它们,因为作为一个女性,社会对她的期待是与男性相反的——女孩子被要求是柔弱的、矜持的、优雅的、少食的,不然就会受到嘲讽,然而斯蒂芬没有妥协,她知道自己浑身充满力量,也根本不打算隐藏它们。她在对待邻居安吉姆家外强中干的男孩子罗吉时,毫不退缩,在各种男孩子的比赛活动中把他打败,却因为罗吉借口不和女孩子打架而未能保全母亲的体面,这些令她时刻感到伤心、郁闷的事情,都被她认为是由于她不是一个男孩子所造成的,她的内心被束缚在这具“女性”身体里,令她感到无解般的困惑。

2.2身份的焦虑

除了身体上的困惑,更令斯蒂芬感到迷惘的是她那幼小身体里心灵的疑惑,她有很多的问题,但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为她做出解答,而尤其使她发生精神嬗变的是两段对于异性恋女子的单恋:第一次,在爱上仆人柯汀丝后她仿佛短暂的进入了一个美妙的境地,柯汀丝的一个笑、一个吻会让她高兴的仿佛到了九霄云外。她为了柯汀丝的膝盖骨囊炎而狂热的祷告,祈求主让她代替柯汀丝得上此病,但是最终她发现柯汀丝与男仆亲热,这件事彻底惹怒了她,在她向父亲坦白了这件事后她心理上的迷惘达到了顶峰,这是她第一次心理危机,她意识到她喜欢的是女人——至少是喜欢柯汀丝,由于这一阶段她年龄的幼小和家庭的庇护,没有让她这一“性倒错者”过早的暴露在异性恋的声讨声下,因此此时她的迷惘是一种自然的、先天的,没有太多人为的、社会建构的因素在里面,她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不正常的”、不容于社会的,他的父亲也选择了向她隐瞒了她的“性倒错者”的身份,至死也没有告诉她。第二次斯蒂芬爱上了伯明翰巨富克罗兹比的妻子,克罗兹比家庭名声很坏,但斯蒂芬对此不屑一顾,她义无反顾的去爱这个只是把她当作排遣寂寞的工具的女人,在发现自己得不到她的情人安吉拉的爱的时候,她首先是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了痛恨,她把她的这副躯体看做是她精神上一副令人畏惧的枷锁。[2]

除了以上两次爱上同性的经历,还有一次造成她心灵的震颤的是因为被马丁求婚而产生厌恶(对友谊变成爱情的恐惧和厌恶)。十八岁时,她和朋友马丁意气相投,互相喜欢,然而当马丁向她求婚之际,她却仿佛遭到了侮辱,对此她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厌恶和惶恐。她不明白她自己究竟是什么人,她去问自己的父亲。而知道真相的父亲却没有告诉她事实,他独自承受女儿“性倒错者”身份所带给他的心理压力直至他意外死亡。

出于身体的困惑和心理上的迷惘,斯蒂芬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焦虑。一方面,她已经清楚自己爱同性这一事实,而另一方面,她不仅面对着社会的压力,更跨越不了自己内心的障碍,因为爱同性这一事实违背了她的基督教信仰,同性恋在上帝眼中是有罪的,她对自己的存在感觉羞愧惶恐,让她的母亲感到“恶心”,但她无法改变自己天生的同性恋倾向。至此,她清晰的对自己在这个社会上存在的身份产生了焦虑。

3 女性意识的觉醒和艰难的“自我建构”

3.1自我建构的复杂性

斯蒂芬的性别觉醒不是一蹴而就的,她在觉醒的过程中遍体鳞伤,从柯汀丝的离开到安吉拉的背叛,都给斯蒂芬以巨大的震动,特别是安吉拉的背叛,造成斯蒂芬和母亲安娜断绝关系,这都让她重新思索她存在的意义和方式。

尽管斯蒂芬多数都处在一种强烈的对自我不满的情绪下,但有时候斯蒂芬私下里也会暗自思索,她有时候也觉得自己纯属无事生非,自寻烦扰;她认为自己完全配得上他人的感情和友谊,而且拥有人类真正的兴趣喜好。[2]她试图重新依靠自己来追寻现世的幸福,这可以说是本书作者霍尔亲身思考过的问题,但在霍尔生活的那个年代,女同性恋还不知道如何来称呼自己,如何来界定自己,于是她们跟从当时医学界的判定把自己称为“性倒错者”。在这一定义下,斯蒂芬的所作所为也就不难理解了。

首先是斯蒂芬对于自我的看法和要求,她一直希望自己是个男人,为此她尽了她能做的最大努力,无论是从服装上还是从各种活动中,她表现出来的完全是社会上所谓的“男性气质”,她希望借此能够成为“男儿身”,也就是改变所谓的“生理性别”,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认为在身体是自在的,在未被社会所影响之前,没有所谓的性别意识一说,性别不过是可以被重复、正在被重复的一种行为、一种风格。[3]从这个角度看斯蒂芬的“男性化”的自我意识不过是一种长时间的自我暗示,她并不是一个如她自己所认为的那样被困在女人身体里的“男人”。书中和斯蒂芬截然相反的形象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她是邻居安垂姆家的女儿维奥赖丽,“维奥赖丽已经有女人样了;她爱布娃娃,不过并不像她装的那么爱。”[2]这里可以看出,维奥赖丽为了成为世人眼中的女人和斯蒂芬为了成为世人眼中的男人的做法是大同小异的,那就是她们的行为本质上都是一种自我建构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斯蒂芬的一切试图成为男士的举动不具有颠覆性的意义,因为她的努力始终停留在性别表面而没有深入到性别的本质,她认为正如同性别天生一样,生来就是女性的人注定了她的审美、她的喜好乃至她的穿衣习惯,所以她认为自身所具备的诸如穿着和行为上的男性化就意味着她自然而然的对女性的爱。在她看来,服装的意义简直超过了自我本身:“因为她一穿上安娜让她穿的衣服,她的一切骄傲就都没有了;在这种时候,衣服对她的影响很大:让她充满信心,或者丧失信心。”[2]服装对她的影响尚且如此之大,更不用说社会的方方面面了,在经历了种种困惑、思索、种种嘲笑之后,斯蒂芬艰难的完成了“自我建构”,这种“自我建构”显示了作者霍尔对当时性倒错理论的执着,也揭示了当时学界对性征、性别、性向的理解含混而不精确,且有自相矛盾之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这一划分过于简单化的缺点已经暴露无遗,小说中的主人公斯蒂芬置身在这不明所以的性别话语中深感绝望,她固然可以穿着男性的服饰乔装成男性,并且希望社会把她看作是一个“性倒错者”。但是,斯蒂芬的服饰不能改变她天生的生理特征,她的身体仍然无法融入异性恋规范中,于是她感到痛苦异常,她十分相信性别二元论的这种框架构造,即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一致性,但她并不能在这个框架下为所谓的“性倒错者”开拓出一片属于他们自己的空间,最终成为被性别二元对立论包围攻击的“不男不女”的边缘人物。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女性主义的重要流派之一——女同性恋女性主义,女同性恋女性主义也认为异性恋的婚姻制度导致了女性的被压迫状况,女同性恋并不是像社会上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不正常的、病态的身份,而是属于一种被女人自己认同的女人。对她们而言,女性间的相互认同能摆脱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及其对应价值观对于女性的塑造和约束,包括从出生伊始就存在的“询唤”(interpellation)、权力话语通过对规范的反复施加,使得女孩一步步的被“女孩化”(girled),[6]从而产生一系列对于女性尤其是女同性恋的刻板印象和性别歧视。因此,女同性恋者反对异性婚姻制度是在反对异性恋婚姻制度对女性生活的改造、男性价值观对女性的约束和限制,不过现实生活中,异性恋主宰了几乎包括婚恋、工作等一系列的社会生活活动,彰显了不可动摇的霸权地位,这使得女同性恋在社会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除此之外,女同性恋在同性恋群体中也处于边缘化的位置,这也引发了女同性恋离开了同性恋组织而走向女性主义为女性、女同性恋争取权利。反观斯蒂芬对于异性恋婚姻的态度不难看出,那是一种早期的、出于当时先进的科学文化下的“性倒错者”的观点,在这种观点下,女同性恋的“自我建构”必然是艰难的,完成自我的身份认同也注定是一个充满疑惑和艰辛的历程,并且注定是不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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